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王秀楚所撰《揚州十日錄》是流傳頗廣的親歷筆記，書中多有對城中女子的記述。清軍屠城禍亂揚州之際，無數(shù)女性深陷浩劫，凄慘命運被血淋淋地定格在這場屠難之中。

女性，雖然在這場屠殺中是悲慘的受害者，但自始至終都存在著一種偏見。

王秀楚和一些百姓被三名清軍俘虜，清軍隨即將他們帶回宅院。清軍將俘虜分開，其中的女子單獨關進一屋，屋里有一名揚州本地女子，她是一名裁縫，正在趕制新衣服，她已經(jīng)和清軍混熟了，可以主動開口向清軍索要財物。王秀楚對其極為厭惡，在書中罵她“曲盡媚態(tài)，不以為恥”。

王秀楚甚至認為這是明朝之所以大亂的原因所在。

卒嘗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shù)萬人，無一失節(jié)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嗚呼！此中國之所以亂也。

這一點上，不得不讓人想到歷史上，那些把亡國原因推到女性身上的經(jīng)典案例，比如妹喜、妲己、褒姒。只不過以前的歷史是具體的人，而王秀楚在這里認為是一個群體，即那些沒有自盡，諂媚于敵人的女性。

而接下發(fā)生的事情，更讓王秀楚難以忍受。

“三卒將婦女盡解濕衣，自表至里、自頂至踵，并令制衣婦人相修短、量寬窄，易以鮮新。而諸婦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體不能掩蓋，羞澀欲死者，又不待言也。換衣畢，乃擁諸婦女飲酒食肉，無所不為，不顧廉恥。”

他所說的“不顧廉恥”并非指清兵，而是指受辱的女性，在他的認知里面，在他的潛臺詞里面，女性不能接受這樣的侮辱，很顯然，他認為她們應該選擇自盡。

但在死亡來臨之時，雖然教化根深蒂固，但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面對。王秀楚還記載了一場婦女受辱的場景。

“有數(shù)卒擄四、五個婦人，內(nèi)二老者悲泣、兩少者嘻笑自若。后有二卒追上奪婦，自相奮擊；內(nèi)一卒勸解，作滿語。忽一卒將少婦負至樹下對合，余二婦亦就被污。老婦哭泣求免。三少婦恬不為恥，十數(shù)人互為奸淫；仍交與追來二卒，而其中一少婦已不能起走矣。”

王秀楚用“恬不為恥”來此描繪三名受侵害者，而非施害者。在他的道德天平上，清兵的暴行被放在了一邊，而受辱女性的“罪”在于沒有以死拒辱。他看不見，或者說拒絕看見的是：嘻笑或許是麻木，或許是求生本能下的心理防御；不能起身行走，是暴力摧殘的身體證據(jù)。他將這一切統(tǒng)攝于“恥”的倫理框架中，要求受害者在屠刀下完成一場關于貞潔的實證，否則便是“無恥”。

這種視角的偏狹，源于殉節(jié)要求：它不僅要求女性去死，還要求她們在死前保持正確的姿態(tài)——悲泣可以，嘻笑不行；自盡光榮，茍活無恥。王秀楚的厭惡，本質上是對這套腳本未被完美執(zhí)行的憤怒。

而就在此時，王秀楚發(fā)現(xiàn)受辱最嚴重，不能行走的那名少婦，“予認知為集氏之媳，其家平日所為應至此。”

王秀楚的邏輯是：那名少婦來自集市某戶人家，回想其家族平日所作所為，認為遭此橫禍也算咎由自取。這里的“平日所為”雖未明言，但大概率指向商賈之家的逐利、市井之徒的不端。屠殺在此被轉化為一種天罰，而女性的身體成為家族道德賬簿上的支付手段。

這種推理完成了雙重剝離：一方面將施暴者清兵完全抽離于因果之外——暴行不是侵略者的罪，而是受害者招來的；另一方面將受害女性進一步物化為家族財產(chǎn)，她的受辱不是個人苦難，而是家族惡行的兌現(xiàn)。

02

而在整個《揚州十日錄》里面，最為重要的婦女就是王秀楚的妻子，當時的她已經(jīng)懷有九個月身孕。當清軍攻入城內(nèi)的時候，王秀楚見街上大亂，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到家里，對已經(jīng)有身孕的妻子說：“兵入城，倘有不測，爾當自裁。”妻子應聲答應，拿出積攢的一些銀兩交給他保管，說道：“有金若干，付汝收藏，我輩休想復生人世矣。”兩人相對痛哭，妻子把所有銀兩全部交給王秀楚。

在這里，避免受辱而自殺，是王秀楚和妻子所認為理所當然之事，并達成了共識。這種共識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宋明理學長期教化的結果。從程頤“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到明代朝廷對烈女的旌表制度，“殉節(jié)”已從道德選擇變成社會腳本。王秀楚夫婦幾乎是在背誦這個腳本——丈夫出上半句，妻子完成下半句。

但這里存在明顯的性別不對稱：王秀楚囑咐妻子自裁，卻未提及自己。在當時的倫理框架中，女性的“辱”是身體性的，男性的“辱”是政治性的。這實際上已經(jīng)是一種潛移默化：在亂世中自盡，是婦女的責任——這種意識有多恐怖，自不待言。

我們在這里可以想到一個著名的例子。

甲申之變，李自成攻打北京城，崇禎皇帝在得知大勢已去之后，在宮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逼迫以自己最親的幾位女性自殺。錢士馨在《甲申傳信錄》卷一中記載：

上顧事急，將出宮，分遣太子、二王出匿，進酒酌數(shù)杯，語周皇后曰：“大事去矣！爾宜死。”袁妃遽起走，上收劍追之，曰：“爾也宜死！”刃及肩，未仆，再刃之，仆焉，目尚未瞑。皇后急返坤寧宮自縊。上巡壽寧宮，長公主年十五，上目之，怒曰：“胡為生我家！”欲刃之，手不能舉，良久，忽揮劍，斷公主之右臂而仆，并刃坤儀公主于昭仁殿，而遣宮人諷懿恭[安]皇太后及皇太妃李氏并宜自縊。上自仗劍至坤寧宮，見皇后已絕，呼曰：“死的好！”

崇禎一共讓五位親人奔赴死亡。“爾宜死”出現(xiàn)了兩次。第一次對周皇后，是詔令，皇后返回坤寧宮自縊，完成了腳本。第二次對袁妃，是追殺——袁妃試圖逃命，崇禎追趕上來，連刃兩劍，袁妃倒下，還沒有閉眼，但肯定活不了了。最刺目的是長公主一幕。“胡為生我家”，公主的不幸在于她的存在本身，在于皇室血統(tǒng)在亡國之際成為難以處置的累贅。

而見到皇后已亡，崇禎的反應是死得好，因為皇后完成了她對這個國家最后責任，以死亡的方式。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危機來臨時，讓婦女以死亡的方式來避免受辱，是那個時代的慣常做法——雖然沒有任何一條律文有規(guī)定，但那種根深蒂固的思想，比法律條文更有效。

從王秀楚到崇禎，“自行了斷”的腳本不斷升壓：士大夫勸妻、皇帝殺女殺妻。崇禎的劍鋒所向，不是敵人，而是自己的血脈。這種向內(nèi)的暴力，比清兵的屠刀更荒誕：它以保護之名，完成了最后的摧毀。

王秀楚妻子因為懷有身孕，所以雖然屢屢遇險，卻并沒有遭受到凌辱。但是，鑒于情勢危機，妻子每日都在尋找機會自殺。在亂世之中，女性以自盡的方式避免受辱幾乎成為女性的一種本能。

二十七日，“回至洪宅，婦欲覓死，予竟夜與語，不得間，東方白矣。”

二十八日，“是夜，予婦覓死幾斃，賴洪嫗救免。”

二十八日，在最危急的時刻，王秀楚和妻子兩人還一起自殺過一次，“而婦堅欲自盡，予亦惶迫無主。兩人遂出，并縊于梁；忽項下兩繩一時俱斷，并跌于地。”

而王秀楚逃出之后，和妻子躲在棺材后面，也被清軍發(fā)現(xiàn)，王秀楚趕緊獻上銀子，清兵要強擄王秀楚妻子。妻子已有九個月身孕，趴在地上死活不肯起身。王秀楚哄騙清兵：“她懷胎多月，前些天上房頂摔落，胎兒已經(jīng)不保，身子動彈不得，哪里站得起來。”清兵不肯相信，要掀開衣衫查驗，好在妻子事先把染血的褲子抹在身上，清兵看過后才作罷。

王妻性格倔強，早已視自己為將死之人，對于清軍的凌辱，百般不從。而且她早就告知丈夫，如果自己遇到危險，自己必定不從，唯有一死，讓丈夫萬不要因為夫妻的原因而站出來哀求，她不想連累丈夫和兒子。而真正的危險到來之時，王妻以丟棄性命的方式拼死不從，而作為丈夫的王秀楚則只能在遠處看著妻子命懸一線，卻什么都不能做。

繼一狠卒來，鼠頭鷹眼，其狀甚惡，欲劫予婦。婦偃蹇以前，語告之，不聽，逼使起立。婦旋轉于地下，死不肯起。卒舉刀背亂打，血濺衣裳，表里潰透。先是，婦戒予曰：倘遇不幸，吾必死；勿以夫婦故乞哀，并累子！故予遠躲草中，為不知焉。予亦謂婦將死，而惡卒仍不舍，將婦發(fā)周數(shù)匝于臂，橫拖而去。怒叱毒打，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多地，環(huán)曲以出大街；行數(shù)步，必擊數(shù)下。突遇眾騎中一人與卒滿語數(shù)句，遂舍予婦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無完膚矣。

看到這里，我們很難不為為王妻的堅強與不屈所震撼。

我們看到了《揚州十日錄》里面清軍殺戮之殘忍，看到了清軍禽獸般的行徑，這是全書的主題，寫得也很清楚，擺在了明面上，誰都看到的清楚。清兵殺人，而王秀楚記錄殺人。但他同時記下了另一件事：自己如何教妻子去死，如何罵求生者無恥，如何在草中遠躲。這些他以為是理所當然的段落，與屠城的血寫在一起，他卻從未意識到這是同一種暴力。清軍的刀是明的，他的筆是暗的；刀放下了，筆還在寫。

這才是悲劇：記錄者以為自己在控訴，實則是在延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