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內，德國總理默茨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前不久結束的G7峰會上，默茨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觀點，即人民幣匯率被低估了20%到30%。

然后在布魯塞爾的歐盟峰會上，他又要求歐盟27個成員國統一對華貿易政策，把匯率問題、關稅壁壘、產業補貼、供應鏈安全這四個問題整合起來，形成一個統一的對華貿易框架。

要知道，今年2月默茨才帶隊30家德國企業高管訪華，當時他多次表態愿和中國攜手應對各類經濟挑戰。

時隔四個月，其對華立場徹底反轉，態度反差十分明顯。那么默茨此舉究竟有何用意？歐盟這套聯合施壓手段，又能否落地見效？

今年2月訪華期間，默茨參觀了杭州宇樹科技，近距離感受了中國產業發展的現狀。

回國后他說，走訪中國后才真正地意識到，德國本土產業的競爭力在不斷下降。當時隨行的企業包括大眾、寶馬、奔馳、巴斯夫等德國支柱企業，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確：依靠中國市場來擴大德國對華出口，為持續低迷的德國經濟尋找出路。

然而僅過去4個月，默茨對華態度就發生了180度翻轉。G7峰會期間，他指責中國依靠高額產業補貼、不可自由兌換的人民幣向全世界低價傾銷工業品，并說這樣的貿易模式不能被歐洲接受。在之后的歐盟峰會上，他更是完全偏向于法國對華強硬的貿易路線。

態度突變的主要原因是歐洲面臨的經濟困境。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統計，2025年，德國對華貿易逆差達到893億歐元，對華進口規模超過了出口額的兩倍。

從整個歐盟的角度看，全年對華貿易逆差為3600億歐元，同比增長近20%。2026年一季度貿易逆差繼續擴大，單季度規模接近950億歐元，貿易失衡問題依然存在。

相比于貿易逆差，德國根深蒂固的產業結構問題更為嚴重。根據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數據，過去七年中，德國工業只在2021年實現了微弱的增長，到2025年，德國工業產出已經比2018年下降了14%，汽車制造業的產出跌幅更是超過了20%。

俄烏戰爭爆發后，德國能源進口成本上漲了60%，制造業整體成本比2022年提高了25%。

目前德國將近兩成的制造企業已經開始實施產能外遷計劃，國內產業空心化的風險也在加大。

4月份多家權威機構下調了對德國經濟的預期，預計到2026年德國經濟增長率只有0.6%。

歸根結底，默茨炒作人民幣匯率問題，本質就是轉移國內矛盾。德國國內經濟改革受阻，本土產業競爭力持續下降，政府無法解決內部問題，于是把國內經濟困境包裝成歐盟共同面對的外部匯率問題，通過對外施壓來轉移國內壓力。

而他給出的人民幣被低估區間遠遠高于各大主要國際金融機構的專業測算結果，這樣的言論政治造勢的意義遠遠大于客觀經濟分析。

除了默茨，馬克龍也在對華下手。今年2月，法國官方咨詢機構發布了報告，大肆宣揚歐洲工業被中國全面壓制，建議對中國加征30%的全面關稅，或者推動歐元對人民幣貶值30%，甚至直接照搬1985年廣場協議的施壓思路。

法國的意圖很明確：逼迫人民幣升值，提高中國商品在歐洲終端的價格，縮小中企的利潤空間，再加上反補貼調查、限制市場準入等措施，從各個方面打壓中國制造業。

同時歐盟故意使用模棱兩可的語言，不直接點名中國，避免直接貿易對抗所引發的輿論風險。

在布魯塞爾峰會上，默茨并沒有提到中國，只說歐盟正在與貨幣被低估30%以上的國家進行不公平的競爭。

但歐盟已經對華實施了多項實際的貿易打壓措施。2024年10月，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征收17.8%-45.%不等的反補貼關稅，目前歐盟貿易官員還打算把關稅制裁范圍擴大到化工、機械這兩個主要行業。

但關稅手段沒有達到歐洲預期的效果，人民幣匯率波動抵消了大部分關稅成本，即使歐盟對電動車加征最高35%的關稅，2025年中國電動汽車在歐洲的進口量仍然會超過90萬輛，同比增長35%。

關稅不斷加碼，但中國的商品在歐洲的銷售量卻逆勢上揚，這也是歐洲政客急于打出匯率牌的主要原因。

要再現當年美日廣場協議逼迫人民幣升值的情景，歐盟的設想有三條過不去的坎。

首先歐盟內部各國的利益分歧很大，不能形成統一戰線。法國、意大利主張貿易保護主義，要求加大對中國的貿易限制；而西班牙則高度依賴于對華經貿合作，因此反對極端對抗政策。

即使在德國國內，行業立場也是完全割裂的：本土汽車制造商擔心匯率和貿易沖突會沖擊到他們在華巨大的產業鏈，而鋼鐵等行業則希望用關稅來保護自己的國內市場。

27個成員國的訴求各不相同，統一對華貿易政策是不可行的，之前美國財長也曾經公開嘲諷過歐盟決策效率低、內部難以達成一致。

現在的中國和當年的日本是不可同日而語。1985年日本的軍事和貨幣政策非常依賴美國，沒有自主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利，只能被動地接受外部的匯率調控要求。

我國有獨立完整的貨幣政策、全門類工業體系和超大規模內需市場，一直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外部勢力沒有強行干預人民幣匯率定價的空間。

最后，歐洲自身對中歐產業鏈合作有很強的依賴性，搬起石頭會砸到自己。歐洲的新能源產業、高端制造業離不開中國的鋰、鈷、稀土等戰略性礦產資源，新能源設備進口也高度依賴中國的供應鏈。

如果硬要逼迫人民幣大幅升值，那么中國的出口到歐洲的商品價格就會上漲，從而把通脹壓力直接傳遞給歐洲消費者。同時德系車企在中國市場深耕多年，其在華的產能和銷售網絡也會受到重創，反過來損害到歐洲本土企業。

在歐洲不斷施壓的情況下，中國也發出了明確的信號。今年6月中國提出要建立中歐貿易投資專項磋商機制，愿意以平等對話的方式解決貿易爭端，但是不接受任何一方單方面施加的貿易壓力和不合理要求。

從G7峰會到歐盟布魯塞爾峰會，可以看出歐洲對華貿易策略已經由原來的單一領域貿易摩擦轉變為現在的全方位經貿博弈。但是所謂的廣場協議2.0，終究還是歐洲政客的政治口號。歐盟先天上就存在內部分裂、決策效率低下的問題，中國的經濟和貨幣獨立性遠遠超過了當年的日本，再加上歐洲自身能源成本高昂、工業衰退、數字化轉型滯后等內生經濟短板，都不能靠施壓人民幣匯率來解決。

默茨年初親自到現場看到的中歐產業差距，并不能通過峰會造勢、口頭施壓來抹平。一味地把責任推給外部市場，回避自己內部的改革難題，既不能挽救德國疲軟的工業經濟，也不能逆轉全球制造業格局重構的大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