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35年蔣介石下令炸毀瀘定橋，劉文輝卻沒有執行，坦言自己并不是不愿而是不敢炸掉！
1705年春，康定城外的大渡河上橫空架起十三根巨索，一座長一百來米的鐵索橋由此誕生，后來它被稱作瀘定橋，成為川滇入藏的唯一陸路咽喉。
瀘定橋下水勢湍急，枯水期尚可驢馬往來，豐水季卻是滔江翻浪。誰握住這座橋，誰就能控制西康與成都之間的糧道、鹽道，也就握有了對四川腹地說“不”的底氣。
到了20世紀初，四川軍閥林立。1895年出生的大邑少年劉文輝，十三歲就背著書箱投考成都陸軍小學，考卷上寫下“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的狂句，當時沒人料到此子會在西康扎穩腳跟。
保定軍校結業后，他在叔父劉湘的舉薦下步步高升：先是第9師師長，接著24軍軍長，再到1929年出任四川省主席，手握兵、財、政，一時風頭無兩。
好景不長。1932年，劉湘與南京勾連，雙方在川西開戰，史稱“二劉大戰”。三十余萬鄉勇陷入膠著，彈藥聲震裂山谷。不到一年，劉文輝敗退雅安，四川盆地大局旁落，他只得轉向西康，重新經營。
西康的山道盤旋，藏漢雜居，鹽井與茶馬互市是命脈。劉文輝清楚：如果失了瀘定橋，雅安與康定瞬間失去聯系，雄心化作空談。于是他修公路，辦學校，甚至寫下《建設新西康十講》，想把這塊偏遠之地鍛造成穩固的后方。
1935年5月，中央紅軍沿大渡河北上，蔣介石電令劉文輝：“炸橋，堵江！”電文語氣不容商量。這條命令把劉文輝逼到墻角——炸與不炸，都是險棋。
有意思的是，劉文輝沒有立刻點火。他只命工匠拆掉木板，留下裸露的鐵索，并調來兩個營駐守橋頭。“能擋就擋，真擋不住，也算盡力。”有人聞言皺眉，他淡淡補一句：“橋毀了，咱怎么辦？”
三條算計浮在腦海：一是橋毀則西康咽喉斷裂，鹽茶稅源立刻枯竭；二是大渡河本就是天然屏障，守不住橋炸也難保西岸；三是蔣介石屢屢借剿共削藩，今天讓炸橋，明日也許就是要劉家軍的命。
正因為這番權衡，瀘定橋得以留住最后的希望。25日夜，風雨呼嘯中，紅軍二十二勇士踏索而來，槍聲、吶喊震破山谷。翌晨，紅旗插上橋頭。大渡河險局被一舉沖破，“石達開悲歌”未能重演。
事后，重慶方面斥責聲不斷。劉文輝卻以“炮火不足、橋已損毀、敵勢兇猛”敷衍了事。外界揣度他暗助紅軍，他只是笑笑，從不辯解。地方軍閥的真實心思，往往與外界的臆測隔著層霧。
抗戰爆發后，西南成后方。1942年2月的一天，重慶嘉陵江畔，周恩來輕聲對劉文輝說：“局勢終有變數，先生宜作長久之計。”劉文輝抿茶未語，只點頭。兩個月后，他的親信王少春帶著電臺潛入雅安，八年間源源不斷把“紅色參考”送到康定府衙。
進入1949年，北線已決，西南成為最后戰場。蔣介石調張群、胡宗南入川，欲借外援清洗地方勢力。劉文輝病中聞訊，自嘲“墻倒眾人推”。11月深夜，他扶著兩名隨從，從成都北門殘垣翻出，直奔彭縣。
12月9日，電報聲劃破寒夜，他與鄧錫侯、潘文華聯名通電，宣布川康起義。胡宗南部隊趕到成都，只撿到一座被翻遍的公館，墻角埋好的炸藥來不及點燃。
隨后數年，劉文輝受命出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1959年調北京掌管林業部，常說一句話：“山河完整，橋就值得留下。”1976年6月24日，這位舊川軍頭領在北京病逝，終年81歲。瀘定橋依舊橫跨江上，鐵索被風聲磨得發亮，仿佛在提醒后來人：一座橋，能改變的，不止一次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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