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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溫海明(中國人民大學)
如果業力是人所感召的,那么志業就是因為人的志向和意志所感召的、在時空中升起的各種因緣的組合體。正如劉暢在題為《朱銳給我的生命教育》序中說,自己和朱銳都是同一類“以哲學為志業”(導言第7頁,以下未標注導言的即正文,只標注頁碼)的人,因為這種志意和隨之而升起的堅強的意志,一個以哲學為志的人展開他的業緣人生。人的心意升起,就有“意緣”相隨,這也是張祥龍為何把海德格爾的“Dasein”譯成“緣在”的原因,因為我們的人生旅程都是因意而生,因緣而在時空當中伸展開來。反過來說,時空當中各種因緣的感召和聚合,則來自因為志氣而升起的業力,這就是“志業”。因為有以哲學為志業的意,所以朱銳在最后十天的時間里,感召的緣分是講述他自己對死亡哲學的思考,時過境遷,他的心志生起的業力在無邊法界之中,已經激發了無窮無盡的感應和回想。
劉暢在朱銳區分“死(dying)”和“死亡(death)”的基礎上,有些有趣的玄思,比如他寫道:“獅子啃食捕獲的斑馬,而不遠處,斑馬群正在悠閑地吃草。”(導言第14頁)他從人與動物對死亡思考的區別,即人會主動地思考死亡,面對死亡,或者說,感同身受地去理解死亡,動物通常不會。但這句評論的另一面,其實應證出人類社群對于同伴并沒有比動物世界已經死亡的同伴進步太多,很多“職業人”其實是很難理解“志業人”的那種獻身精神和向死而生的氣度,正如倒下的斑馬的死亡,不能影響斑馬群悠閑地吃草,因為吃草是斑馬的職業,而倒下的斑馬只是不能繼續吃草而已,不過是職業生涯的中斷,至于倒下的斑馬是否曾經有過“志業”,對于以吃草為“職業”謀生的斑馬群來說,因為沒有關心過,也就好像沒有存在過。
一般人的生理性死亡都伴隨著社會性死亡,也就是大部分人死后都容易被社會遺忘。但哲學家朱銳以其純粹的死亡之思,超越了即將到來的生理性死亡可能伴隨的社會性死亡,以他的哲思觀念,繼續改寫著身后的歷史。朱銳倒下了,但他的曠野呼告還在,猶如蘇格拉底之死,感召著斑馬群當中少數不甘于僅以埋頭吃草為“職業”的斑馬,啟發它們抬頭仰望星空,思考無限時空當中生命的有限,讓有限生命中因為“志業”而感召匯聚的因緣,從觀念到事業,都凝聚成為不朽的豐碑。“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朱銳不會說他的視角是“上帝視角”,也不說自己有“道的眼光”,但他的視角,顯然超越了個體和小我,熔鑄了在天地之間行走的全部人生經驗。讀朱銳的《最后一課》,感悟他面向死亡的“志業”思考,有一種臨深履薄的極致美感,好像在冬日微陽映照的冰封湖面之下,蘊藏著臨終的靈魂留給世界的,不死不滅的、一陽來復的生機。這種生機就是天道在人間的實存,也是世界如此生生不息地展開和綻放的秘密,更是應對“死亡恐懼”(15)的終極力量的來源。所以劉暢說:“死亡可以奪去他的生命,但無法奪去生命的力量和尊嚴。”(24)朱銳的生命力量超越肉身以宇宙力量的“意-力”方式,在世間繼續存在下去。
以哲人的態度生活,可以活得平易而清澈,“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中庸》),接納一切發生,平靜地等待業力的降臨和展開。沒有什么業力比死亡的降臨更加恐怖,可是讀著《最后一課》,會理解臨終前的哲學家依然可以行走在“林中路”上,繼續坦然思考,毫無懼色,笑對緣滅,更不要說人世間其他雨雪風霜。“唯一應當恐懼的正是恐懼本身”(導言第22頁,正文第4頁),無懼無畏地過好每一天,即使面對催命鬼無休無止的討債,即使面對排山倒海般洶涌的誤解和污蔑,人一樣可以像李叔同那樣“悲欣交集”,也可以像王陽明那樣“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朱銳經常夜里爬野山,習慣于面對“深海般的黑暗”(導言第7頁),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是無邊恐怖的懸崖和深淵,在他卻是時時刻刻平靜面對的當下。所以他可以搬入一般人以為鬧鬼的屋子平靜地思考和生活(12)。劉暢寫道:“如果說恐懼的力量表現為機巧、油滑、挾制,那么精神的力量指向的就是凝聚、純凈、成形。”(導言第23頁)因為求生避死、趨吉避兇的恐懼,很多人活得像動物一樣,為了生存不擇手段,為了占有和控制而無限索取,挾制和逼迫成為動機的日常。但心地光明坦蕩的哲學家,無論經歷如何的刀光劍影、雨打風吹,都只需要凝聚自己的意識,使之更加純凈,不斷塑造成型。
朱銳離開美國,回到中國任教,可能本來希望逃避制度化哲學體制的挾制和逼迫,但是正如莊子所言“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人間世》),人生難以逃避的枷鎖無處不在。朱銳說:“生病前,我很大一部分的閱讀和思考都是在爬山的過程中完成的。失去對身體的掌控,意味著失去了生活的主動性。好在生病后,我的睡眠質量好了不少,以前總要擔心工作上的瑣事,像填表、申報,現在我再也不因它們而煩惱了。”(46)與制度的挾制和逼迫相互交織的另一種日常,是有情人可能不得不面對情感的挾制和逼迫,索命的情緒帶著趨死的力量,如魔鬼的獠牙,躲藏在生生不息的力量背后,時刻準備跳出來對生命予以致命一擊。通常來說,開車不應該恐懼事故發生,駕駛飛機或者乘機飛行,都不應該恐懼墜機發生,但是有些人可能經歷過事故之后,就無法擺脫對于事故的恐懼。當肉體的恐懼記憶被喚醒,我們就需要賦予靈魂以平易力量,這是《最后一課》對付死亡恐懼的精神力量所在。
書中談了很多因為身體引發的、現實的困難,比如說他自己好像寄居蟹一樣,身體不受意識支配。他用名畫《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來理解死的過程,遠處的農舍是她的家,代表死亡的終點,朱銳說自己已經無力到達,“我心向往之,但又很難企及,因為我已無法依靠自己抵達。”(45)好像患有小兒麻痹癥的克里斯蒂娜,只能在麥田中艱難地拖拽自己不聽使喚的身軀,身體既是自我存在的基礎,是人之為行動主體的根據,但也是有形的枷鎖。“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道德經》第十三章)佛家認為,因為有身體,所以人有身口意諸業,并要承受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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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肉身帶給我們難以克服的欲望(11),但蘇格拉底認為,哲學家的事業就在于使得靈魂從身體中解脫和分離出來(11),從這個意義上,朱銳的《最后一課》證明他涅槃成為一個哲學家,完成了作為一個哲學家的事業,既完成了對于肉身痛苦的超越和解脫,包括拖拽自己下沉的情欲和難以解脫的無邊業力,更超越了制度化系統的強制和逼迫。生必有意,有意必有業,而業力的厚重如果壓過了肉身所能承受的負擔,本來沉重的肉身就可能會被壓垮。在骨架還沒有被壓垮之前,我們的五臟六腑先運行不暢,淤堵難通,最后分崩離析,離開骨架,重回天地和大自然之中去。如果哲學家的事業能夠幫助大家把靈魂從肉身上分離出來,在肉身分解之前,讓靈魂“煉神還虛”,留下一點精神記憶,或許可以成為精神意識曾經來世一遭的證明。
朱銳曾經主動去大家認為鬧鬼的房子里住過五年,但沒有遇到鬼,他說他因此就放下了對“鬼”的恐懼感。(12-13)“未知死,焉知生”(導言第15頁)這是朱銳死亡課程給后人留下的,近乎蘇格拉底和孔子般圣人之教的教導。蘇格拉底認為“哲學就是練習死亡”,死亡是一種觀念練習,“練習擺脫對死亡的恐懼”(10),這是從生的角度來理解的。面對作為生命終結的死亡,反思和感慨生命的業力,感慨事物的成住壞空,這種從升起、聚合到離散的全部過程,好像一團火總是要起火-燃燒-熄滅,沒有其他的過程,生老病死、緣聚緣散,都是火起火滅,可是火不滅,可以超越燃燒的介質,好像朱銳的死亡教導,猶如歷代圣人的思索,可以超越時空,引人深思。生命力量的感召,猶如火光的感應,可以跨域生死,超越時空,好像榮格提出的“共時性原理”,雖然陰陽兩隔,但陽光底下無新事,同類的情感故事,可以因為業力的感召,跨過時空隔閡而激發類似的因緣。
朱銳關于死亡的思考,其實是對人之為人的終極哲學命題的再理解和再體認。他試圖改變亞里士多德“人類是理性的動物”這樣的傳統本質主義觀念,改從“現象人的角度”來看(31)。他這樣解釋斯芬克斯之迷:“三條腿走路是個隱喻:你的身體和心理已經慢慢分開,心智非常成熟,但身體不受支配,變成‘寄居蟹’,痛苦且漫長。而這才是真正的死。”(32)書中多次提到自己對身心分開的體認,包括說自己像一張人皮,掛在骨架上,類似《最后的審判》里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殉道者巴多羅買變成一張被活剝的人皮,被另一個人用手提著(48)。他用這樣的比喻說明自己的靈魂與身體分離的感受,他說:“我的靈魂是完全自由的。這是一個關于死的極大的悖論:我的心智很成熟,完全健康,但是身體已經徹底失控,人格也不再有同一性。”(48)人格(identity)通常理解為身心的同一性,可是在身心即將分離的情況下,朱銳為什么說自己的人格不再有同一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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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人格”比作一首交響樂,那么當身心統一時,樂團(身體)和樂譜、指揮(心智)完美合作,可以演奏出交響樂(人格)。當身心分離時,如果意識被移植到一個截然不同的身體(或非生物載體),其與世界的互動方式將發生巨變。這個新的人格很可能與舊人格有本質不同,因為它失去了原身體所提供的感知、情感和存在基礎。例如,一個曾經是運動員的人格,在失去身體體驗后,其核心部分可能已不存在。可見,身心分離的假設對人格的定義會產生根本性分裂,如果側重“心理連續性”,人格是那套至少在理論上可以被轉移的信息模式和程序,它的同一性在于邏輯和記憶的連貫。如果側重“生物連續性”或“具身性”,人格與特定生物體的生命歷程不可分割,那么它的同一性在于生命過程的唯一性。移植或上傳后的“人格”,只是復制品,而非本尊。在功能主義看來,如果我們把樂譜和指揮指令(心理模式)完整復制到另一個樂團(新身體),演奏出來,一般人可能會認為“這還是那首交響樂”,因為有另一個樂團扮演了演奏這首交響樂的功能。如果從具身認知的視角來看,樂譜本身就是在與原來樂團的樂器、音響、默契的長期互動中創作出來的。換一個完全不同的樂團(比如從西洋管弦樂團換成印尼甘美蘭樂團),即使指令相同,奏出的也是完全不同的“音樂”。因此,人格只屬于產生它的那個特定“身體樂團”,無法分離。
可見,朱銳本來應該是認可人格具有“生物連續性”或“具身性”,自己的人格本來同自己身體這樣的特定生物體的生命歷程是相關的,但到最后時刻,已經沒有同一性了,因為正在分開。不具有身體同一性的人格,在生命的盡頭正在取得其獨立的存在方式。換言之,朱銳的身體離開了我們,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失去同一性的人格并沒有隨著他的身體離開,而遠離這個世界。正如當他說讀自己的“靈魂”或者“心智”的時候,應該是認為它們可以獨立于身體的。他區分了存在主義的“向死而生”與已經知道自己大限將近的“真正的向死而在”(64),因為后者“是一種身體要離你而去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宇宙的殘酷。這種殘酷和個體沒有關系,你沒做錯什么事,但身體就是要離你而去,你認為的你實際上只是借用身體而存在的。當身體離你而去的時候,你將不再存在。”(64)朱銳身體一貫很好,經常爬山、游泳,享受在爬山的過程中思考哲學的孤獨和樂趣,他沒有做錯什么,可是突然身體就開始不聽使喚了,甚至罷工了,他不再能像正常人那樣使用他自己的身體,開始是不能自由行動,旅行成為奢望,到最后階段,起身都有困難,不能正常進食,連水果渣都不能吞下去,“我從沒想到過會有今天”(59)。但哲學家朱銳并沒有因為身體的失控而絕望恐懼。
身體是每一個人一開始存在的根據,我們來到世界,是因為我們有身體,父母給我們起名,這個代號伴隨著這具軀體走向生命終點。死亡本身是身體的死亡,但死的過程,其實從生下來的那一刻就開始了。儒家重視“生”,認為萬物生生不息;佛教重視“滅”,認為四大皆空。朱銳臨終前對于佛教法身、報身和應身的深入思考理解,是全書非常精彩的部分。他借用月體、月光(月體自身的光芒)、月影(因光之緣而隨緣示現的緣生現象)來比喻,并做了很多親身的解說。他說,“法身作為純粹普遍性的物種身體,也是生生不息的、不死的身體。……我們無非是自然界中食物鏈的一環。……個體的‘我’死了,作為普遍的法身卻永恒存在。”(62)可見,法身是自然生生不息的氣的運行,理解法身也就可以理解莊子“鼓盆而歌”,因為元氣不息,大道不死。他說自己在醫院親歷了殘酷的“報身”世界,也就是看過無數人親身經歷自身業力所報的恐懼之后,他意識到,在生理的病痛折磨面前,一般人平常看重的“應身”世界,不過只是外在的標簽,其實一文不值,比如職稱的高低、領導對自己好不好,賺的錢夠不夠花,工作還能不能保住……等等,這一切因緣而生、隨緣應現的附屬物,可能在世俗社會里面可以決定一個人在金字塔的哪一層,但隨緣而來的一切,最后都會隨緣而去,這就是“應身”的空虛。人生最大的緣是身體之緣,可以分為身體生存的緣(報身)和身體附屬的緣(應身)。在人生最后關頭,朱銳體會到,因為身體需要繼續健康或不健康地活下去的“生緣”(報身)面前,一切因緣而生的“緣生”物,或因身體而附屬的、外在的“身緣”(應身)都已經不再重要。
在對比應身的擔憂和恐懼面前,“報身帶來的恐懼會直逼生命本身,最終走向對死亡的恐懼。”(61-62)朱銳對比洛維斯?科林特分別畫于1911年和1923年的兩幅自畫像,腦中風之前的畫像氣宇軒昂,拒人于千里之外,好像在追問“我是誰?”(65)其實,更像在逼問這個世界:你們知道我是誰嗎?但是,他生病之后的自畫像令人動容,脆弱無助的他“仿佛在做自我解剖——我原來是這樣的。”(66)他回歸自身,不再征服世界,不再逼問世界,而是放下之前在社會角色當中因緣而起的“應身”,直面自身業報相關的本來“報身”,他的自畫像的背景回歸山川河流、花草樹木,回歸身體本來就是大自然一部分的本來面目,褪去了之前試圖在陰暗的社會背景當中,建立自己角色(應身)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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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既是佛法,也是佛性,不死不滅,永恒輪回。朱銳深入討論榮格在《自我與無意識》中提到的一個有趣例子,榮格認為一個以為“世界是一本可以任他翻閱的圖畫冊”的精神病患者的見識可以與“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理論相媲美”(95),但是“他不但沒有掌握這種體驗,反而被體驗所掌握。……沒有上升到理性的絕對原則,并用人們通用的語言將它表達出來。所以藝術家的挑戰不僅在于擁有迥異的個人體驗,更在于怎樣超越這種個人體驗,以一種令人震撼的方式傳達這種原本私人的感受。”(95)朱銳在這里揭示了一切精神創造的原理,既需要一種迥異的個人體驗,也更需要有意識和力量去超越這種個人體驗,用令人震撼的方式將其傳達出來。
在這個意義上,《最后一課》是朱銳哲學思想的鳳凰涅槃。朱銳希望最后借助他的書,讓大家意識到“死(dying)”的過程和“死亡(death)”的區別,“幫大家擺脫對死亡的不必要的恐懼”(38)。他提到基督徒認為死亡的恐懼來自死后地獄的折磨(37-38),有點以古希臘哲學意識對抗希伯來宗教意識的意味。朱銳借鑒了很多莊子對死亡的看法,說明他傾向于理解道家傳統。他的這種生死觀有點類似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態度,也比較接近大部分傳統儒家士大夫對生命的正面態度,反對佛教以地獄和受苦激發信眾的恐懼。
朱銳在講臺上留下了不懼死亡的“道成肉身的形象”(導言第16頁),那么高大,那么恒久。《最后一課》的封面上寫著:“如果有一天我倒在課堂上,請不要為我悲傷,因為哲學家是不懼死亡的。”他的書啟發了很多“同行者、對話者”(導言第17頁)他的《最后一課》如他自己所言,“超越了個人的經驗,上升到一種普遍的高度——‘真’的高度。”(96)因為真,所以動人。世界之真的根本,是意識的真存在或真意的存在。他借助薛定諤對生命密碼存在的推測有助于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101),還有NASA同意天文學家卡爾?薩根讓旅行者號回頭拍地球照片的請求,猶如俄爾普斯帶著妻子歐律狄刻走出冥府,卻沒有忍住回望一眼,以致永墜深淵無法返回陽間,(102)他說:“在這樣遼闊的視角下,追求成為人上人、‘內卷’是沒有意義的”(103)因為人有意識,所以可以追求“真”(104),人們應該“理解自己的生命,理解求真的追求,而不是將自己埋沒于空洞的、消耗生命的虛幻追求中,生命才真正具有意義”(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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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作為一個自然的過程,與花開花謝、云卷云舒沒有不同,只是構成我們身體的各種條件的緣聚緣散過程的一部分而已。朱銳多次提到澳大利亞女性主義學者普魯姆伍德差點被鱷魚吃掉的驚險經歷,意識到人雖然在食物鏈的頂端,但在鱷魚眼里,不過是食物而已。(116)他引用恩培多克勒的一首詩,說自己“曾經”是“一條躍出海面的、沉默的魚”(114),覺得自己“不害怕變成魚”,被吃掉、捕撈、擺上餐桌,因為這樣是一種“感恩、回饋”,如鯨魚的尸體可以為許多生物提供一年的食物(114)。他還用自己看1993年的電影《天劫余生》說明在極致絕境當中,如果自己的軀體能夠成為他人活下去的資源,他可以理解。(115)哲學家朱銳用這種冷靜到極致的理性去理解散盡肉身的過程,恰恰傳遞出他的靈魂不會輕易離開的意味,雖然肉體可以被人吃掉,但靈魂會在肉體的上方看著肉身散盡的過程,因為他思考過,恰如劉暢在序中說:“哲學家致力于觀念系統的整頓,通過改造觀念,來改造觀念所改造的現實”(序24)。朱銳通過他對死亡觀念的改造,也改造著他的死亡作關聯的現實,而且他似乎還有覺知,他始終看著,好像他引用鄂溫克人的風葬來說明他們以“感恩的方式把自己的身體貢獻給大自然”,仿佛他對身體的意識還沒有走,只是慢慢被風消融進大自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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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食物鏈的角度,“我們生他者之死,死他者之生”(116),但在精神修煉的角度,偉大的哲人傳下的精神都有一種“向死而生”的氣度。陽明龍場悟道之前,唯生死一念未能參透,一旦頓悟,則心意接天,超脫生死。朱銳引用莊子“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來理解生命的大化流行(120),死亡不過是如蛹化蝶的物化。通過《最后一課》,朱銳的意識成功地實現了“物化”的過程,讓個體的死亡為“類”的存在做出貢獻(119),可謂形散而神聚。他借用孔穎達對“變”與“化”的區分,認為“變”是一個持續的變化過程,而“化”是“不連續的變化”,因為“化”改變了屬性,而且消除了主體。(120)在這個意義上,朱銳通過《最后一課》“化”成了靈魂、意識和精神性的存在,這種存在作為一種觀念存在,仍然可以影響世間的“變”和“化”,正如思想和觀念可以成為行動的理由,朱銳的《最后一課》作為觀念性存在,依然在改“變”和轉“化”世間事物的運行。
這種轉“化”就是一種戰勝了“恐懼與幽暗”的“重生”(125),這就是意念的力量。朱銳說:“每個人都承載著宇宙的奇跡,這不是隱喻,這是事實性的描述;每個人的意識都讓宇宙為之閃爍,這不是詩意的語言,而是客觀的描繪。”(106)人是意念創生的存在,而且人的意識可以超越肉體而繼續在時空中存在,感應相應的因緣而讓宇宙持續為之閃爍,這就是意識實化的奇跡。《最后一課》作為意識實化的奇跡,轉化了朱銳向死而生的意識,成為實實在在的智慧型教導:對于自身業力當充滿敬畏,對他人業力當充滿慈悲。這已經是一種客觀的事實性存在。
在冬日的暖陽中品味《最后一課》,好像沐浴在一種來自宇宙深處的溫暖中,朱銳說:“個人生命的體驗才是最寶貴的。關注自己的意識,關注意識內容的修繕,讓自己純潔地感受世界。”(107)他關注著臨終的意識,傳達了他最后的生命體驗,在死亡即將降臨的至陰之境,朱銳轉化了最后微弱的陽氣,煥發出來的精神力量,讓讀者讀來醍醐灌頂,可以讓自己渾身上下感到溫暖。朱銳似乎遵循了冬至養陽的古訓,保養了最后的微陽,通過《最后一課》讓他的精神意識得到存養,煥發出改變天地運行的意識能量。這其實就是中國古人通天徹地的宇宙意識(104),體悟著死的過程(dying),思考死亡(death)的意義,放下個體意識,超越有限,發四弘誓愿,讓每一意念都歸于無限的意識狀態。朱銳的肉身雖然走了,但精神沒有離開,這就是來世一遭需要進行精神修煉的意義所在,靈魂自有其穿越時空的力量,從死后看生前,可以看淡一生的榮辱得失,看破生命長短的區分。所以,既然每時每刻的生機都以死亡為參照系,那么提升當下每時每刻靈魂修煉的質量就是最后的要務:觀想當下的意識,讓意念以真善美的狀態,轉化為宇宙意識,綻放出“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那種美大圣神的光輝。
2025年冬至于京
英文刪節版由美國夏威夷大學出版社《東西方哲學》2026年首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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