2018年暮春，北京東單清晨六點半的空氣還帶著涼意，協和醫院住院部的樓道里卻已傳來腳步聲。護士抬頭一看，白大褂上的銘牌閃了一下——孫燕。那一年，他89歲。對年輕醫生說的第一句話只有五個字：“病歷帶了嗎？”這句短促的話并不客氣，卻是日復一日的常態。誰能想到，這位老先生與腫瘤纏斗了近70年，依舊保持著軍人般的節奏。

時間撥回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20歲的孫燕在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完成預科課程后北上。1951年，他進入北京協和醫學院，恰逢全國大規模院校調整，醫學教育資源集中，他得以接觸世界前沿的解剖學與藥理學。與此同時，他參軍入伍，身份多了“解放軍軍醫”這條標簽。

1959年9月，剛滿30歲的孫燕被調入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兩位院長吳恒興、李冰交給他一句話：“腫瘤內科空白，想辦法做起來。”資源只有5張病床、4種藥物。外人覺得條件寒酸，孫燕卻說：“夠了，先把病人救下來。”

1960年，北京迎來一場罕見的沙塵暴，醫院窗戶關得嚴嚴實實，病區里卻異常忙碌。孫燕帶隊試用氨甲喋呤聯合環磷酰胺治療白血病和淋巴瘤，療效達到同期國際報道的60%以上。這組數據兩年后在莫斯科第八屆國際腫瘤大會公布，引得會場一片低聲討論，中國腫瘤研究首次在國際大會上發聲。

科研之余，孫燕的行軍包里始終放著一本《本草綱目》縮印本。他對同事說：“西藥像步槍，中藥像匕首，各有殺招，別丟了先輩的武器。”1970年代，他開始嘗試中西醫聯合方案，一些晚期肺癌患者因為加用清熱解毒方，骨髓抑制出現率下降近三分之一。

1979年6月，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批訪美學者名單里有孫燕。賓夕法尼亞大學給他提供客座教授席位和4萬美元年薪。在實驗室，他每天待到凌晨，卻婉拒了留下的邀請。臨行前，美國導師問：“為什么走？”孫燕笑道：“孩子放學了，該回家了。”9月，他帶回新的化療配方和冷凍保存技術，落地后立刻進病房改造中央藥房。

1980年5月，他站上美國臨床腫瘤學會年會的講臺。10分鐘報告結束，提問持續兩個小時。有意思的是，一名法國學者問：“中國的統計數據可靠嗎？”孫燕摘下眼鏡反問：“不可靠，為何存活率能在你們期刊審過？”會場笑聲四起，氣氛頓時緩和。

1993年，一封來自臺北的快信擺在他的辦公桌上。信里懇求他為一例晚期食管癌患者設計方案。病歷翻到最后一頁，署名寫著“蔣孝勇”。孫燕僅作片刻停頓，隨即提筆寫下“二氧嘧啶+順鉑周療+參麥注射液”六行字。3個月后，患者體重回升4公斤，便提出到北京復診。病房走廊盡頭，蔣孝勇輕聲說：“孫教授，謝謝您。”孫燕輕聲回一句：“病好了再謝也不遲。”

對外界而言，孫燕是名醫；對同事而言，他是“走動的鬧鐘”。年輕醫生常被半夜叫起來補數據。有人抱怨，他卻端著保溫杯回一句：“搶時間救命，值。”口氣不重，分量卻夠。

多年奔波，孫燕依然保持每周出診兩次，步行往返住院樓。有人遞車鑰匙，他擺手：“腿還在，別慣壞了。”他身高1米80，體重84公斤，總嚷嚷自己胖，午餐只吃七分飽。遇到鹵煮火燒，他只夾一塊肺片，轉身離席。

戒煙酒是鐵規矩。孫燕說吸煙者不僅害己還害人，二手煙患者的肺癌切片他看得多了，不忍再見。至于酒，“研究藥物致癌機制夠了，不想再加一項酒精”。

對防癌話題，他提出五句話：

1.體重不過度，餓著比撐著好；

2.每年兩次體檢，不嫌麻煩；

3.遠離煙酒，別和腫瘤開玩笑；

4.三分肉七分菜，紅肉少吃；

5.走路替代開車，心跳快一點。

這些話不復雜，卻是他70年臨床經驗的壓縮包。

孫燕先后主持或參與21部論著，發表論文300余篇。眼下，協和腫瘤內科已由當初5張床擴展到300余張。年輕人問他成功秘訣，他抬抬眉：“三件事，讀書，守夜，盯病人。”語氣平實，沒有戲劇化的高潮，卻正是醫學的真實節奏。

2023年秋，孫燕在門診示教時突然停下腳步，盯著墻上一張1970年代的黑白合影。照片里的人大多已作古，他輕聲嘆道：“要把剩下的路替他們走完。”走出病區，他依舊選擇樓梯，步伐不快，卻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