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美國國會參議院23日以50票贊成、4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一項已經由眾議院批準的共同決議，要求總統特朗普結束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并在今后試圖對伊朗動武前尋求國會授權。

自1973年《戰爭權力法》通過以來，美國國會兩院很少以這種方式共同限制總統的戰爭權力。雖然這項決議更多具有政治象征意義，法律強制力有限，但在共和黨仍然掌控參議院、特朗普依舊主導本黨政治議程的背景下，這一表決顯然不是普通的國會程序。

共和黨內部出現裂縫

值得關注的是，有4名共和黨參議員投下贊成票。他們的動機并不完全相同。蘭德·保羅長期反對美國卷入“永久戰爭”，這不是一時轉向。蘇珊·科林斯和莉薩·穆爾科斯基一向比較重視國會監督權和程序正當性，也并非特朗普在共和黨內最堅定的追隨者。比爾·卡西迪則長期與特朗普關系緊張，其投票也反映出共和黨內部的現實裂縫。因此，這次表決不能簡單看成幾名共和黨人“反水”，更不能只理解為他們見風使舵，它背后有更深刻的政治變化。

伊朗戰事正在改變美國國內圍繞戰爭授權的政治結構。特朗普仍然擁有共和黨基本盤，但他已經不能當然地認為，共和黨國會議員會無條件支持一場目標不清、成本上升、影響油價并可能拖累中期選舉的戰事。戰事剛開始時，許多共和黨人往往不愿公開反對總統，尤其在“國家安全”名義下，黨派團結仍有很強約束力。但當軍事行動沒有迅速取得明確成果，國內經濟壓力和選民厭戰情緒不斷累積時，國會議員就必須重新衡量政治風險。

這正是美國外交政策當前矛盾所在。美國在軍事上仍然強硬，政治上卻越來越害怕長期戰爭；戰略上仍想維持霸權地位，普通選民卻越來越不愿為霸權買單。對美國決策層來說，支持以色列、保衛能源通道和維護全球信譽仍然是戰略問題；但對很多美國選民來說，戰爭首先意味著汽油價格上漲、財政開支增加、士兵傷亡以及國內治理繼續失焦。當戰爭收益變得抽象，戰爭代價變得具體，國會的態度自然會發生變化。

特朗普第一任期就曾試圖推動某種戰略收縮。他反復強調“美國優先”，批評美國陷入“愚蠢戰爭”。不過，第一任期的外交和安全團隊中仍有不少共和黨建制派人物，他們更熟悉冷戰后美國對外擴張和軍事干預的傳統，從未真正執行特朗普的收縮路線。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在人事和政治經驗上更有主動權，也更敢把戰略收縮付諸實踐。但美國不是由總統個人塑造的國家，軍工復合體、親以色列政治捐助網絡、國會鷹派和官僚體系仍然強大，它們會不斷把白宮重新拉向強硬方向。

從這個意義上說，伊朗軍事行動的受挫，確實帶有某種“蘇伊士時刻”的意味。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后，英法發現自己已經無力按照舊帝國的方式維持全球干預。今天的美國暴露出一個相似問題：當一個霸權國家缺乏國內共識、財政承受力和清晰的戰爭目標時，軍事優勢并不能自動轉化為政治成功。

這次表決也會進一步削弱共和黨建制派強硬外交路線的影響力。特朗普對伊朗動武，相當程度上受到共和黨強硬派、親以力量和傳統安全鷹派的推動。但從結果看，強硬路線并沒有證明自身有效，反而讓特朗普承受了更大的民意壓力和國會壓力。特朗普未來很可能重新強調自己是“結束戰爭”的總統，繼續聲稱不打“愚蠢戰爭”，同時又保留對伊朗的軍事威脅。換言之，他會把軍事行動更多當成談判籌碼，而不是回到歷史上共和黨長期堅持的新保守主義路線。

當然，共和黨不會因此變成和平主義政黨，但共和黨建制派過去那種帶有長期擴張色彩的外交理念，確實會遇到更大阻力。“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群體支持的“選擇性強硬”正在上升，它反對長期駐軍、反對無休止對外援助，卻并不排斥在特定時刻展示武力。共和黨對外政策可能不會變得溫和，卻會變得更受國內選舉牽制。

民主黨不是反戰政黨

民主黨在這次表決中的角色也不宜美化。民主黨多次推動限制特朗普戰爭權力，確實有維護國會授權程序的一面，但也有明顯的黨派斗爭和選舉計算。許多民主黨議員同樣接受親以色列游說網絡或相關政治捐助網絡的支持，也并未真正放棄美國干預主義傳統。民主黨借戰爭權力問題打擊特朗普，并不等于它已經成為反戰政黨。

因此，這次參議院表決的深層意義，不在于美國國會突然改變態度，而在于美國霸權政治內部的裂縫正在擴大。美國民意要求政府不要再輕易卷入海外沖突，但美國國家機器仍然保留強烈的霸權慣性。特朗普既要迎合選民的厭戰心理，又要照顧軍工集團、親以色列政治力量和共和黨強硬派訴求，其外交路線很可能繼續搖擺。

未來美國未必會走向傳統意義上的孤立主義，但反對長期干預、強調戰略克制，將會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政治潮流。美國仍想維持霸權，卻越來越難說服選民為霸權承擔代價；它仍會使用強制手段，卻越來越難承受一場沒有明確收益的戰爭。戰爭權力表決所揭示的，正是美國全球戰略進入調整期后的內在困境。

（作者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員）

原標題：《戰爭權力表決背后的美國戰略困境》

欄目主編：劉暢 文字編輯：劉暢 題圖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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