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微信公眾平臺運營規范》新規出臺，明確將“以AI、腳本等自動化方式替代真人完成內容創作與發布”納入違規范疇。這則新規再次將AI創作推至輿論風口，也讓一個懸而未決的困惑愈發清晰：我們既驚嘆于AI寫作的高效迅捷，能在轉瞬之間生成千言萬語，又本能地對那種揮之不去的“AI味”避之不及。那么，AI寫作的這兩種面向有什么聯系？AI寫作對時間的節省和它的風格弊端有何關系？

一、兩種時間

要理解這種割裂，不妨從柏格森的時間二分法說起。亨利·柏格森在《時間與自由意志》中提出了一對影響深遠的概念：鐘表時間與綿延。鐘表時間是被空間化的時間，它被均勻切割成秒、分、小時，每一個單位都一模一樣，可測量、可標記、可計算，這種時間可通過辦公室墻上滴答作響的指針或者物理學意義上的刻度被看到。而綿延，是意識所體驗的時間，它連續、不可分割、充滿異質，每一個瞬間都浸透了過往的記憶，每一個“現在”都不是孤立的點，而是過去向未來流淌的一個中間位置。柏格森說，綿延無法被“思考”，只能被“體驗”，綿延的時間就是活著本身。

創作便是發生在綿延中的事。一個作家坐在書桌前，他所經歷的時間從來不是均勻流逝的秒針跳動，當某個段落寫得順暢時，時間便會悄然消融；如果某個句子反復斟酌，找不到合適的措辭，時間便會凝固，變得黏稠而沉重。他在兩段文字之間起身泡一杯咖啡，望三分鐘窗外的銀杏樹，這三分鐘在鐘表上微不足道，可銀杏葉的金黃、風的觸感，或許就會悄然融入下一段書寫里。他昨天在地鐵上無意間聽到的對話，在手機讀到的一句無關緊要的話，十年前某個午后模糊的憂傷，也都在綿延中同時在場，共同參與此刻的落筆。正如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所展示的，創作不是直線上的推進，而是整個生命經驗在某個瞬間的重新綻放。

那么，AI生成文本的過程，發生在哪種時間里？答案是，哪種都不是。從鐘表時間看，大語言模型生成一千字只需幾秒到幾十秒，但這幾秒并非用于創作，而是大語言模型在廣袤的數據庫中檢索相關的表達，再把這些零散的字詞根據指令串聯起來。從綿延的角度看，AI完全沒有時間可言，因為它沒有體驗，沒有猶豫，沒有走神，不會在兩個詞匯之間停頓，不會去泡一杯咖啡，不會望一眼窗外。它的每一個詞匯生成，都是獨立的條件概率計算，這個過程中沒有任何經歷發生。也許正是因為AI寫作沒有實質經歷任何時間，所以AI文本才會帶給人一種真空感，也就是人們常說的AI味。AI寫作的文本實在太干凈了，干凈得沒有一絲時間的痕跡，也沒有一點生命的溫度。

所謂時間的痕跡，不止于紙頁泛黃、墨跡模糊的物理印記，也體現在文本的結構里，藏在作家的筆調中。讀博爾赫斯的短篇，能感受到一種極度凝縮的時間，每一句話都像被反復打磨過，仿佛作者在落筆前已斟酌十遍，只留下最精練的表達。這種語言風格是博爾赫斯對抗時間的方式，在有限篇幅里壓縮無限思考。讀普魯斯特則全然不同，語句蜿蜒綿長，插入語層層疊疊，一個舉手投足之間，可能會漫過三頁紙的回憶，仿佛作者的注意力隨時會被記憶的洪流裹挾。這種敘述特色是普魯斯特沉溺于時間的姿態，在無限篇幅里展開一個瞬間的細膩。保羅·利科在《時間與敘事》中說，敘事的功能，是將不可理解的宇宙時間轉化為可理解的人類時間，這個過程便是情節編排，也就是敘事者將散亂的事件組織成有開頭、有中間、有結尾的故事，讓時間獲得人類的意義，而這也正是創作的意義。但是反觀AI的情節編排，它所依據的從來不是生命體驗，而是訓練數據中千萬個文本的統計模式。AI能生成結構完整的敘事，卻無法讓敘事扎根于在時間中生活過的主體的經驗，換句話說，AI所創作的敘事是對人類過去大量的生活樣本取平均值，提供一個差不多能擬合個體生活的故事。但是正像過于完美的照片會產生擬人的恐怖谷效應一樣，AI所創作的內容似乎能貼合任何有相關經歷的人，但又不屬于任何一個人，因此帶有一種古怪的完美感。

二、向死而寫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提出“向死而生”的概念，對這句話的一種解釋是，正因為人是有限的，正因為死亡作為最終的“不可能之可能性”始終懸在前方，我們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個選擇，才獲得了不可推延的緊迫感和不可替代的重量。如果一個存在者擁有無限時間，所有事都將變得無關緊要。正是有限性，讓“此時此刻”變得不可逆轉，也從而變得珍貴。

創作其實正是一種“向死而生”。一個作家落筆時，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時間是有限的，不僅是今天的時間有限，截稿日在身后催促，更是一生的時間有限，他能讀的書、能經歷的事、能寫下的文字，都是有限的。這種有限性，內在地塑造了他的每一個選擇：他選擇寫這個題目而非那個，選擇在這個段落花費三天而非半小時，選擇引用這本書而非那本，所有這些取舍，都隱含了一個有限存在者的籌劃。一個人不可能讀完所有書，所以只能選擇讀了這些；不可能寫完所有文章，所以只能選擇寫了這篇。那么，每一篇完成的作品，也都是對無數未完成可能性的放棄，而正是這種放棄，賦予了作品重量。這種重量不在于它有多么完美——實際上，很多真人寫的作品遠不如AI完美，真人寫作的重量在于唯一性和不可逆性，每一篇文章都是在這個人的生命中這一時刻唯一能完成的內容，而且這篇文章的誕生意味著其他文章的必然夭折。

而AI則沒有這種有限性，它不向死而生，它沒有截稿焦慮；它沒有“讀過這些書而沒讀那些”的遺憾，訓練數據中的數十億文本讓它幾乎“讀過”一切；它沒有“寫了這篇就寫不了那篇”的取舍，DeepSeek有1億多用戶，它可以一秒鐘同時生成1億多篇不同的文章。

漢娜·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提出“誕生性”的概念，與海德格爾的“向死而生”形成一種對照。她認為，人類行動的根本特征，不是“必死性”，而是“能夠開始”：每一個人的出生，都是一個全新的、不可預測的開端闖入世界，人類行動的意義，就在于能啟動某種前所未有之事。一個作家寫下一句從未有人寫過的句子，意義不在于句子有多優美，而在于它是一個被拋入世界的新開端。這個句子不是從已有的數據庫中抽取字詞來排列組合，而是一個具體的、有限的、不可預測的生命，在一個具體的時刻，做出的一次絕對的創始。

但AI無法“開始”，它只能“繼續”。它的每一個輸出，都是對輸入的延續，是條件概率鏈條的下一環，永遠無法產生真正意義上的開端，無法產生不依賴前文、能夠改變書寫范式的創始。也許AI可以生成意外的詞語組合，但這種意外只是統計意義上的低概率事件，仍在概率空間之內，可被計算；而阿倫特所言的“開始”，是本體論上的全新，是從任何先前的概率空間中都無法推導的，這是生命的靈光一閃，是人的天賦異稟。

三、AI時代，時間的存在論危機

如果以上論述成立，那么AI創作帶來的就不僅是真假、好壞的問題，而是對時間本身存在論的思考。人類的所有文化產物——書籍、繪畫、建筑、音樂，本質上都是時間的結晶，它們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凝聚了一個有限生命在一段不可逆時間中的勞作、思考與掙扎。一座園林建了一百年，三代工匠的一生都投入其中，我們進入其中時感受到的震撼，部分就來自對這一百年時間的隱約感知；一部長篇小說寫了十年，我們閱讀時感受到的厚重，部分就來自知道作者十年的辛苦付出。時間是文化產物的隱形成分，它雖然不出現在成品中，卻能夠賦予成品以厚重的質感。

但是AI把作品中的時間因素清零了。當一個系統能在幾秒鐘內，生成相當于人類作家數天工作量的文本時，文本中凝聚的時間便成了零。此外，這個文本也不再凝聚有限生命的靈氣，而只是一次計算的產物。利科說時間在被敘述的程度上才成為人的時間，那么一段從未被任何人“活過”的時間，能否被真正敘述？AI可以生成一個關于失戀的故事，用對所有情感詞匯，結構完整，細節生動，但這個故事背后，沒有一顆被失戀碾碎的心，沒有一個在深夜里輾轉難眠的靈魂。AI敘述了失戀的時間，卻沒有“活過”失戀的時間；它模擬了情感的痕跡，卻沒有真正體驗過情感的溫度。因此我們可以說，AI所生產的是一種時間的擬像，它雖然看起來像是從經驗中涌現的，但實則是從數據中提取的，徒有其表，無有其里。

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提到手工制品的靈暈來自三個方面：獨一無二性、此時此地性、傳統和儀式性。本雅明所處的時代的機械復制在今天看來已經屬于“古法手搓”了，這種機械復制的工作仍然需要人付出大量時間，只不過加工的介質從雙手變成了機械，因此他在論述手工制品和機械復制品的區別時并沒有提及時間的因素。但是在AI時代，時間也許是人類創作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人類作品的不完美，比如贅余的句子、蹩腳的過渡等，都是時間在作品上留下的指紋，是作者的簽名。它們在無聲地訴說：有一個人，在某個具體的下午，在這個不可逆轉的時間點上，把他有限生命的一部分，灌注到了這些文字里。這段時間不可回收，這個下午不可重來，這些文字也因此獲得了AI永遠無法企及的重量，也就是時間的重量、生命的重量。

四、我們為何需要時間的痕跡？

時間的痕跡可能是猶豫、是磨損、是偏差、是不完美，是一個有限生命與物質世界摩擦時留下的印記。可為什么我們需要它？為什么黑膠唱片的底噪讓人覺得溫暖而非劣質？為什么手工陶碗上不均勻的釉痕讓人覺得有人情味而非質量不過關？為什么一篇有贅余、有瑕疵的真人寫作的文章，比一篇完美無缺的AI文稿更讓人覺得可信？“溫暖”“人情味”“可信”背后，究竟藏著我們人類怎樣的需求？

也許可以這樣回答這個問題：時間痕跡之所以令人感動，是因為它是“必死性”的證據。而我們，作為必死的存在者，只能被同樣必死的東西真正打動。

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提到，人不是靈魂裝在肉體里的復合物，而是身體-主體。感知不是靈魂對外部刺激的被動接收，而是身體主動向世界伸出觸角、與世界交織。人不是“看到”一朵花，然后再“判斷”它很美，人的視覺、身體姿態、心情、上一次賞花的記憶，全部在同一個感知場中同時運作，以整個身體的整體知覺對世界作出回應。

當我們用手指觸碰碗壁，感受到它的粗糙、不規則、微微的凹凸，這些觸覺信息，會喚醒身體記憶中關于另一只手的經驗。手指感受到的不規則，在某種前反思的層面上，被身體解讀為另一只人手的力道、速度與猶豫的痕跡。這種感知并非理性的推理，而是一種更古老、更直接的身體間性，即我們的身體通過物質媒介與另一個身體發生了跨時空的接觸，這種跨時空的接觸所帶來的溫暖感是即時的、下意識的。碗壁上不均勻的釉痕，是另一個人在過去的某個時刻，與這團泥土搏斗時留下的身體痕跡，而我們的手指此刻卻正在觸摸它。這就是溫暖感的來源，這種情動的本質是接觸，是一具身體隔著物質與另一具身體的跨時空握手。機器制品缺乏這種溫暖，正是因為它的表面沒有另一具身體的痕跡可供我們的身體去閱讀，沒有另一個人可供我們去連接。

2015年，心理學家克里斯托夫·福克斯等人在《市場營銷雜志》上發表了一項研究，標題為《手工效應：愛與此何干？》（“The Handmade Effect: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研究發現，消費者偏愛手工產品，并非主要因為它們質量更好、更獨特，事實上，許多品類中，機器制品的質量更優。核心原因在于，人們在手工品中感受到了制作者的愛。這個看似煽情的結論揭示了一個隱秘的心理機制：我們在手工品中感知到的，不是物理屬性，而是一種社會屬性，是一個人類行為者的存在。那些不規則的痕跡，是人類存在的證據，而“愛”則是“有人在這里花了時間”的日常表達。

黑膠唱片的底噪亦是如此。那些噼啪聲在聲學上是噪音，在感知上，卻是一個物理過程正在發生的證據。噼啪聲暗示聽者唱針在溝槽中行走、振膜在空氣中振動、揚聲器在房間里推動氣流，因此這段音樂是有生命的，它正在一段物理鏈條中穿行，這段鏈條的每一個環節，都是有質量、有磨損、有壽命的物質。它不是永恒的，它和人一樣，是有限的。

這也許就是“溫暖”的含義。溫暖，來自另一個有限生命的身體留在物質上的余溫。觸摸手工陶碗，我們觸摸到的是另一個人的時間；聆聽黑膠底噪，我們聽到的是物質老化的聲音；閱讀一篇有瑕疵的文章，我們讀到的是另一個人在某個下午的猶豫、倉促的選擇。這些看似不完美的痕跡在告訴我們，這里有一個和我們一樣的存在者，和我們一樣有限，有身體，會疲倦，且終有一天會死。

伯納德·威廉姆斯在《馬克羅普洛斯案例：對不死之無聊的反思》（“The Makropulos Case: Reflections on the Tedium of Immortality”）中提出，永生不僅不值得渴望，本質上甚至是一種災難。一個不會死的人最終會陷入無盡的倦怠，因為當時間無限，一切行動、經歷、關系都失去了緊迫性，也就失去了意義。你不必珍惜任何一個下午，因為你有無限個下午；不必珍惜任何一個人，因為你有無限時間去遇見新的人。而正是有限的壽命給予了每一個選擇不可挽回的重量，也使得每一次相遇都有不可重復的珍貴。

AI的產物無論多么精確、流暢、“像真人寫的”，但還是缺乏動人的力量，這是因為它的光滑表面上，沒有任何有限性的痕跡可供我們辨認。AI不會老化，不會死亡，它的完美不是一個人克服有限性后的崇高，而是一種從未被有限性所困的冷漠與平庸。我們面對AI時感到的微妙的冷，與其說是厭惡，不如說是一種深層的孤獨，這是在一件不會死的東西面前找不到同類的孤獨。

在AI時代，溫暖也許不只是一種風格，還是一種存在論信號。產生溫暖感的東西也許并沒有那么完美，但它會給我們更深層的慰藉。我們追求有時間痕跡的東西，不只是為了懷舊，還是為了在物質世界中找到另一個有限存在者的證據，確認我們并非獨自面對時間的流逝與生命的消耗。AI可以模擬一切形式，卻永遠無法模擬時間的重量，無法模擬生命的有限與真誠，而這，正是人類創作不可替代的核心，是我們之所以需要文字、需要創作、需要彼此表達的終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