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行走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街頭，會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

那就是，俄羅斯的街頭很少見“黑人”，甚至比我國的比例還低，與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據多方統計，當前俄羅斯1.4億人口中，長期定居的黑人不足數萬人，占比不到0.05%。

而法國、英國等國家的黑人占比約15%，尤其是法國，足球運動員的黑人比例極高，幾乎成了非洲友人的比賽了。

那么，同樣是歐洲國家，為何俄羅斯的黑人那么少，是俄羅斯可以的“敬而遠之”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溯到60多年前那個特殊的年代：冷戰正酣的1960年代，以及那場震動世界的“紅場事件”。

赫魯曉夫的“非洲留學生計劃”

上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非洲獨立運動風起云涌。

美蘇兩大陣營為爭奪所謂的“新大陸”的影響力，開始展開激烈的心理戰與輿論戰。

當時蘇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一方面想提高蘇聯的國際影響力，另一方面也為了獲得更多的擁護者和國家，赫魯曉夫雄心勃勃地提出了“非洲留學生計劃”。

當時在赫魯曉夫看來，能來蘇聯留學的非洲留學生，不是家境殷實，就是非富即貴，反正都是社會精英階層。

他們來蘇聯留學回國后，將成為親蘇的社會精英，將為蘇聯在非洲大陸鋪就影響力網絡。

于是當時蘇聯提出，所有的非洲留學生來蘇聯留學均免除學費、報銷往返機票，更給予每人每月90盧布的生活補貼。

要知道當時的90盧布，相當于蘇聯普通工人工資的兩倍以上，是本地大學生補貼的3倍。

此外，蘇聯還特意為他們配備了條件優越的獨立宿舍，甚至安排了“學伴”制度幫助其適應生活。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很快現實證明，那種依靠行政力量與物質優待強行撮合的“友誼”，根本不長久；加之文化鴻溝的復雜性，最終導致了嚴重的沖突。

話說，那些家境本就不錯的非洲青年，在拿上蘇聯豐厚的補貼后，一下子搖身一變成了“高富帥”了。

他們購買著當時蘇聯人都很稀缺的進口消費品，出入高級場所，在物質生活上享受著“超國民待遇”。

另外，蘇聯本身男女比例失衡，部分非洲留學生十分熱衷于與當地女青年交往，那樣的行為直接引發了蘇聯青年的強烈不滿。

酗酒、斗毆等沖突時有發生，雙方矛盾逐漸從校園蔓延至社會。

到后來甚至出現了出租車司機拒載、民眾言語攻擊等現象，而那時，警方在處理糾紛時往往偏袒本國公民，使得非洲留學生感到被歧視與孤立。

除此之外，在巨大的福利面前，部分留學生并非真正渴求知識，而是將留學視為獲取物質利益的途徑。

學業上的懈怠與行為上的放縱，讓蘇聯民間的反感日益加深，在很多民眾看來，赫魯曉夫的那一做法是在消耗蘇聯的社會資源。

埃德蒙之死與紅場示wei

時間來到1963年12月13日，事態急劇惡化。

當時有一名叫做“埃德蒙·阿沙爾·阿多”的加納留學生意外死亡了，尸體被拋棄在莫斯科北郊的一處垃圾場。

后來蘇聯法醫鑒定的結果是“醉酒摔傷后露天凍死”，但對于法醫的結論，非洲留學生群體卻不愿接受，他們堅稱是被蘇聯種族主義分子毆打致死的。

為此，到了12月18日，數百名非洲留學生涌入莫斯科紅場，高舉標語，舉行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當時美蘇處于冷戰時期，歐美等西方媒體看到蘇聯這一事件后，許多媒體開始對非洲留學生進行采訪，以至于將事件推向了國際輿論場。

在巨大的國際壓力下，蘇聯的“紅場事件”讓蘇聯當局陷入大奧極度難堪。

原本旨在展示“反種族主義”大旗的留學生計劃，反而成為西方攻擊蘇聯“人權記錄”的彈藥。

赫魯曉夫十分震怒，他根本沒想到原本的計劃會走向這樣一個結局。

紅場事件后，蘇聯政府的態度發生了180度轉變。

官方迅速解散了非洲留學生自治組織，取消了高額補貼等“超國民待遇”，加強了對留學生的學業考核與日常監控。

部分參與事件的學生被遣返回國，各校對留學生的管理驟然收緊。

甚至有學校規定，與非洲留學生交往的蘇聯女青年也將面臨開除學籍的處分。

與此同時，蘇聯民間對黑人的敵意被進一步釋放。

1965年，沃羅涅日等地甚至出現蘇聯學生集會高喊“私xing處死黑人”的極端口號。

非洲留學生一下子從“座上賓”淪為“過街老鼠”，曾經的“蜜月期”徹底終結。

1991年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繼承了那套“被坑怕了”的謹慎邏輯，對于外國留學生的審核非常之嚴苛。

即便俄羅斯地廣人稀，需要的大量的移民，但是考慮到此前的歷史事件，讓其始終對外部世界保持高度戒備。

據悉，如今要想去俄羅斯留學，需要經過復雜的入籍審核（包括語言考試、收入證明、無犯罪記錄等），一項項要求讓非洲移民望而卻步。

可以說，俄羅斯街頭黑人稀少，并非簡單的“種族歧視”或“歷史教訓”所能概括。

它是冷戰地緣政zhi的產物，是文化沖突的代價，也是移民政策選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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