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文︱邱立本
香港電影的戲劇化反思，映照殘酷現實的戲劇化對決。二零一九年“港獨”勢力滿城風雨，但民間中華勢力奮起，挽狂瀾于既倒，抗擊戀殖心結，守住主權，也守住中華民族尊嚴。
電影作品的戲劇化想象，往往映照現實的戲劇化轉折。香港電影《寒戰一九九四》揭開九七回歸前后，香港社會存在一股不容忽視的戀殖情結。這不僅是警隊和政府部門，許多的精英階層，都親身經歷殖民地最后歲月的“富裕與寬松”。港英逐步消除早期對華人的歧視，放寬華人進入高級公務員行列、改善福利制度，讓這一代人感受到“殖民下的繁榮”。他們將回歸前十年視為“黃金時代”。
這種心理在當時中文媒體上凝結成一個關鍵詞——“九七大限”。媒體不斷渲染“回歸即死亡”的論調，預言香港將失去自由、法治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變成“普通中國城市”。部分人相信，英國殖民統治帶來了現代化，而回歸意味著“倒退”。
與此同時，美國《財富雜志》（Fortune Magazine）一九九五年刊登封面故事“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由記者Louis Kraar執筆，預言回歸后香港將“衰落乃至死亡”。當然，這位記者沒看到香港的“死亡”，卻自己先于二零零六年在紐約心臟病去世，成為歷史的諷刺。
然而，香港民間社會的中華民族情結從未缺席，且力量強勁，足以抗衡戀殖心態。五六十年代，新儒家學者唐君毅、錢穆等人在香港創辦新亞學院，呼喚飄遠了的中華文化，提出“花果飄零，靈根自植”，指出需在時代動蕩中重建文化主體性，守住精神根脈，唐君毅的作品《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受到知識界的重視。錢穆的《國史大綱》，則強調中國人對本國歷史與文化要有一種溫情與敬意，成為香港“民間中華”的文化底色。
后來香港掀起“中文合法化運動”。當時殖民政府以英文為唯一官方語言，大專學生與社運人士發起游行、罷課，強調中文應與英文并列官方語言，背后是強烈的民族尊嚴訴求。
一九七零年代，“保釣運動”更將中華民族主義推向高潮。一九七一年，日本企圖將釣魚臺列嶼納入版圖，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學生率先發起大規模示威，沖擊日本領事館。許多參與者后來成為社運骨干，他們的中華情結根植于歷史記憶：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香港民間從未忘記自己是中華兒女。這些運動與精英圈的戀殖心態形成鮮明對比。
二零一九年“港獨”勢力上升，借民主之名搞分裂主義，滿城風雨，但民間中華的勢力奮起，挽狂瀾于既倒，力頂逆流，抗擊戀殖，最終守住主權，也守住中華民族的尊嚴。
香港電影的戲劇化反思，也映照殘酷現實的戲劇化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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