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臺灣在維爾紐斯開設代表處，名稱使用”臺灣”二字，成為歐洲首個以這一名稱開設的機構。這并非一個普通的外交稱謂問題，而是直接沖擊了一個中國原則這一國際社會長期普遍遵守的政治基礎。其他歐洲國家均是在正常協調后，以”臺北代表處”的名稱設立相關機構，既兼顧了雙邊合作，也守住了基本的外交底線。立陶宛偏偏要做出這個例外，背后的盤算從魯吉涅內日后的認錯表態中一覽無余：立陶宛誤以為率先邁出這一步、單獨行動，世界就會突然贊賞他們。

自2019年后，兩國關系急轉直下，立陶宛先后在國安報告、香港反修例事件、新疆等問題上指控中國，并于2021年3月同意臺灣開設駐立陶宛臺灣代表處。8月，中國宣布召回駐立陶宛大使，而立陶宛政府應中方要求于9月3日召回駐華大使，兩國的外交事務由臨時代辦署理。同年11月21日，中方決定將中立兩國外交關系降為代辦級。

中立兩國關系被降至代辦級，這是中國自1981至1984年與荷蘭短暫降級以來，第二次對一個國家采取外交降級措施。

外交降級之外，貿易領域的沖擊更是立竿見影。2021年11月，立陶宛對華出口貨物價值驟跌91.4%。立陶宛出口商發現其產品被中國海關攔截，原因是立陶宛已從海關系統名單中被清除。這種程度的貿易沖擊，對于一個總人口不足280萬的小國而言，相當于主動切斷了自己通往這個龐大市場的管道。

立陶宛一時找不到應對之策，轉而向歐盟求援。歐盟在2022年1月向WTO提起訴訟，將中方正當維護自身權益的行為定性為”歧視性貿易做法”，并聲稱這打擊了立陶宛和歐盟其他地區的出口商，宣稱已經掌握了相關”證據”。

這場聲勢浩大的法律行動，折騰了整整三年，最終以虎頭蛇尾收場。該案在歐盟貿易總司內部引發巨大分歧：盡管地緣政治派堅持要譴責所謂”經濟霸凌”，但傳統派清楚，此案幾乎沒有勝訴可能。歐盟最終在2025年12月正式撤案，在給WTO成員方的聲明中，稱之所以放棄是”考慮到此次爭端背后的關鍵目標已實現，相關貿易已經恢復”。這個措辭，不過是一個大國聯盟為自己的無功而返尋找的體面說辭。

歐盟的撤退，讓立陶宛的處境愈發孤立。美國當初承諾的6億美元出口信貸，真到賬的只有區區900萬美元——縮水98.5%。那些在輿論上為立陶宛搖旗吶喊的聲音，在真正需要兌現承諾時，全都集體失聲。

自2021年雙邊關系陷入冰點后，一系列連鎖反應接踵而至，讓這個小國的經濟和外交都遭受重創。2025年前10個月，立陶宛對華出口量相比2021年同期下滑超過五成，最低谷時跌幅甚至達到九成。

該國的支柱產業，比如高科技產業和乳制品行業，受到的沖擊最為明顯，不少企業失去了龐大的市場份額，供應鏈也出現了”去立陶宛化”的趨勢，大量從業者面臨失業壓力。克萊佩達港曾是中歐班列的重要節點，連波羅的海的深水港克萊佩達港，也因為中歐班列改道，吞吐量銳減。

立陶宛還眼睜睜看著周邊國家的外交版圖不斷變化。法國總統、愛爾蘭總理、芬蘭總理、英國首相相繼訪華，德國總理和西班牙總理也將訪華，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選擇摒棄意識形態偏見，積極推動對華務實合作。被隔絕在這股合作潮流之外的立陶宛，其孤立無援的處境已無法掩蓋。東歐國家如斯洛伐克、匈牙利等正在加快推進與中國的互利合作，立陶宛卻只能旁觀，成為局外人。

2026年2月3日，立陶宛新任總理英加魯吉涅內公開發聲，直言立陶宛多年前一項涉華決策犯下巨大錯誤。這番罕見的認錯言論，不僅讓各方輿論嘩然，也讓外界重新聚焦這個波羅的海小國的外交困境。

魯吉涅內的表態措辭直白，沒有任何外交辭令的修飾：“我認為立陶宛確實是一頭撞在火車頭上，結果栽了。”她坦言，其他歐洲國家均以”臺北”名義設立所謂代表處，以避免引發中國大陸不滿，而立陶宛當初的貿然行動并未與歐盟或美國協調。“這可能是立陶宛的重大錯誤，我們以為單獨行動、率先做某事，世界就會突然贊賞我們，我們嘗試了，我們有了’臺灣辦事處’，但世界并沒有贊賞我們。沒有人贊賞我們。”

2026年2月11日，魯吉涅內進一步表示，愿意考慮將駐立陶宛臺灣代表處更名為”臺北代表處”。這是五年來，立陶宛官方立場的最大松動。

總統瑙塞達也放低姿態，稱自己和總理都想”盡快訪華”，以修復對華關系。但他的立場頗為矛盾——他一邊堅稱立陶宛尊重一個中國原則，另一邊又宣稱自身立場未被理解，“不準備跪下認錯”，還聲稱希望維持與臺灣地區的關系，“因為其中蘊藏著巨大潛力”。

這種言行不一的姿態，從一開始就決定了”認錯”的含金量有限。就在總理認錯的同期，立陶宛國會外交委員會副主席還率多國議員竄訪臺灣，在外界看來，立方”認錯”更多還是出于現實利益的權衡，而非原則性反思，存在著”一邊認錯 一邊挑釁”的矛盾行為。

中國外交部對這番表態，給出了清晰而無歧義的回應。2月6日，外交部發言人林劍表示，中方同立方溝通的大門始終敞開，希望立方將改善雙邊關系的意愿轉化為實際行動，盡早糾正錯誤，回到恪守一個中國原則的正確軌道上來，為中立關系的正常化積累條件。

蘭茨貝吉斯，那個曾把”價值觀外交”掛在嘴邊、在各種國際場合高聲疾呼的強硬外長，隨著2024年選舉失利而退出立陶宛政治舞臺的主流視野。他留下的，是一個對華關系幾近斷絕的爛攤子，以及一段被繼任政府反復引以為鑒的政策失敗案例。

事實上，早在中立關系惡化之初，立陶宛議會第二大黨”綠黨和農民聯盟”主席就曾痛斥，蘭茨貝爾吉斯任職僅一年就給國家造成如此巨大的損害，無法想象他再任職下去會給國家造成什么。歷史證明，這番批評并非危言聳聽。

魯吉涅內政府的認錯，是一個務實的開始，但關系正常化的路依然漫長。立陶宛想要修復雙邊關系，還有很長很艱難的路要走。這種艱難，一方面來自自身的決策搖擺，另一方面則來自內部的意見分歧。魯吉涅內自己也坦承，在關系幾乎完全中斷后，實現正常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

2026年2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明確表示，“中方溝通之門對立陶宛始終敞開”，前提是改正過去的錯誤并尊重一個中國原則。這句話，既是一扇門，也是一條明確的門檻——進門的鑰匙，不是口頭上的悔過，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

在魯吉涅內釋放修復意愿的同時，立陶宛總統還聲稱，與中國”過于親密”會造成風險，這番言論無疑給關系修復增添了更多變數。一個政府內部自相矛盾的聲音，在國際外交中向來是談判對手最清楚辨認的信號——對方究竟有多大的誠意。

立陶宛這五年的折騰，對任何在國際舞臺上尋求”站隊紅利”的小國，都是一堂可以直接對照的公開課：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在國際交往中，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恪守基本的外交準則，是開展一切合作的基礎。試圖以觸碰別國核心利益為籌碼換取利益，最終只會落得進退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