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看山東濱海一帶的地圖，總會發現一處有意思的地方：東邊靠海，西邊連著魯南平原，南北是通往蘇北、淮海的要道。抗日戰爭最艱難的幾年里，這一片既是敵軍“掃蕩”的重災區，也是八路軍向華東伸出去的一只“手臂”。能守住這里，就能牽制住日本華中方面軍的一大片兵力。

偏偏在這樣要緊的地方，軍區的主要領導，卻在一次本來可以說不算大的接敵戰中意外犧牲。原因既不是什么“彈盡糧絕”，也不是什么“浴血鏖戰到最后一刻”，而是一匹在槍聲與火光中受驚的戰馬。

那位犧牲的指揮員，就是八路軍濱海軍區黨委書記兼政委符竹庭。多年以后，人們追查當年敵人伏擊的線索，才一點點把幕后指揮的那個人從檔案堆里揪了出來——贛榆偽警察局特高股股長馮保巖。1943年他出賣情報，換來升官；1959年他在公審臺上聽完判決，走向刑場。兩個人的命運，緊緊糾纏在一起，跨過了戰爭與和平兩種時代。

有意思的是，理解這段故事，不能只盯著個人恩怨看，更得把視線拉開一點：一邊是敵后根據地的建設與指揮員的成長，一邊是日偽情報網的滲透，以及新中國成立后對這類人物的追查與審判。

一、從江西鄉村到敵后軍區：一條“軍政一體”的成長路

如果只看最后的職務，很容易把符竹庭當成“從天而降”的高級干部。其實，他走上濱海軍區領導崗位的軌跡，帶著鮮明的時代印記。

1912年，他出生在江西廣昌頭陂邊界村，這個地方夾在江西、福建幾處山區之間，當時是典型的貧困地帶。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國共合作破裂，農村里“打土豪、分田地”的風潮迅速擴散到這一帶，年輕力壯的農家子弟，一旦接觸到南昌起義、井岡山斗爭的傳單和宣傳隊，就很難再當一個只顧家中幾畝薄田的“老實人”。

1927年秋，符竹庭接觸到南昌起義部隊的宣傳，參加了革命，先是在地方游擊隊里跑政治交通、搞宣傳。這些工作聽上去“不顯眼”，可在早期紅軍中非常關鍵：一邊要鼓動群眾，一邊要保證隊伍的秘密轉移。對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來說，這是最直接的歷練。

時間往后推，他進入工農紅軍編制，先后在江西地方武裝、紅一軍團二師政治部等單位任職。政治工作人員的責任，并不是只會“做思想工作”。在中央蘇區的幾次反“圍剿”中，師、團政治部經常要參與制定作戰部署，協調部隊、地方蘇維埃和群眾之間的關系，很多時候還要在戰斗中直接站在前沿陣地，把命搭進去。

也正是在這種環境里，符竹庭這種“軍政一體”的指揮風格一點點成型：既懂軍事部署，又熟悉黨務組織和群眾工作的細節。紅軍長征開始后，他隨隊北上，經歷漫長行軍、巧渡河流、突破封鎖線等一系列戰斗。長征中很多指揮員磨練的一項本領，就是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維持部隊組織穩定，保證政治路線和軍令能夠統一落實。

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中央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任務擺在眼前：一方面要在華北開辟敵后根據地，另一方面要把原來在蘇區積累的組織經驗，迅速“移植”到全新的地理與社會環境中。符竹庭進入抗日序列后，先在太行、冀南一帶參加作戰和政治工作，隨后又被調到華東方向。這種調動，本身就是組織對他能力的認可——不是單純的“能打仗”，而是能在陌生區域里迅速搭建起一套軍政架構。

到這一步，他已經不只是一個“會打仗的團職干部”，而是具備了擔任大區軍政領導的基礎。

二、濱海之“手”：地理與戰術交織的戰場

要理解濱海軍區的重要性，得先看看這片區域的地形與交通。

從地圖上看，贛榆、郯城一帶北接山東臨沂方向，南連蘇北、淮海，東面一條漫長的海岸線，可聯絡外海和其他根據地。日本華中方面軍要保住津浦線、隴海線，必須牢牢控制魯南和蘇北的要道，而八路軍和新四軍要互相呼應、打通華北與華中的聯系，就離不開濱海這一條“走廊”。

在這樣的背景下，濱海軍區不僅僅是幾支部隊駐扎的“管區”，更帶有明確的戰略任務：抗擊日偽“掃蕩”，保障魯南、蘇北的聯系，兼顧海上交通和內陸游擊戰。

符竹庭到濱海任職時，已經是軍區黨委書記兼政委，這個位置說白了，就是既要抓軍事，又要抓政治、地方政權和群眾動員。戰斗打得好不好，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根據地穩不穩，干部隊伍帶得動不動，才是更大的考驗。

在濱海軍區的作戰中，所謂“翻邊戰術”頗具代表性。簡單說，就是利用敵人“控線守點、放寬邊緣”的習慣，在日偽據點之間地帶尋找突破口，先從看似不起眼的“邊角”下手，把據點與據點之間的空隙撕開，再趁機攻擊敵人后路、補給線，迫使其腹心地帶被動收縮。

1942年前后，日軍在魯南、蘇北反復“掃蕩”，把大量兵力壓在鐵路、公路沿線，村莊外圍反而相對空虛。符竹庭指揮濱海軍區的教導2旅和地方武裝，多次采用“翻邊”的方式，繞開敵人正面堅固據點，夜襲據點之間的聯絡站和中小兵站，把敵人外圍的眼睛一顆顆摘掉。

在山東郯城附近的一次作戰中，這種戰法發揮了明顯效果。教導2旅和地方部隊在夜間接近日偽小據點，先解決警戒哨，切斷電話線路，再集中火力攻打中心火力點，迅速拿下整個兵站。由于行動突然、路線出人意料，敵人既來不及增援，也難以判斷我軍主力所在。這樣幾次之后，郯城周邊日偽據點收縮，活動范圍被壓縮到更小的圈里。

更具代表性的，是對贛榆城的進攻。贛榆地處濱海中段，是日偽統治蘇北北部的重要支點，城內偽軍與日軍混編，既是軍事實力的象征，也是統治秩序的“門面”。如果打不下來，濱海軍區南北行動始終受掣肘；一旦攻克，整個敵偽體系在這一段等于被敲掉一根支柱。

在制定作戰方案時，符竹庭并沒有把這看成一場單純的“攻城戰”，而是把軍事行動和政治工作一起考慮。他一方面組織部隊采用夜間接近、分路突擊、內外呼應等方式，盡量減少正面硬攻的代價；另一方面，又通過秘密工作爭取城內偽軍動搖，提前做了不少瓦解工作。

戰斗打響后，八路軍部隊按照預定計劃，迅速突破城防關鍵點，把守城偽軍主力壓到城內狹窄區域。部分偽軍在政治工作和戰局變化的雙重壓力下，很快放下武器。最終，這一戰生俘偽軍官兵2000余人，贛榆城被拔掉。對于濱海軍區來說，這是一個具有標志性的節點：東部沿海與內陸聯系更加暢通，軍區威望也因此大幅提升。

從外表看，這些戰果似乎都是軍事問題。但從具體執行過程可以看出，符竹庭作為政委，始終把“軍政結合”放在心上——既考慮地形、兵力、敵我態勢，又重視士氣、群眾動員和城內瓦解工作。這樣的指揮風格，能夠在敵后根據地這種復雜環境中持續發揮作用，絕不是偶然。

三、暗線中的威脅：特高股與“偽裝成鄰居的人”

槍炮之上的戰斗容易被記住，潛伏在背后的情報戰，卻往往只在零碎的檔案和審訊筆錄里留下痕跡。

1940年代初，贛榆偽警察局設立特高股（后來稱特高課），實際上是日偽在這一區域的專門情報與政治警察機構。它的任務不是日常治安，而是盯住八路軍和地方抗日力量的動向，對干部進行偵察、抓捕、滲透。擔任股長的馮保巖，正是從這一崗位踏進了“敵特”的漩渦。

馮保巖是遼寧北鎮人，懂一些日語，這在偽政權里是“吃香的本事”。被日軍看中之后，他接受了一段時間的訓練，隨后被安排到蘇北、魯南一線專門從事反共情報工作。與一般武裝部隊不同，特高股人員往往不穿軍裝，化裝成村民、小商販、跑買賣的中間人甚至是降偽的“中間人物”，在村里長時間潛伏。

“那個人前幾天還幫咱修門板，怎么就成了特務？”類似的事，在當時并不少見。

據后來案件審理的材料記載，馮保巖在贛榆一帶不僅主持情報網絡，還親自出面收集重要線索。對于濱海軍區機關的位置、領導人的行程，他格外上心。他清楚，一旦能對上級交出一份“重量級”的戰果，自己的地位就可以再往上提一格。

為了獲取這些情報，特高股的幾個骨干長期混跡在集市和村莊，有的打著小販的旗號，有的則冒充從日偽控制區逃出來的“善良百姓”，試探基層干部的口風。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他們掌握了濱海軍區機關周邊幾個村落的大致分布，對干部經常活動的路線也有了模糊判斷。

“這位首長常去哪個村？住在哪家大院？”有些看似隨口一問的小話，只要回答的人稍微放松警惕，就可能被對方順藤摸瓜。

敵后根據地的安全工作本來就極為緊張，但在長時間相持的環境中，一些地方難免會出現“習慣性麻痹”。敵人也正是抓住這種心理，一點一點擴大自己的情報觸角。

在這樣的背景下，1943年針對濱海軍區領導機關的行動被提上日程。馮保巖向日軍報告時，把這一行動說成是“殲滅共軍骨干、摧毀其指揮中樞”的機會。日方同意投入相對精銳的部隊配合行動，企圖通過一次突然襲擊，重創濱海軍區。

可以說，在槍聲打響之前，決定勝負的第一道戰線，其實已經在集市邊的閑聊、夜色里的蹲點窺探，以及特務們遞交的那些“情報小條”中展開。

四、1943年11月：受驚的戰馬與指揮員的倒下

1943年11月下旬，濱海軍區機關一帶的氣氛微妙地緊張起來。零星的情報顯示，敵人有不尋常的調兵活動，但具體意圖尚不完全清晰。

24日前后，馮保巖把搜集到的情況整理成報告，送到日軍手里。他掌握的關鍵信息之一，就是軍區領導機關的大致駐地范圍，以及軍區主要領導經常出入的幾條道路。對敵人來說，這已經足夠籌劃一次“獵殺行動”。

11月26日清晨，日偽部隊向濱海軍區機關駐地附近村莊突然撲來。他們選擇的方式，不是正面大張旗鼓進攻，而是多路滲透、包圍。大樹村、馬旦頭村一帶先后被卷入戰火。

“敵人從哪路壓上來？”有戰士在混亂中高聲匯報。

“先穩住西側，機關往北撤，記住，別亂！”據幸存者回憶，當時類似這樣簡短、干脆的口令不斷傳出。

隨著敵人在多個方向同時施壓，戰斗區域逐步擴大。符竹庭需要快速穿梭于不同陣地之間，以便掌握全局，及時調整部署。按照當時的條件，騎馬是最高效的移動方式。于是，他騰身上馬，在火線之間往返。

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一匹戰馬成為改變局勢的意外因素。

在連續不斷的槍聲和爆炸聲中，戰馬長期高度緊張。某個瞬間，近距離的爆炸或槍彈擦過，驚嚇了這匹本已焦躁不安的動物。它突然受驚狂奔，偏離原定路線，沖向一處有門樓、臺階的院口。四蹄失衡，馬身撞上門梁，人馬一起摔倒在地。

戰場上的意外常常讓人措手不及，哪怕是經驗豐富的指揮員，也難以完全預料這種突發情況。符竹庭在這一摔中嚴重受傷，很快意識模糊。警衛員和身邊戰士在硝煙中把他抬到相對隱蔽的地方，邊救護邊繼續組織火力掩護。

由于敵情緊張，救護條件極其有限。醫務人員在簡單處理后便發現傷勢過重，無力挽回。當天，濱海軍區失去了這位31歲的政委。

從軍事角度看，這場戰斗并非整個戰局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卻因指揮員的意外犧牲，給濱海軍區造成了極大震動。后續的工作不僅要填補組織上的空缺，還要在政治上穩定軍心，避免因“首長突然離世”而產生過度波動。

有一點很難忽略：如果沒有敵特的長期潛伏與情報提供，這一仗未必會打到機關駐地附近。反過來說，即便戰術安排得再周密，敵后環境中的情報漏洞一旦出現，危險就會呈現出這種極具偶然色彩、卻又難以避免的方式。

“要是沒有那匹馬……”多年后，有老戰士低聲說過這樣一句話，但這樣的假設終究停留在唏噓之中，戰爭不會給出“重來一次”的機會。

五、戰后十余年：偽裝、逃亡與案卷中的名字

1945年日本投降，許多偽政權機構土崩瓦解。有人來不及收拾行李，匆忙逃離；有人試圖燒毀檔案，抹掉自己的履歷。馮保巖屬于后者中的“上心者”。

隨著日軍撤退，他所在的贛榆偽警察局也遭遇解體。他迅速脫下偽警服，換上普通衣物，憑借會講普通話、懂一點日語的優勢，在亂局中設法找到了新的“投靠對象”。在國民黨統治的區域，他參加了汪偽殘留勢力及國民黨方面的一些機構，后來一度掛靠在所謂“統一建設委員會遼寧省辦事處”名下，躲在東北錦州、沈陽一帶活動。

此時的他，已經不再把自己當作“日偽警察”，而是一名需要竭力抹去舊身份的逃亡者。為了這點，他甚至改名換姓，自稱“馮全”，對外宣稱自己在抗戰后期只是一般行政人員，與特務工作毫無關系。

解放戰爭結束后，東北、華北相繼解放，許多原日偽、國民黨情報系統的人物被清查。馮保巖見勢不妙，又輾轉南下，最后在天津一帶落腳，做起小本生意，用低調的姿態掩飾過往經歷。他很清楚，只要舊檔案徹底散失、當年的知情人漸漸凋零，自己就有可能熬過最危險的階段。

新中國成立后，對敵偽、漢奸、特務的清查并不是“一陣風”式的運動，而是在一系列政策與法規框架下展開。從1950年起，各地公安機關陸續開展對戰時重大漢奸、特務的排查，重點對象之一，就是那些曾在敵后根據地直接參與破壞活動、殺害干部的人員。檔案整理、口供核實、群眾檢舉，多條線索同時鋪開。

濱海、贛榆一帶的材料在整理過程中，多次提到一個關鍵人物——贛榆偽警察局特高股股長馮保巖。他的名字被打上標記，列入追查范圍。但一開始，掌握的只是職務和大致籍貫，具體去向模糊不清。

公安機關在后來的調查中，注意到東北地區和天津等地還有一些未徹底核實背景的“外來戶”。通過對老職員、舊檔案、同期戶籍變動的分析，一個又一個疑點逐漸浮現出來。“馮全”這個名字，以及他時斷時續的從業經歷，引起了注意。

1959年5月8日，在大量前期摸排和核查基礎上，公安機關在天津將馮保巖（馮全）正式拘捕。隨后的審訊中，他一開始矢口否認自己與贛榆特高股有關，聲稱只是“普通工作人員”。隨著證人出面、舊同事提供的線索被核對，以及當年部分偽機構殘留檔案的比對，他的偽裝逐漸被撕開。

“你在贛榆偽警察局任什么職務？”

“只是幫忙寫寫材料。”

“這是當年偽警察局特高股的名冊，你的名字在這里。”

這樣的對話，在審訊記錄里出現過不止一次。在連續的證據壓力下，他逐步承認了自己在日偽特務系統中的職位，以及參與對八路軍、地方抗日力量的偵察和抓捕事實。其中，就包括牽涉到1943年對濱海軍區的襲擊行動。

1959年10月，馮保巖案在有關城市舉行公審。案卷里詳細列出了他的履歷：遼寧北鎮出身，在日偽統治下充當特務，精通日語，多次親自搜集情報，直接參與策劃對抗日力量的行動。審判機關依據當時的相關法律政策，認定他罪行嚴重，對抗戰與人民造成嚴重危害，依法判處死刑。

10月27日，判決執行。這一年，距離符竹庭犧牲，已經過去整整16年。

六、戰功、身后事與一個縣名的更改

從軍事職務和戰歷來看，符竹庭在紅軍時期歷經長征，在八路軍抗戰中擔任要職，又在濱海軍區承擔軍政一肩挑的職責，如果活到新中國建國后，按照當時的資歷和戰功，很有可能被授予不低的軍銜。只是，1943年那次突然而殘酷的意外，把一切猜測都截斷在戰火中。

1949年以后，濱海、贛榆一帶對這位在敵后戰場上犧牲的政委，有著較為特殊的紀念方式。1950年1月，贛榆縣更名為“竹庭縣”，以他的名字命名一個縣級行政區。這種做法，在新中國早期是極少見的，足見當時對其貢獻與犧牲的重視程度。

對于熟悉那段歷史的老干部來說，符竹庭的身上有幾個醒目的標簽：一是從江西蘇區走出的紅軍干部，親歷長征；二是在抗日戰爭敵后戰場上，兼顧軍事指揮與政治工作的復合型領導；三是在戰斗中意外墜馬犧牲，年僅31歲。

而與他緊緊相對的馮保巖，則是一條迂回曲折的線：從東北到蘇北，從偽警察局特高股到戰后逃亡，從改名隱匿身份到1959年被捕、公審、正法。這條線把日偽情報系統的殘余、國民黨時期的掩護、新中國對敵偽人員的清查，串成一個完整的歷史樣本。

仔細看，這兩個人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個案。他們所處的環境，正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抗戰與內戰交織、舊政權崩潰與新政權建立的關鍵階段。在敵后戰場上，軍事勝負不僅取決于戰場上的槍炮與陣地，更深受政治領導、群眾基礎和情報斗爭的影響。符竹庭的戰功與犧牲，折射出敵后抗戰的艱難程度；馮保巖的逃亡與審判，則反映出新舊力量更替中的一次遲來的追責。

戰爭年代的很多細節已經散落在時光里，有些只能依靠零星的回憶和檔案去拼湊。但有幾件事卻非常清楚：1943年濱海那場突襲中，一名年輕的軍區政委在意外中倒下；16年后，當年的特高股股長被帶上公審臺，面對已經徹底改變的社會秩序。贛榆這片土地，見證了兩人的交匯，也把他們截然不同的結局，冷靜地寫進了地方志與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