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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讓我說出一個對中國長城最有感情和作為的民間組織，我會毫不猶豫地說出：長城小站。

長城小站是一個網(wǎng)站，又不單單是個網(wǎng)站。一群熱愛長城的人，依托網(wǎng)絡的社交屬性，從事著與長城文獻資料搜集、保護、研究、交流、傳播、公益等有關的所有事情。我就是從長城小站得知從百姓家里偶然發(fā)現(xiàn)“文字磚”，后被認定是1933年長城抗戰(zhàn)在羅文峪犧牲的烈士墓碑，進而幫烈士“認親、回家”的事。

2019年，當我在遵化石門長城抗戰(zhàn)烈士陵園，在倉庫的貨架上與這23塊長城磚對望時，我的心就如同被重錘擊打了一般。當即決定要在明年春天，即長城抗戰(zhàn)發(fā)生時的3月份，用大畫幅相機為這些磚、這些碑、這些為國捐軀的烈士英靈塑像。遵化是清東陵所在地，石門烈士陵園就在東陵旁邊；當年選擇這塊風水寶地安葬烈士，足見民眾對國殤的崇敬深情。

沒想到2020年春天的大門，被疫情封鎖得那樣艱澀沉重。盡管費盡周折，我還是推開了它。拍攝日期從原想的3月13、14、15日，16、17、18日，不斷挪動，最后落實在26、27日。

26日早上7點多鐘，我和郭勇、張志明開兩輛車在小雨中出發(fā)，到唐縣接上安建邦并換車，中午在天津武清服務區(qū)吃了包子繼續(xù)前進，將近兩點到達遵化石門，先察看場地，制定拍攝方案。一切都要準備：沙子、桌子、梯子、繩子、膠帶，還有我們之前已準備的背景、柔光架等，籌備好后去遵化攝協(xié)主席劉滿倉安排的飯店晚餐、住宿。晚上天氣晴了。

27日天氣晴好，碧空如洗，陽光響亮。8點到陵園，在紀念碑后面搭建拍攝。陵園門口是一條公路，不時有重型卡車駛過，其引發(fā)的震動足以顛覆大畫幅相機的影像清晰度。這些暫存在倉庫里的磚碑，多數(shù)已經(jīng)殘缺，有的已如斷肢的勇士無法站立。我請劉滿倉從河里裝了兩袋沙，鋪在一張桌子上：在我的心中，這就是一張供桌。老張自己設計制作的24寸超大畫幅相機，這次算是首秀。費勁拍了兩張，感覺制版鏡頭的快門問題不好解決，憑感覺控制時間不太靠譜兒，拍第三張時膠片竟然滑落進了皮腔。于是決定放棄24寸相機，改用備用的810相機拍攝。陵園已經(jīng)把這些磚碑，列為文物，倍加珍視，要我們隨取、隨拍、隨還。我們每次從庫房請出兩塊磚碑，拍完再放回去。風漸起且愈猛，背景布難以固定。下午風勢更兇，背景上飄來樹影，只得挪到東邊；又出去買了膠帶，好歹才把背景固定好。這次只帶了25張810膠片，拍了23塊磚碑，最后兩張拍了一下宋哲元題寫的石碑、合葬墓和背景的遠山。拍攝看似簡單，其實工作量還是蠻大的，810拍攝自不必說，每一張都要調(diào)整、構圖。拍完810，還要用數(shù)碼相機再拍一張，這時就要在大畫幅相機前蹲下，單腿跪地。眼前的這些磚也形態(tài)各異，有的完整，字跡清晰；有的殘缺，只剩局部，字跡亦模糊，有的可以看到描紅的痕跡。碑文內(nèi)容與形式并未完全統(tǒng)一，可以品味出戰(zhàn)爭狀態(tài)的信息。比如，有的說“二十九軍”，有的說“陸軍二十九軍”；有的有軍銜，有的沒有；有的有籍貫，有的沒有；有的有年齡，有的沒有；還有一塊是從中間斷裂為兩半的，好在可以接上。

在我面前，這每一塊磚碑就是一位在長城抗戰(zhàn)中獻身的烈士，就會在我眼前幻化成模糊不清的年青面孔。我的眼睛，也常常因淚水的漫漶而模糊不清。我感覺87年來，烈士的靈魂還在天空、大地上盤旋。每次單腿下跪，我都心管緊縮、毛孔乍開，唯有默然致敬。這些殘缺的磚，與烈士被埋葬時的肢體殘缺相呼應，甚至有些歪斜。這些長城磚是來自大地上的泥土，本是大地的組織，澆水成泥、脫坯成型，進而入窯燒制成磚，成為長城的一部分，用來阻擋強敵；進而又被取用，成為烈士的墓碑。烈士墓被毀，它們流落到百姓家，或砌屋（有的上面還留著水泥灰漿的痕跡），或壘圈，甚或被當作任何鋪墊的東西，有的字跡幾乎都被磨平了。如今被重新找回，成為文物，放置在貨架上，等待著更好、更莊嚴的歸宿。但無論如何，作為墓碑的它們，是再也無法回到烈士的墳塋上了。

制作的展覽圖片，尺幅為28英寸，讓影像中的磚碑與實物大小相等，使讀者能夠透過紙面回望歷史。

作者工作照 王占山攝

楊越巒，生于1963年。長期致力于中國長城的拍攝，長城專題攝影作品在德國、西班牙、美國、日本及國內(nèi)多個藝術平臺和機構展出，并有《中國·野長城》等專著出版。

來源：紀實影社

實習編輯：李嫣然 雷軼童

編輯：張立強

審校：周津皓

審核：汪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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