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廣州的萬木草堂舊址是一座鬧中取靜的三進宅院，帶有典型的晚清時期建筑特點：青磚碧瓦木梁天井，喧囂浮躁隔絕于外。站在天井里，陽光透過古榕的枝葉灑下斑駁光影，其內堂復刻康有為頗具氣勢的手書楹聯——“恪勤在朝夕，懷抱觀古今”。這十個字，仿佛濃縮了百年前那些年輕學人全部的精神世界。

于舊學中開出新境界

光緒十七年春，三十三歲的康有為租下邱氏書室，掛起“長興學舍”的牌子。這年他雖未中舉，卻因之前上書光緒帝的行為而名動京華。康離京回穗后，學海堂高材生陳千秋聽聞康氏名聲，慕名登門拜師。而年僅十八歲便中舉的梁啟超也為康有為“大海潮音、作獅子吼”的見解所折服，不久便經陳千秋的介紹拜師康氏門下。“梁舉人”拜“康秀才”為師，在科舉時代聞所未聞。梁啟超晚年追憶初見，文字間仍難掩震動：康先生將數百年來舊學積弊一一駁斥，他聽后“冷水澆背，當頭一棒”，從此盡棄舊學。后來學舍遷至廣府學宮仰高祠，正式更名“萬木草堂”——寓培植萬木、為國育才之意。

萬木草堂的教育理念，集中體現在康有為手訂的《長興學記》中。這篇綱領性文獻以“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為綱，下設學綱、學科、學目三個層次，構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學體系。在“學綱”層面，康有為標舉“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四端，將孔門四科賦予新的時代內涵——道不在高遠，在“格物”“厲節”“辨惑”“慎獨”；德不在空談，在“主靜出倪”“養心不動”“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仁不在獨善，在“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廣宣教惠”“同體饑溺”；藝不在記誦，在“義理”“經世”“考據”“詞章”四門并立。這是一套從內圣到外王、從修己到安人的完整人格養成體系。梁啟超在《南海康先生傳》中對此評價極高，認為康氏教學“以德育為經，以智育、體育為緯”，其精神實質與近代西方教育學說“暗合道妙”。

在“學科”層面，草堂課程分為義理之學、考據之學、經世之學、文字之學四門。義理之學涵蓋孔學、佛學、周秦諸子學、宋明學、泰西哲學；考據之學包括中國經學、史學、萬國史學、地理學、數學；經世之學講授政治學、時務、經濟；文字之學則設中國詞章學與外國語言文字學。蕭公權在《近代中國與新世界》中指出，康有為“試圖將中西學問納入一個統一的框架，以儒學為體，以西學為補充和參照”，這種做法“既是策略性的，也反映了他對知識本身的整全性理解”。萬木草堂課程體系最重要的突破在于將“經世”從傳統學術的邊緣提升為核心位置，使學問與時代命題直接關聯。

萬木草堂

康有為授課，最令學生傾倒的是“學術源流”一課。他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這種橫向比較與縱向溯源相結合的講授方法，在當時堪稱石破天驚。康有為講《春秋》，從公羊三世說講到陸王心學并兼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見解璽璋《梁啟超傳》）；講《禮運》，從小康講到他理解的“大同世界”，其中特別提及了“救苦之道，在于破除九界（即無國家、無家族、民選政府等九個方面）”這樣離經叛道的觀點；講《孟子》，從民本思想講到西方議會制，并探究各類平等思想。康有為沿襲其師朱次琦“反對單一考據、注重經世入世”的學風，并進一步發揚為“激勵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錢穆后來評價這種講學風格，雖對其“附會”之處有所保留，但也不得不承認其“大氣磅礴”，能于舊學中開出新境界。事實上，正是這種以中學擁抱西學、以舊瓶裝新酒的學術策略，使萬木草堂成為晚清思想轉型的一個關鍵樞紐。

知、情、意合一的全人教育

“恪勤在朝夕”不是門上的虛文，而是草堂學人的日常。每日清晨，先習體操，然后聽講；午后自修；晚間討論辯難，往往至深夜不散。天井那棵老榕樹下，是學子最愛聚集之地。梁啟超、陳千秋、麥孟華、徐勤、韓文舉等人常在此爭辯，從宋明理學“格物致知”之辨到泰西哲學實證主義，從春秋三世說到西洋議會制，聲音穿過榕樹根莖，回蕩在青磚碧瓦間。萬木草堂允許討論國家大事、學理疑難，尤其注重微言大義，讓學生在唇槍舌劍中辨明真理，康有為以“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啟發式教學，來激發學生的獨立思考。

尤為值得稱道的是“札記簿制度”。學生自修時記錄疑問與心得，每半月呈繳，康有為親自批答，動輒數百上千言。梁啟超的札記簿上，康有為批道“思路清晰，唯須再求深入”；對陳千秋則有“讀書得間，然不可流于瑣碎”之誡。現存少量札記批語顯示，康有為極善于因材施教——對長于思辨者引向哲學，對敏于時務者導入經世。這種個性化指導，令梁啟超終身感念：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

《長興學記》規定學生須“每日讀書有札記，每月有月課，每季有季考”。每月朔望，康有為率學生習禮，歌詩、鼓琴、投壺，看似古禮的演練，實則是通過儀式化的集體生活涵養心性。他還常以激憤之語喚醒學生的家國情懷，“民生憔悴，外侮憑陵”的告誡貫穿講學始終。這種知、情、意合一的全人教育，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

每年春秋，康有為帶領學生外出游歷。登白云山、游羅浮、訪西樵，所到之處觀山川形勢、考地方風俗、論古今人物、辯國事艱難。梁啟超說，先生“每至一處，必指點形勝，論其歷史沿革，又引歐美各國地理政治以比較之”。這種“行萬里路”的實踐教學，既開闊了眼界，也在學生心中培植了一種“以天下為己任、士不可不弘毅”的襟抱。

在草堂幾年間，康有為帶領學生完成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的編纂。梁啟超協助校勘，陳千秋輯錄資料，徐勤、麥孟華等其他學生分任抄錄、校對、查證。這種以編書帶動教學的方式，讓學生在實踐中磨礪學問。萬木草堂的學術訓練“既有乾嘉考據學的嚴謹，又注入了強烈的經世關懷和西學視野”，這種復合型的知識結構，造就了晚清一代新型知識分子的基本面貌。

草堂天井榕樹旁可供人小坐休憩。此處游人稀少，微風拂葉，沙沙作響。仿佛可聽見百年前那些年輕學子辯難的聲音，看見他們在晨曦中捧書誦讀的身影。院落中康有為與梁啟超的師生雕塑靜默佇立——康氏長袍持卷，梁氏西裝遠眺。兩代人之間，既是薪火相傳，也是氣象更新。晚清維新派張元濟曾有詩贊曰：

南州講學開新派，

萬木森森一草堂。

誰識書生能報國，

晚清人物數康梁。

走出草堂，巷外是廣州繁華的“北京路”商業街，車水馬龍、游人如織。百年前的讀書人已散入歷史煙云，但那種在朝夕之間勤勉不懈、于古今之際上下求索的治學精神，依然靜靜回蕩在這座青磚老宅里。（作者為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原標題：《“恪勤在朝夕”的萬木草堂學人》

欄目主編：楊逸淇 文字編輯：陳韶旭

來源：作者：吳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