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理推測，大洋彼岸那個長期向特拉維夫輸送武器與外交庇護的山姆大叔，理應是猶太人最穩固的避風港。然而近些年，以色列國內陸續有學者拋出一個相當扎眼的判斷，他們不無憂慮地指出，倘若未來再有針對猶太人的系統性迫害，執行者很可能就是美國人自己。這聽上去近乎悖論，但撥開表象細究，其中的邏輯鏈條并非空穴來風。

19世紀后期，那時的美國正處于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快車道上，城市林立、鐵路縱橫，廉價勞動力的缺口吸引著來自歐洲各國的移民。東歐的猶太人群體在沙皇俄國排猶政策的擠壓下，把目光投向了新大陸。

僅從1881年到1924年這四十多年間，美國本土的猶太人口便擴張了大約十四倍，從最初的二十幾萬一路飆升至三百五十萬左右，躍居為繼德裔之后的第二大外來族群。

人口結構的劇烈變化往往伴隨社會情緒的反彈。這批新移民憑借在金融、商業和學術領域的活躍表現，迅速向上層社會滲透，這一現象在當時的盎格魯撒克遜主流眼中，逐漸被解讀為對既有秩序的威脅。三K黨之類的極端組織借機擴張，針對猶太人的私刑、綁架案件時有發生。

哈佛、耶魯等常春藤名校曾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公開設置猶太裔學生的錄取配額上限，1924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約翰遜里德法案》，更是以血統配額的方式對來自南歐、東歐的移民，尤其是猶太人移民，進行了實質性的封堵。

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以后，部分美國猶太知識分子受社會主義思潮感召，投身于工會運動與左翼活動。這種動向令威爾遜政府視如芒刺，所謂的＂紅色恐慌＂與反猶情緒在那一時期產生了奇妙的合流，宗教偏見與意識形態對立絞纏在一起，催生出更為復雜的敵意。

直到二戰結束后冷戰開啟，出于對抗蘇聯的現實需要，加之猶太群體在科研、金融、媒體領域貢獻漸豐，美國國內的反猶聲浪才暫時偃旗息鼓。

歷史的塵埃并未真正落定，加沙的炮聲將它再度揚起。2023年10月，新一輪巴以沖突驟然爆發，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發起的軍事行動，據當地衛生部門統計已造成超過五萬人遇難，聯合國多個機構反復警告該地區正陷入人道主義災難。

華盛頓在此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可謂深度卷入。從向以方提供巨額軍援，到在安理會多次行使否決權阻擊停火決議，美國政府的立場與本國年輕一代的道德直覺之間，出現了肉眼可見的鴻溝。

校園成了這種裂痕最先暴露的地方。2024年4月17日凌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前的草坪上立起了大約五十頂帳篷，學生將其命名為＂加沙團結營地＂，要求校方從與以色列軍事行動相關的企業撤資。

次日，時任校長沙菲克請求紐約市警察入校清場，逾百名學生被捕，這是哥大自1968年反越戰示威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校園逮捕行動。星火很快蔓延至耶魯、麻省理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南加州大學等一百四十多所高校，據公開報道，被捕者累計超過三千人。

2023年12月，哈佛、賓大、麻省理工三校校長在國會就校園反猶問題接受質詢，面對議員關于＂呼吁種族滅絕猶太人是否違反校規＂的詰問，三人模棱兩可的回答觸發軒然大波，賓大與哈佛的校長先后辭職。沙菲克在挺過2024年4月的那場聽證會后，也于同年八月卸任。

進入2025年，特朗普政府以＂打擊校園反猶主義＂為旗號，向超過六十所高校發出整改通牒，3月7日，白宮宣布凍結哥大約四億美元的聯邦資金，哈佛大學則選擇對簿公堂，這場政府與高等學府的拉鋸戰至今仍未平息。

光看個案或許還不夠直觀，真正能讓以色列學者夜不能寐的，是數字本身。根據美國反誹謗聯盟即ADL發布的年度審計報告，2024年全美記錄在案的反猶事件高達9354起，創下該機構自1979年開始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

進入2025年，數字降至6274起，同比下降約三分之一，但仍是歷史第三高位，平均每天發生約十七起，差不多是十年前同期的五倍。

更令人不安的是暴力指數的逆勢上揚。2025年涉及致命武器的反猶襲擊有32起，較前一年增加近四成，全年有三名猶太人因反猶動機被殺，這是自2019年以來美國本土首次出現猶太人在反猶襲擊中遇難的情況。

5月21日華盛頓首都猶太博物館門外的槍擊案奪走兩條人命，6月1日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一場聲援以色列人質的活動遭到燃燒彈襲擊，賓夕法尼亞州州長沙皮羅的官邸亦在4月13日遭遇縱火，所幸人員安全。ADL首席執行官格林布拉特在報告發布會上坦言，＂五年前會讓我們震驚的數字，如今已成常態＂。

社會心態的變化同樣耐人尋味。ADL在2025年下半年開展的一項民調顯示，約24%的美國受訪者認為針對猶太人的襲擊＂可以理解＂，這一比例接近四分之一，與參考資料所引述的早年數據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紐約一州，2025年記錄的反猶事件就達到1160起，加州817起，新澤西687起，布魯克林一個區即貢獻了該州過半數的人身攻擊案。許多正統派猶太人不得不在出行時收起明顯的宗教標識，部分社區甚至自行籌資雇傭私人保安。

把這些散落的圖景拼合起來，以色列那批學者的警示便不再顯得聳人聽聞。當年的鍍金時代靠移民配額化解了排外焦慮，冷戰靠蘇聯這個共同假想敵轉移了內部矛盾，而今天的美國社會，既缺乏統一的外部威脅來凝聚共識，又面臨貧富分化與族群對立的雙重壓力。年輕一代精英對以色列政策的反感，正與底層因經濟失意而產生的排外情緒，在不同的頻道上彼此呼應。

倘若華盛頓繼續在巴以問題上充當以色列任何軍事行動的兜底者，而本國民眾對加沙人道災難的憤怒又得不到合理疏導，那么夾在政府立場與民間情緒之間的美國猶太群體，處境只會愈發尷尬。

以色列學者的預警未必會成真，但它至少提醒人們，任何把族群安全完全押注于他國政府善意之上的算計，都暗藏著不可忽視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