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海章先生（左）指導吳承學（右）

這是一篇回憶文章，既是回憶人的點滴，也是回憶那個時代。文中說：“這就是我們所處的年代，一個讓人覺得生逢其時的年代。它充滿善意和關懷，充滿包容和理解，充滿機會和希望。”看著始終陪伴在身邊的那個人，仿佛那個時代還近在眼前。

文 | 江藝平

半年前，吳承學的學生開始籌劃一件事，為老師七十歲榮休出一本書。想想我們夫妻結伴而行，不覺已步入古稀，不由想到被改動過的一句詞：人生若如初見。

想到這句詞，是覺得它頗契合一路走來的吳承學。

我們大學相識，畢業結婚，正值改革開放之初。能夠在好的年代遇見對的彼此，當然是人生最好的初見。只是完全沒料到，一個好時代，會給平凡的人們帶去怎樣的造化。

結婚之初，吳承學讀研究生，我下記者站。兒子快出生時我調回廣州，我們在報社大院有了自己的家，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小房子。四十多年前，市面上還沒有嬰兒用的“尿不濕”，我們撕了舊被單做尿布，遇到濕冷天，尿布全靠綁在蜂窩煤爐外沿來烘干。一九九〇年，報社從東風東路搬到廣州大道中。我們一家三口隨之搬家，住進三室一廳。這一年，吳承學從復旦大學博士畢業，回到中大當老師。

吳承學一直感念在報社大院住過的十七年。能夠擁有一間安靜書房，在二十世紀末，足以讓潛心學問的年輕人心無旁騖了。

吳承學和我都曾經用筆名寫作。當年報紙盛行針砭時弊，我寫時評署名“舒黔”，隱含為百姓（黔首）說話的意思，也隱藏一點小心思，舒黔諧音書錢，寫時評掙的稿費，都給了吳承學買書。而吳承學早年寫文章，包括投給《文學遺產》的，大都署名“吳觀瀾”。吳承學說，他的筆名取自孟子的“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我后來覺得，以吳承學一輩子對中國古代文體學的執著堅持，他的筆名似乎更對應《文心雕龍·序志》“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面對浩瀚典籍，立下“索源”之心，應該就是那時的初心吧。

“吳觀瀾”的文章并不長，投出去都能被采用。八十年代讀碩士，讀博士，高校并無發C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要求。吳承學埋頭讀書，用筆名寫了七八年讀書札記和學術隨筆。現在讀研究生，已經無法想象那時的從容。

誠然，想在學術名刊發論文，無藉藉之名者，那時也不易。博士讀到第二年，吳承學寫出第一篇萬字論文《關于唐詩分期的幾個問題》，實名投給《文學遺產》，審稿卻通不過。這時候，陶文鵬先生出現了。

我一直覺得，上天對吳承學何其眷顧，“觀瀾求索”長路漫漫，總能遇到最好的老師，最好的編輯。讀本科，遇見盧叔度先生；讀碩士，遇見黃海章、邱世友先生；讀博士，遇見王運熙先生。當他投出第一篇長篇學術論文時，遇見了陶文鵬先生。

陶文鵬“救活”論文的事，吳承學全然不知情。《關于唐詩分期的幾個問題》在一九八九年第三期《文學遺產》刊出時，他正在趕寫博士畢業論文，不由得信心大增，遂從畢業論文中挑出《江山之助》一章投給《文學評論》，很快也在一九九〇年第二期《文學評論》發表了，從此一發不可收。

二十多年后，已經卸任《文學遺產》主編的陶文鵬寫回憶文章，我才知道吳承學第一篇論文“起死回生”的事。陶文鵬在《我的編輯生涯》一文中寫道：

我是1988年12月從文學所古代室調到編輯部工作的。上班沒多久，就見到一篇題為《關于唐詩分期的幾個問題》的文章，作者吳承學，當時正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攻讀博士學位，審稿箋上已寫明“此文不用”，但我對文章的論題很感興趣。等忙完手頭上的事，我便仔細閱讀。我認為作者對傳統四唐說的精神、內涵、優點、缺陷的認識深刻獨到，對當時一些學者提出的新的唐詩分期法的批評也有理有據。作者有理論功底，思路清晰，分析辯證細致，行文精練流暢，是一篇好文章，應當發表。于是，我寫了近千字的審稿意見，連同文章一起送請主編徐公持定奪。徐先生閱后批示：“同意陶說，此文應予發表。”此文發表在1989年第3期。這以后，直到2008年，吳承學先生幾乎每年都給《文學遺產》投寄一篇文章，篇篇都被采用，可謂彈無虛發。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陶文鵬先生來廣州開會，我們第一次見他，在報社旁邊小飯店一起吃飯。那時他正值壯年，面容清癯，目光炯然。因為我在報社工作，飯桌上他更多在談論時事，有一種直言快語的犀利，卻只字不提吳承學第一篇論文發表經過。那次見面，我和承學感覺他親切如兄長。隨著年歲增長，越發覺得他對承學治學之路的關切更勝兄長。

我沒有見過《文學評論》的胡明先生，只因聽吳承學屢屢說起，就有一種“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印象。一九九〇年，吳承學在《文學評論》發表《江山之助》，是胡明先生編發的。七年后，《江山之助》獲得《文學評論》“1990年至1996年優秀論文獎”。吳承學赴京領獎，才真正見到自己的責任編輯。后來胡明擔任《文學評論》常務副主編，主持編輯部工作，仍十分關心吳承學的學術進展。三十多年來，他們一直保持淡淡的君子之交，卻有著深厚的學術情誼。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一日，胡明先生與世長辭，吳承學悲慟不已。二〇〇六年，吳承學入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第一個長江學者，胡明先生是力薦他的評委。輾轉看到二十年前那份“高等學校特聘、講座教授候選人專家評審意見表”，看著滿滿一頁紙的熟悉筆跡和熱情評語，吳承學幾欲落淚，胡明生前并沒有和他講過這件事。

吳承學參加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受聘儀式

胡明先生去世后，他的女兒在公眾號“一顆清亮的大星”陸續刊布父親未發表過的詩文，這里成為不少人寄托思念的地方。人們懷念這位富有才華的詩人、學者、編輯。他如同清亮的大星，不炫耀自己的光芒，卻照亮了許多人的才華。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年代，一個讓人覺得生逢其時的年代。它充滿善意和關懷，充滿包容和理解，充滿機會和希望。

緣于此，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我工作的報社里，幾個老編輯帶著幾個年輕人，就能夠辦出一張風行全國的報紙《南方周末》。創始人左方先生因此不無自豪地說：“我們是三流人才辦一流報紙。”后來，這張報紙被媒體同行稱作報界的“黃埔軍校”。

緣于此，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讀博士的吳承學，就對所學專業萌發另辟蹊徑之想。這種“非分之想”不但導師不以為忤，學界師友也紛紛投以期許，他才有足夠定力，在塵世紛擾中慢下來，沉下去，一生只做一件事，去完成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體系的建立——從博士論文《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到《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再到主編五卷本《中國古代文體學史》，終償所愿。

吳承學著《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中華書局，2024年

其實我不大了解吳承學研究的領域。大學時我癡迷孫犁作品，一心想當文學編輯。吳承學受飽讀詩書的父親影響，自幼熱愛古典文學。畢業后我進了報社，一輩子和文字打交道，感受文字的美，感受文字的力量，亦算得其所哉。而吳承學一輩子教書做學問，更是遂其所愿。夫妻從事不同職業，我無從評判丈夫學問深淺，但朝夕相處知其為人，直至今日，吳承學給我的感覺，依舊若如初見。

這種感覺已經和年少時彼此相悅的初見無關。它更多源自吳承學對師友情誼的篤誠，對名韁利鎖的警覺，對學問之道的敬畏。時移世易，風氣也在流變，即使自己的追求格格不入時流，吳承學依然故我。就像他在一篇文章的標題所言：“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著述之余，吳承學也寫隨筆，通常我會是第一讀者。最打動我的，是他懷念恩師的文章。在世俗眼中，這些老先生不免迂闊，活得清寂，吳承學卻敬重有加，推崇備至。雖然口頭拙于表達，但他筆頭敏捷，加上喜歡開放式寫作，寫論文常和弟子交流，也總讓弟子挑錯，寫隨筆則多半和我分享素材，若是發現關于恩師的點滴記錄，他會欣喜不已。因此我覺得，將恩師人品文品傳揚于世，他用心至極。

黃海章先生是吳承學的碩士研究生導師。一九八九年，九十高齡的海老溘然長逝，吳承學寫下第一篇追憶恩師的文章《冰壺秋月》。這篇短文記述了海老叮囑再三的韓愈名言：“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一九九一年，王運熙先生給吳承學博士論文《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一書作序，同樣寄語吳承學“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這句師訓從此高懸門庭，不斷警醒他對學術保持敬畏之心，也成為他對弟子的耳提面命。

盧叔度先生是吳承學本科論文的指導老師，也是引領吳承學進入古文獻領域的恩師。二〇二二年，盧叔度先生逝世二十六周年，適逢《名作欣賞》“本期頭條”專欄約稿，吳承學遂寫下《汪汪如萬頃之陂》以紀念恩師。盧叔度一九七九年重返講臺已六十四歲，吳承學寫這篇文章時六十六歲，人生閱歷使他對恩師理解愈加深切。盡管人事檔案管理趨嚴，第一手材料無從得見，但他下足爬梳剔抉的功夫，寫活了有傲岸風骨、有獨立人格、有任俠之氣的盧叔度。當讀到讀者留言“很遺憾出生得晚，未來得及領略民國學者風范”“文人情懷，君子氣度”“情真意切憶恩師，字里行間見悲涼”“見真情見學術史，信息量巨大”時，吳承學為之欣慰，先生精魂猶存，時光無法抹去。

邱世友先生是吳承學另一位碩士研究生導師，也是相處時間最長的恩師。在我印象中，吳承學許多場合提及邱老師，都和老師的名言有關——“念中文的，要像梅花一樣高潔，起碼也要像菊花”。二〇〇六年邱先生中風病倒，吳承學意識到要和時間賽跑，立即著手為先生編制年表。二〇〇七年先生出版《水明樓續集》，這份年表附錄在內，為邱先生留下了完整的學術記錄，也給了先生一份慰藉。

二〇一四年，王運熙先生和邱世友先生先后離世，吳承學為之神傷，寫下一句痛徹心扉的話：“自此之后，在我們的老師中，那批民國大學生已經成為絕響。”薪盡火傳，為了播揚先生們的治學精髓，就在不久前，吳承學倡導并參與了編寫“學海星槎”叢書，其中編寫王先生的書，成為他義不容辭的事。這些日子里，我最常聽到的，就是他不斷得到各地學者賜稿。他們憶述王先生的文章，不斷帶給他感動。

2003年，吳承學與王運熙夫婦在珠海

這是一種念念不忘必有回響的感動。他在網上認識一位網友。多年前這位網友曾給王先生寫信，寄去自己論文欲請先生評議，視力極差的先生親筆寫了回信。網友把信轉給了吳承學。信不長，錄于下：

我因眼視力衰弱，平時不能讀新五號體文字。尊作前此實未細讀。昨日要家人代讀，聆聽之下，覺有片面性，因此不克寫充分的肯定性評價，請諒。我仍主張劉勰對《楚辭》有褒有貶，當然以褒為主。附寄拙作一篇，于此有所闡述，供參考。

目下精力衰退，近三月來很少做文字工作。此后此類評閱之事，請要其他同志操作為荷。

順頌

秋祺

2004年9月17日

一張信箋，寥寥數語，盡顯大先生之純粹——名滿天下，卻謙和有加；謙和之中，又不失原則。多年來，恩師的溫潤寬厚，恩師的平實通達，曾無數次感動吳承學。讀到這封信，他再次被深深打動。

目送恩師們遠去的背影，意味著自己也在老去。轉眼間，五〇后一代人已步入暮年。關于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誰得到更多時代紅利，社會上有各種說法。作為“新三屆”，通過高考改變命運，是吳承學平生第一筆紅利，也是這輩子增值最大的紅利。至于我們結婚住上南方日報社福利房，之后買下中山大學房改房，則是社會變革帶來的又一筆紅利。當年全國推行房改，規定夫妻只能雙方單位擇其一，我們果斷選擇了中大。中大是吳承學安身立命之所，四季行走康樂園，成為我們這輩子最愜意的事情。

生活并不都充滿愜意。好在我們三觀一致，因此少打許多嘴仗。亦好在他心眼沒我小，偶有爭執，總是他一笑了之。只是久坐書齋之人不免有呆氣，一件事讓我捧腹至今。二〇二二年的一天，吳承學收到一條短信，稱他建行賬戶有專家津貼，余額達十萬余元。我翻找一通，確定家中并無建行存折。他連忙在微信群里咨詢眾弟子。弟子們迅速把各種可能分析推送給老師，有說偽基站釣魚的，有說電詐的，并且提醒老師千萬別回復……第二天，我和吳承學帶著身份證到銀行查證真偽。工作人員核驗后很是訝異，這個賬戶確實屬于吳承學，確實用于發放政府特殊津貼，二〇〇二年建立后就一直沒激活。作為賬戶持有人的吳承學，壓根忘記了這碼事。

這就是吳承學。他并不視錢為阿堵物，只是心思被學問占去太多，錢財之事難免忘諸腦后。

在寫這篇文章時，我屢屢想起納蘭性德一句詞“人生若只如初見”。和許多人一樣，我更喜歡“人生若如初見”。減去一個“只”字，不再糾結于生活中的遺憾和惆悵，只需記住那些曾經有過的美好初見，它們依舊溫暖如初。

本文刊登于《隨筆》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