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80年人質危機期間痛罵吉米·卡特；如今，特朗普的總統任期也可能留下類似污點。

唐納德·特朗普首次涉足政治的有記錄舉動，源于1979年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占領事件，當時52名美國外交官被隔絕扣押長達444天。

這一事件為美伊之間長達四十多年的痛苦關系埋下了伏筆。它也可能開啟了特朗普通往白宮的漫長征程，而這段征程如今正面臨被他襲擊伊朗伊斯蘭政權的決定所定義的險境。

1980年10月，這場始于一年前的對峙已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創傷，人質仍被扣押，時任總統吉米·卡特在伊朗的頑固面前束手無策。特朗普在接受美國當時最著名的八卦專欄作家之一羅娜·巴雷特的采訪時破口大罵。

“他們扣押我們的人質，這絕對是、完全荒謬的，”他對巴雷特說，并主張這場危機本應通過軍事入侵解決。“這個國家坐視不管，允許像伊朗這樣的國家扣押我們的人質，在我看來，這是一場恐怖，而且我認為他們不會對其他國家這樣做。”

一個月內，卡特——在伊朗革命者高喊“美國屁事也干不了”之際，他已成了美國無能的象征——被共和黨對手羅納德·里根以壓倒性優勢擊敗。

47年后，當特朗普做出對伊朗開戰這一命運攸關的決定時，這場灼熱的國際戲劇所產生的心理漣漪效應，可能一直盤旋在他腦海中。他當時預測這場戰爭會迅速結束，但局勢很快失控。

他在戰爭首日提及了人質危機，試圖為其幾乎未提前讓美國公眾做好準備的軍事行動辯護。

特朗普還一再將卡特引為他永遠不愿成為的那種總統的典范：一個讓二流強國定義并最終毀掉自己總統任期的人，而那個強國本不該是美國對手。

在發動這場旨在徹底解決華盛頓伊朗問題的戰爭三個半月后，特朗普發現自己所處的境地，竟驚人地類似于他所鄙視的那位前任。

一系列令人不快的選項——主要是部署地面部隊在政治上代價過高，令人無法接受——使得美國的軍事力量變得毫無意義，正如卡特時代那樣，當時一次人質營救行動在沙漠中災難性地失敗。

更具羞辱意味的是，特朗普正扮演著與不幸的卡特當年相同的襯托角色，而對方是一個對其國內地位不確定、但決心維持權力的意識形態伊斯蘭政權。

1979-1981年的使館圍困事件最初由未經上級批準的激進學生發起，后被伊朗精神領袖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采納，作為保護新生的伊斯蘭共和國免受內部反對派侵害的手段。

同樣，特朗普判斷失誤的戰爭——估計造成1700名平民死亡，并對民用基礎設施實施了破壞性打擊——正為這個政權提供新的合法性來源。該政權在去年1月的大規模抗議中殺害了遠比這更多的本國公民，正面臨生存危機。

在2月28日造成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死亡的首輪軍事打擊之后，特朗普在電視講話中敦促伊朗人起來“接管你們自己的政府”。

無論是出于對本國遭受攻擊的震驚，還是對殘暴政權的恐懼，伊朗民眾并未響應這一呼吁。特朗普在慶賀哈梅內伊死后又轉變態度，稱會見其兒子、據信更不妥協的繼任者莫杰塔巴將“很愉快”。

從那個曾向示威者承諾“援助即將到來”、試圖更迭政權的特朗普，變成了——就像之前的卡特一樣——神權政體對其統治主張的無意中的認證者。

流散海外的伊朗人——許多人曾痛斥巴拉克·奧巴馬與德黑蘭簽署2015年核協議，并將特朗普視為政權更迭的最后希望——如今陷入迷茫。1979年革命中被推翻的前國王之子禮薩·巴列維最近在華盛頓雄辯地總結了他們的情緒，批評白宮發出“混亂信號”，他說這些信號“讓所有人都困惑不已”。

但與特朗普自身基本盤中的裂痕相比，不滿的伊朗人的反彈就顯得微不足道了。總統“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中那些直言不諱的“美國優先”派從一開始就反對這場戰爭，認為這背叛了他摒棄中東“永久戰爭”習慣的承諾——他曾多次以此譴責前任總統。

而傳統上支持伊朗強硬路線的共和黨人——他們曾激烈支持戰爭——則發現了在特朗普眼中更糟糕的東西：軟弱。在他們看來，這位強人總統放棄了對伊朗核計劃的籌碼，僅僅為了確保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而該海峽在戰爭開始前本來就是開放的。

雪上加霜的是，特朗普現在不得不忍受美國一些最著名媒體宣告失敗的侮辱，包括一篇題為《特朗普總統輸掉了這場戰爭》的媒體社論。

在人質危機的苦澀回響中離任后，卡特的聲譽緩慢恢復，他卸任后作為人權斗士的工作助其重建名聲。伊朗——在他任內從盟友變為死敵——至今仍是其政治遺產上的污點。

鑒于伊朗的地緣戰略分量，無論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帶來的燃料成本下降能產生多少短期政治紅利，特朗普如今都面臨著類似的譴責。

謙遜本應引導他走上一條更為謹慎的道路。除了卡特之外，里根的總統任期也幾乎被伊朗毀掉，因為后來曝光他曾向這個伊斯蘭政權出售武器，以換取其幫助解救被其什葉派代理人真主黨扣押在貝魯特的美國人質——這反而為伊朗扣押更多人質提供了動機。

就連被視為“永久戰爭”主要倡導者的小布什，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無期限軍事行動后，也吸取了歷史教訓，避免與伊朗直接對抗。

特朗普卻不然，他吹噓自己做了前無古人有膽量去做的事。

如今，這使他陷入了不確定的境地，并可能讓他看起來像自己最鄙視的東西：一個失敗者，而伊朗領導人卻在宣稱勝利。

但有一個問題。該諒解備忘錄的可持續性取決于在60天期限內就伊朗的鈾濃縮活動達成最終解決方案。問題復雜，相互間的猜疑盛行。伊朗的擔憂——強硬派大聲疾呼，但更務實的談判代表如議長穆罕默德·巴蓋爾·卡利巴夫和外長阿巴斯·阿拉格奇也懷有這種擔憂——仍然在于，表面上慷慨的美國條款是一個詭計，旨在麻痹伊朗，使其產生虛假的安全感，然后恢復軍事打擊。

正如1979年那樣，伊朗領導人仍處于高度戒備狀態。但這一次，他們擁有了一件比早已關閉的美國大使館更強大的工具：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以及借此決定全球經濟興衰的能力。

在最初將他帶入政治的地緣政治心理劇發生兩代人之后，特朗普正面臨另一場人質危機。但這次處于核心位置的人物是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政治命運——這似乎掌握在伊朗手中。對卡特來說，這應該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