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天涯》2026年第3期

點擊封面，馬上下單本期《天涯》

編者按

本文從夏夜仰望星辰的童真發問落筆，將民間“人逝為星、隕落成剎”的古老傳說娓娓道來，又順著時光脈絡，一步步鋪展開東園的前世今生、家族脈絡與人間悲歡。本文中，作家王棵以溫柔沉郁的筆觸寫童年、寫生死、寫宗族和鄉土，也寫小人物在時代與土地間的掙扎與求索。每一片鄉土，都藏著代代相傳的故事；每一次回望故土亦是對來路、生命與命運的深度叩問。

今日，我們推送王棵《世界里的東園》全文，以饗讀者。

世界里的東園

王棵

星空

我們將家中唯一的方桌抬到屋前，一家人輪流躺上去乘涼。

那時的夏夜，天上的星星很多。

“媽媽，我們在看星星的時候，星星是不是也在看我們？”我有時會問母親這樣的問題。

被問的人也可能是父親。

這樣的問題，只能問大人，不可能問同樣是孩子的姐姐、哥哥。

“星星當然也在看我們。看！它們在朝我們眨眼睛呢。”真正回答我的人，卻往往是姐姐或哥哥。我父母對這樣的提問反應遲鈍，他們的遲鈍令我疑惑，大人對此更有發言權不是嗎？所以如果我的提問換來的是我父母的沉默，接著到來的那個星夜，我會不依不饒地重復提問。

“我們在看星星的時候，星星也在看我們，媽媽（爸爸），你不覺得是這樣的嗎？”把提問內容的語序稍微打亂，他們可能不會逃避——我是這樣想的。

我的小計謀得逞了。

“是，星星也在看我們。”父親或母親不得不回答。

“它們一直在看我們。”父親，只能是父親，因為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大人的世界里就是這樣，沉默的人反而擁有更深邃的內心世界。父親說：“我們看它，不看它，它都在看我們。白天也這樣。”

“白天也有星星？”

“是啊。”父親的嗓音低沉，“星星永遠在，我們夜晚看到它的那個位置，白天也在。”

“你怎么知道它們白天也在的呢？爸爸。”

“星星是人變的。人死后，變成星星。變成星星后的人，再不會變成其他。它們一直在。”父親的嗓音更加低沉了。

父親想說“永恒”這個詞——人死后，變成星星，此后永恒地存在于宇宙當中。他雖是鄉間讀書較多的人，卻談不上是文化人，所以表達能力有限。然而，語言的神奇之處卻在于：并不是你表達得精準到位，旁人就能準確理解你的意思。有時，恰恰由于你的表達不到位，旁人不但能理解你的意思，還能理解你當時沒想表達的意思。

比如我追憶那個夜里，在父親那樣的回答之后，我居然理解了父母前一晚為什么對我的問題避而不答——關于我看著星星時星星是否也在看我這個問題，會讓他們想到生與死。

成年人，都習慣回避談論生死。

可那時候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我才六歲，怎么可能想這個？我認為，我當時十歲的哥哥、十二歲的姐姐，也未必想過這個。所以，盡管我已領悟到父母前一晚為何回避這個問題，卻無法洞悉我對這個問題窮追不舍會引起他們更多不適。

“你現在能看到你爸爸嗎？”我問母親。母親的父親，我的外公，在她還未成年時，就去世了。

或者我問父親：“你現在能看到你爸爸嗎？”父親的父親，這個我從未見過的人，也早就去世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父母總是對兒女們保持耐心，這是這個世界得以運轉的規律之一。父親認真地說：“因為，我不知道哪一顆星是我爸爸。”

這確實是個問題。我長望著星空。那么多的星星，誰知道哪一顆是我們死去的某位親人？

“不知道也不要緊啊，”母親接過話茬，“你覺得哪一顆是，就相信它是。人變成星星后什么都知道，不管你看哪顆星，那顆你應該看的星啊，也會知道你在看它。”

母親不識字，但當我們談起星星時，識不識字已不重要。識字似乎也不會令人們對星星擁有更深刻的見解。關于星星的故事，是通過一代代人的嘴傳下來的，每個成年人都對此有深刻的見解。

有一個傳說，是對應于人變成星星之說的。人在變成星星之前，會先變成剎——這個字，是我根據俚音敲定的。為什么我不把它敲定為“煞”“薩”“撒”或者“颯”？因為，它在人們傳說中的樣子，可以完美地解釋什么叫“一剎那”。

我第一次知道剎的存在，也是在夏夜。但我已不記得彼時我幾歲。那夜，我和父親、母親、姐姐、哥哥，還是像許多個夏夜里我們常做的那樣，在我家屋前的場上乘涼。我們中有的人坐在桌下的桑木長凳上，有的躺在桌上。過一陣子，換凳子上的人躺到桌子上。

“我看到剎了。”哥哥從方桌上坐起來，手指著屋子西側的鋼蘆叢。鋼蘆是一種高大的蘆葦。夏天，鋼蘆長得茂盛，它們中最健壯的幾棵，真的看起來如鋼管般堅挺、硬挺。星空下的鋼蘆叢影影綽綽，闊大的葉片隨微風輕晃，看上去像一群穿著黑紗肅立的高大巫婆。

“在哪兒？”姐姐、堂姐、我，還有我的兩個堂哥，我們這些孩子，一個接一個地從方桌上坐了起來。

那時，我們的老房子里住著三戶人。爺爺和奶奶是一戶，住在堂屋。西屋住著伯父、伯母和他們的三個孩子。父母帶著我們姐弟三個住在東屋。

那些夏夜里，屋前不只一張方桌。三戶人各自在自家方桌上輪流躺臥。

“那兒！”哥哥的手指仍然對準那青灰色的鋼蘆叢。

“什么也沒有啊。”大堂哥，我們六個孩子中年齡最大的那一個，他的聲音很高。

“剛才在那兒的。”哥哥像是在辯解，“真的，剛才它在鋼蘆上面，閃了一下，就不見了。”

“誰知道你是不是在騙我們。”大堂哥說。

“我騙你干什么？”哥哥急了。

“你真的看到剎了？”姐姐問哥哥。

“我真的看到了。”

“那你說說，剎是什么樣子的。”大堂哥笑了。

我這才發覺大堂哥是在逗哥哥。哥哥也發覺了這一點。

“像一道光，燭光那么粗的一道光……比燭光長，長了許多……”

“到底多長？”這是堂姐的聲音。她輕易不開口說話。

“這么長……”哥哥向著西邊比量了一下。我看到他比量出來的長度，大概是裁縫量布的尺子那么長。“它是從天上滑下來的，剎那之間，就不見了。”哥哥望著鋼蘆叢，補充道。他用到了剛剛在語文課上學到的詞：剎那。

“呀！那真的是剎。”堂姐說，“我以前也見過的，就是你說的這樣。”

“你也見過？”姐姐好奇地問。那天之前，她還沒見過剎。這么說的話，我沒見過剎，跟我年齡太小并沒有絕對的因果關系。后來我聽說，有的人啊，一生都沒有見到過剎。

“我見過兩次。”堂姐說。

“兩次有什么了不起？”大堂哥說，“我見過至少……十次。”

“你吹牛的吧？”哥哥說。

大堂哥當然在吹牛。他卻顯然不是個善于吹牛的人，不好意思地笑了：“反正，我見過的次數比你們多。”

“說不定你一次都沒見過。”哥哥說。

“開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沒見過？”

大堂哥和哥哥爭執了起來。大人們也參與進來。他們卻是來阻止這個話題的。

“你們有完沒完？”大伯父說，“不想乘涼，就進屋睡覺去。”

“小孩子是看不到剎的。”這是父親的聲音，他是在對哥哥說話，“以后，不許亂說看到剎，聽到沒？”

伯父煩躁的聲音和父親對哥哥的呵斥，讓我隱隱覺得剛才被我們這些孩子津津樂道的這個話題，觸犯了某種禁忌。

等我成年了、曉事了，會知道：在老人面前，是不能說剎的。

那些個夏夜里，爺爺奶奶始終沉默地坐在他們的方桌旁。那些時候，他們已經是超過七十歲的老人了。

東園

在我們這些孩子熱烈地討論著剎的那夜，默坐在中間那張方桌旁的我們的奶奶是嫡親的，爺爺卻不是。

關于我的親爺爺，直到今天，我都知之甚少。這跟我對父母的童年了解很少的原因相似：各種來自日常生活中的煩惱，令我們在活著的時候很難有心思傾心交談。

有限的信息表明，我的親爺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一個拉著黃包車在上海的弄堂、大街或碼頭上討生活的車夫。我不知道他長什么樣子，我奶奶和我的繼爺爺共同居住的堂屋的墻上，有一張她年輕時請人畫的黑白畫像，除此之外，一無所有。我不知道在很久以前，那墻上有沒有懸掛過我親爺爺的畫像。當我每次坐在堂屋的門檻上，回頭向幽深的屋內望去，我會想象：我奶奶的黑白畫像旁邊，曾有另一幅一樣大小的畫像。兩幅畫像肩挨著肩，日夜相伴。另一幅畫像中的那個人，與我奶奶在童年時就成了準夫妻，住在這棟房子的前身——一間茅草屋里。我奶奶是個童養媳。

擁有一個童養媳的家庭，生活不會特別捉襟見肘。在兒子成年前，提前撫養一個女孩在家中，這需要成本。我親爺爺的母親，也就是我的太奶奶，是個持家有方的人。憑著身上取之不竭的吃苦精神，她創造了一個小康之家。

在我父親對往事有限的追述中，與我太奶奶的相關故事是這樣的：

“我們這邊是東園。以一條河溝為界，往西，是西園。東園和西園，合在一起，就是王家園。西園建園早，住的人家多。東園建園晚，往前推一些年景，這兒是茅田。”

茅田指的是那種上面長滿了茅草，其間筑有墳墓的田地。在我的童年時代，我們王家園最大的墳場，孤懸在王家園之南。王家園東邊的那條大河在此處一分為二，它是這被分出來的兩條細河之間的一塊飛地。我想象，東園曾經也是一塊茅草叢生的飛地，所以當時王家園會有人家把先人葬在這里。

“住在東園，是因為窮、沒有辦法。我們家的老祖宗是被窮困趕到了東園。這里有墳，好在不多。他們就在墳邊開荒，建房子，在這里安了家。”

當父親講到這兒時，我想到自己曾經在東園的一塊田地里刨出過一片腐爛的棺材板，我的眼淚流了下來。所有的墳墓都將消失，成為活人的居住地，這是我當時腦中閃過的一句話。我又想起了小時候曾經見過的剎。在夜空中，剎拖著長長的尾翼向著大地縱深處滑落，轉眼就不見了。我成年后當然會知道：這個在我們鄉間被稱作剎的事物，其實是流星。墳墓與流星，在我流淚的瞬間合二為一。

“我的爺爺和奶奶不是到東園扎根的第一代，他們的爺爺和奶奶才是。”父親的聲音低沉、緩慢，“但是我的奶奶，是我前面幾代人中東園里最能干的人。”

“她是怎么能干的呢？”我問父親。當我這么問時，我只能通過我在影視作品中看到過的故事來想象我的太奶奶——那些被劃歸為大女主劇情類別的影視劇。我的太奶奶，是個“大女主”呢。只是可惜，我無法像我所認識的、同年齡段的許多朋友那樣，書櫥里擺放著一本發黃的相冊，里面珍藏著幾代家人的照片或畫像。我們王家園，連家譜都沒有。在這樣的村子里，人們不照相是可以理解的：起先，是無法支付照相高昂的成本；后來，也許是因為疏忽——就像我，能夠找到的孩提時代的唯一照片，是初中時期團員證上的一寸免冠證件照。

“她啊，我奶奶，在東西園的界溝的這一面種樹。沿著界溝，種了一溜一溜的樹。樹長大了，就賣掉。”

我努力想象，卻怎么都想象不出來，憑著在界溝一側的斜地、洼地里種幾排樹，怎么可能發家致富？因為，在我小的時候，也就是說我記憶中這界溝最大的時候，它就已經狹窄到許多地方幾乎已連接起來，只是在頂端，它形成一個最寬處約有五米的豁口。一條連接著東河、從我家門前淌過的小河，途經此處，接納從豁口的身后流出來的水。我不到二十歲離開家鄉，從此在一個又一個地方漂泊，期間回來，眼見得那豁口一次比一次小，直到再也消失不見。河流、溝谷這類事物，跟人一樣，也有一個生長、湮滅的過程。我只能猜測，我太奶奶在界溝邊種樹時，它正處于自己的旺年——一條深而狹長的河流。也許，它那時的名字被叫作界河，而不是界溝。

“我爺爺有兄弟三人，就是說啊，我奶奶還有兩個妯娌。妯娌中，持家有道的，只有我奶奶。”我父親的聲音變得悠揚了起來，“因此，我爺爺、奶奶這一脈，人丁最興旺。”

我父親的這段話讓我愣了半晌。我意識到，在我出生下來之后，我所見到的那一戶戶在東園生活的人家，大多是從我太爺爺、太奶奶這條血脈延續下來的。另外幾條血脈，如孱弱的小魚，在時間之河中，慢慢失去了許多向前游行的力氣。

河流

原本茁壯的這支血脈也有變得孱弱的時候。我曾見識過，從我太爺爺、太奶奶這個血脈的源頭流出來的一條支脈，如何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徹底斷裂。

站立在這條支脈的起跑點的人，輩分上是我的堂伯。他自然是東園里我多位堂伯之一。這位堂伯有生之年誕下三子一女，女兒排行老三。老二最先讓我們驚覺這支血脈的孱弱。三十出頭，他就被查出患有嚴重的肝病，經過一年無效的醫治，他成為這條支脈上最先干涸的一汪湖水。

第二個查出肝病的是老三，時間是在她二哥去世的第五年。她比她二哥小五歲。她嫁得不遠。我曾在她去世那年遠遠見過她一次。冬天，我騎著自行車，迎著冷風經過她家東邊的大土路。她獨自坐在門口的長凳上，曬著太陽，撕心裂肺地哭泣。她認出了我，抬起頭，手指著自己充滿積液的腹部，喊著我的名字，說：“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至今無法忘懷她的聲音、她的悲痛、她的絕望。

她的大哥，也就是這家的老大，是第三個去世的，也是四兄妹中唯一活過四十歲的。她的弟弟，這家的老四，去世時和二哥、姐姐同歲。巧合的并不只歲數。老四去世的同一天，他的母親，毫無征兆地隨他去了。

“跟電視劇一樣啊。”我的母親多次向我講述當天的慘狀，“她的第三個兒子要死，園里人都去看。老三在西屋里，躺在床上，大家等著看他斷氣，都沒有在意她。當時，她一個人躺在東屋里。老三斷氣的時候，大家都在西屋里喊：‘斷氣了！斷氣了！’忽然，東屋也轉來一個聲音，‘斷氣了！這邊也斷氣了。’”我母親說到這兒，嘆了口氣，“老三病了一年，大家都只知道他要死了。她呢，因為老三一直要死，并沒有人朝她多看一眼。事后大家回憶，在她與老三一起走的那天之前，她早就是個病懨懨的人了。”

東園、西園活著的人在對這一家人惋惜之余，也都覺得破了案：十余年間，這家有三兄妹陸續亡故，且都是得了肝病，這說明，他們的父親或母親里面總有一個人肝里帶了東西，遺傳給了他們。這個攜帶肝病本源的人，到底是父親還是母親呢？本來大家一直在猜，如今不用猜了：一定是母親。四兄妹的父親，也就是我的那位堂伯，是活到八十多歲壽終正寢的，這似乎也印證了大家的推論。

未能壽終正寢的，還有那個與我年齡最接近的堂哥，就是我們六個孩子討論剎的夏夜里，那個唯一沒有說過話的孩子。他只比我大一歲，從小就像人們身后的背景板一般，活在時而寂靜時而喧囂的王家園里。他三十八歲那年，人們再也無法不關注他了。在異國他鄉一幢在建的大樓外，他站在腳手架上，卻一腳踩空，墜亡了。他去世的那個秋天，人們不斷討論他的悲劇，一次又一次地無法相信：這件事在他身上發生了。

這位堂哥的英年早逝，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在我們還小的時候，我和他像同一條路的旁邊長出來的兩棵樹，被途經我們身邊的旅人不斷對比，而我，從來都是用來證明另一棵樹無法成材的依據。旅人們肯定不知道，兩棵長在同一條路旁的樹，上面的部分單獨生長，在幽暗的地下，它們的根卻是相連的。那棵被贊美的樹所能感受到的尷尬和不安，未必比那棵被貶損的樹心里的痛苦和自卑要少。當我的這位堂兄再也無法在東園出現后，我常在夢里看見他。他成了我夢見最多的親人。仿佛，我要用這樣的惦記，去化解他在人世三十八年里越積越多的痛苦和自卑，而這是我作為一個被迫獲得某些贊美的一方所必須承擔的義務。我和這位堂哥最神奇的一次重逢，是我在夢里看到他遠足歸來。在去往王家園的一個路口，我遇見了他。他停下來，不敢和我說話，但我知道，他迷了路，不知道怎么回到他位于王家園深處的家中。我便在前面領著他，他在我身后跟著我。我們默默地往王家園走去。在我快要把他領到王家園時，我驀地想到，這一天，恰好是中元節。我驚醒了過來，在黑茫茫的臥室里，任悲傷漫過全身。

東園是一段坑坑洼洼的河床，一條又一條由共同的基因拓展出來的干流、支流途經此處，能流向遠方的，并不比半路夭折的多。話雖如此，被東園這段河床滋養過，去遠方叮咚流淌，甚至匯入大江大河的河流，也不乏其例。

遠方

在那些夏夜里，爺爺、奶奶家的方桌旁，曾迎來過一位神秘客人。她比我奶奶年齡略小，瘦高的個子，剪著短發。她的皮膚白凈、細膩，這一點提示著我：她是城里來的人。她幾乎不跟我們說話，包括我的爺爺、奶奶。不論從誰面前走過，她都會垂下眼簾、加快腳步。她像一個啞巴、一顆流星，在我爺爺、奶奶那間屋中沉默地住了三天后，再未在東園出現過。后來當我回憶某年夏天她的到來，依稀會想到，那時母親總在敦促我喊她姑奶奶。姑奶奶，哦！她是我親爺爺的親妹妹，一個出生于東園的人。

東園曾經誕下過多少個后來順利長大成人的女嬰，便有多少像我這位姑奶奶一樣因為出嫁而離開東園的女人。她們中有一些人，因為嫁出去太遠，最多像我這位姑奶奶一樣，后來回過東園一次兩次，之后不復再在東園出現。

我多次在我一位堂叔的家中，欣賞一沓照片。時間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十歲左右。照片來自地球的另一端。一個花甲之年的女性，穿著旗袍，優雅地站在一張藤椅后，嫩白的手指輕搭住椅肩。藤椅上坐著一個顯然是她丈夫的人。“這是我的姑姑。”我的堂叔指著照片中的女人說。他的姑姑，自然要被我喚作堂姑奶奶了。在遙遠的大洋彼岸，以她為源頭，一支旺盛的血脈在恣意地生長，日夜奔騰不息。另外的照片上，有她的那些兒孫，從他們的衣著、身材和笑容上看，他們個個出類拔萃。

東園像一條鐵鏈，將一代又一代、一個又一個王姓男性的腳鎖住，他們在這里生、在這里死去，在這里掙扎、在這里安睡，而東園的女性，卻如同一群被東園放飛的鳥，自由地飛向各處，上海、蘇州、寧波、紐約，只要翅膀足夠硬，便可以飛得夠高夠遠，這是我從我的親姑奶奶和那位堂姑奶奶那里得出的結論。她們在我的生命中只是被我驚鴻一瞥，卻為我樹立了宏大志向：去遠方。

通往遠方的路何其艱難。不要說遠方，僅僅是走過那條界溝、走過西園，走出王家園這個只有三十多戶人家的自然村落，就已經讓我感到困難重重，叫我膽戰心驚。這短到不足三四百米的路途上，有無所不在的目光，隨時可能響亮在我耳畔的男女園人的聲音，都令我雙腿發軟，想掉頭回家。我能感受到一種雖然微弱但時刻存在的歧視。這種歧視在將近兩百年前萌芽，從我的祖先決定將墳場開辟為家園的那一刻起，就在西園扎下了根，過去那么多年，它依然陰魂不散。

“把你的腳放下來，不要踩門檻。”西園一個面色黧黑的女人厲聲對我說。

當時，我和幾個西園的孩子，去找她家的孩子玩耍。她自己的孩子，還有那些西園的孩子，他們的腳，都碰到或踩過她家的門檻，唯獨我的腳經過門檻、腳尖不小心碰到那兒時，引來了她的呵斥。

西園有一個擁有五兄弟的家族。五兄弟，五個小型家族，五棟磚瓦房，散布在東西園的界溝與一條通往外園的大土路之間那不足百米的路旁。東園的人只要想離開王家園，就必須從五兄弟及其家人加起來的數十雙的眼睛前走過。那個女人是老四的妻子。

五兄弟還有嫁出去的姐妹。有一年，他們一個嫁至外縣的姐妹回到王家園，與她一同歸來的還有她十八九歲的兒子。這個一臉青春痘印的小子住在緊挨著界溝的老二家中。他身高約一米六，留著長長的卷發，唇邊有兩撇小胡子。他那營養過剩的身體被黑色緊身衣包裹。他不以流里流氣的氣質為恥，反倒以此為榮。他效仿武俠電影中的反派，攔截那些從東園家中走出來的比他年齡小或瘦的男孩。在他住在王家園的那些天里，他一次次地把包括我在內的東園孩子們攔住，然后練習抱摔的動作。抱摔畢，邪笑著任那孩子逃走幾步，卻又奔撲過去，再抱、再摔。他對到手的獵物重復著抱摔、放跑，再抱摔、再放跑的動作，臉上持久地展露出施虐得逞后那種得意又興奮的笑。無論他怎樣施暴，老二屋中的大人，都不會出言制止過他。

一個外來的孩子，如此肆無忌憚地霸凌東園的孩子，這很不合理，卻是事實。也許，是他的族兄，老大家的二兒子，這人在王家園的所作所為，鼓勵了他、令他得到自信。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二十余里，有一個惡棍，常年在王家園橫行霸道。這惡棍就是那丑壯小子的族兄、老大家的二兒子。因他太矮，背地里園人們喊他矮鬼。

矮鬼一手拿著火柴，一手提著裝有劇毒農藥的瓶子，常年在王家園里為非作歹：點火燒人家的草垛、豬圈、羊圈、雞窩、鴨窩或茅房；把農藥灑進別人家的稻田、豬食槽或水井。矮鬼通常只把東園選作他的作案地點。放火、投毒對他來說只是小打小鬧，他最大的惡行，是引誘或逼迫王家園里的柔弱女性與他茍且，東園有兩名女性，成為受害者。某年春天，為了逃避一場專門針對他的抓捕，他不敢回家，最終餓死在麥田里。擁有這塊麥田的人家，在五月割麥子時，才發現他爬滿蛆蟲、螞蟻的半腐尸體。

一百多年前就播入西園人血脈里的傲慢種子并不會因這名惡徒的暴斃而消亡。即便是二○二六年的現在，它依然牢牢刻在西園某些人的基因里。

“他家不讓做啊，有什么辦法呢？”我年近九旬的父母如今常無奈地感慨。

他們說的是五兄弟家的老三和老四兩家不讓東園人修公路的事。具體說來，是老三家的房后與老四家的一塊田地之間，有一條沙石路，它是東園去往遠方的唯一必經之路。在早就實現了戶戶通公路的這個經濟發達地區的鄉下，因為這兄弟二人的阻撓，這條公路始終無法修成。也許尋遍全省十二萬多個自然村落，這種無法修成的公路，也未必能找到幾條。

東園通往遠方的這個路口，盤踞著兩只“老虎”。它們張開巨口，咬住東園人的命脈，絕不松口。我父母這一代之后的東園人，似乎從小就了解這樣的不可抗力，于是，在他們間一度出現過一種潮流：出園。東園青壯年人，就這樣一個個離開了東園，在遠離東園的地方讓政府批一塊宅基地安家。留在東園的人，其實主要是老弱病殘了。但扼守出園要道的“老虎”依然盤踞在那兒，如果它們死去，它們的子孫會回到這里，繼續充當盤踞者。

“東園人懦弱。”許多年來，從外園來的人，經見過東園、西園的各種人與事后，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確是事實。回到那丑壯小子頻繁霸凌東園孩子的那些時日，我必須指出：彼時，東園的孩子絕對不會呼救，因為他們心里清楚：呼救迎來的很可能是東園大人的充耳不聞或回到家中后的一頓責罵。

東園自身的罪孽，可見一斑。

“馬上這里就要整體拆遷了。”王家園里的人見面時，互相傳播著這樣的消息。

這句話，在王家園及其周邊幾個自然村落里傳播了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是個什么樣的概念呢？一個中年人進入了暮年；一個嬰兒成長到適婚年齡；一個游子在漫長的思索后終于不再在心里糾結何為故鄉。從中年人進入暮年的，是我父母那一輩人；從嬰兒長成適婚青年的，是我和我哥之下的那一輩人；不再在心里糾結何為故鄉的，是我這種在外面漂泊太久后進入“所到之處皆故鄉”之境的人。

最早，這里的人們散布即將拆遷的消息時，眼里燃燒著憧憬的火焰，聲音富有樂感，走路趨于奔跑，仿佛有一束曙光在前方發出召喚。拆遷意味著在附近的城區擁有幾套房子，在房地產行業持續輝煌的那一段時期，這是人們發家致富的一種方式，于是，大家無論嘴上表達出來的是對這件事情的認同或排斥，心里的期待都如火一般炙熱。在多次的希望落空后，人們再散布這則消息時，眼神變得渙散，說話都不怎么有力氣了。再看到上面派下來的人拿著尺子和本子在這里丈量、記錄各家房產的面積、樹木的數量時，他們會遠遠地站到一旁，用不信任的目光觀察著這些外來者，一點上前攀談的興趣都沒有。后來，這則消息再從人們口中傳出的同時，大家還會發出笑聲：冷冷的笑、嘲諷的笑、哈哈大笑。仿佛，大家正在傳播的，是一個曾經威震四方、最后竟鋃鐺入獄的人的混亂情事，而這一切，與他們自己充滿生存之憂的生活無關。后來的后來，有人著急了，主動向上面遞交報告，申請拆遷，這樣的人越來越多，大家需要排隊等候批復。

“……這四家，都已經打過報告了。”我的父母在電話中跟我閑聊時，說到了東園某四戶積極遞交拆遷報告的人家。我聽著父母的聲音，在心里數著東園眼下還存在的那幾戶人家，驚覺：如果這四家消失于東園，這塊如今兩邊被河道包圍的小小陸地上，就只剩下兩戶人家了，一戶是我老邁的父母，另一戶是一對年近八旬的老夫婦。

“我們不想打報告。”我的父母或那對老夫婦反反復復地這樣強調，“都這么老了，還能活幾個年頭，那么折騰一下，又有什么意思呢？說不定，房子拆掉、搬進拆遷房這中間住在周轉棚的那一年半載里，因為吃不了那個苦，把命先丟掉了。我們不走，要老死在東園。”

東園在地理上其實已經不復存在了。將它與西園割裂的那條界溝，早已被時光抹平，東園、西園連成了一個園子。王家園整體都在發生變化，先是出現了南園，而東園、西園被統稱為北園；接著南園、北園都被稱為老園，在這老園的南方，散落著一棟又一棟新房，它們構成了王家園的新園。未來必將消失的王家園，比數十年前的那個自然村落要大數倍。如果消失本身也是一種事物，它也會成長。

王家園里外的河道卻在河岸的慢慢垮塌中不斷萎縮。小的河道已近乎消失不見，從前那些大一點的河道一天比一天變得狹窄。王家園所處的這個世界正在變得平整，所有裂縫狀的事物都正在消失。

在目前存世的東園人里，只有我，是一條抵達了遠方卻因為不斷繞回來看上一眼而變得遼闊的河流。無論流經何處，我身體里都裝滿了從東園帶過來的血與淚，它們成為我生命的底色，滋養著我，牽絆著我，讓我總有激情揮灑。

作者簡介：王棵

作家，現居成都。主要著作有《珊瑚在歌唱》《風箏是會飛的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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