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和教育科研生態 | 讀新聞

后臺有幾位讀者問：銀子姐，2025年諾獎出來了，一方面日本高中生，年輕人，讀不起大學，要借錢讀大學，為啥日本出那么多諾獎得主～（這個問題相對沒有什么邏輯關系。貸款讀書、半工半讀在我上大學的年代也不算少見）。

為什么日本出那么多諾獎得主？這個話題記得2016年就被熱鬧地討論過。

看一下日本獲諾獎的時間長度，早期突破階段是1949-2000年，合計15項，2001年至2025年，合計16項，平均每年一項。目前所得的31項中，本土獲獎者27人，美籍日裔有3人。再看其獎項分布，物理學有11項（含2021年真鍋淑郎）；化學有9項（含2025年北川進）；生理/醫學達7項（含2025年坂口志文）；文學獎2項；以及和平獎2項。

當然還要對比一下。

（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石黑一雄特別用顏色區隔，他是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雖為日裔，但學術成長、創作背景完全脫離日本體系（英國籍，文學創作以英國社會為核心），因此不被日本視為本國諾獎成果。

基于上面的表格，對比就會看到——首先是獲獎總量的差距蠻大的；其次是領域優勢差異明顯，日本在物理學（11項）和化學（9項）占據絕對優勢，反映出其基礎研究的深度；中國僅有（青蒿素）生理/醫學和文學獎，可見應用科學成果尚未轉化為諾獎級突破。

時間維度前面說過，日本自1949年起連續76年穩定產出，2001年后平均每年1項；中國諾獎成果集中于1950-1970年代（楊振寧、李政道等），本土突破滯后至2015年。

大家更關心的還是諾獎和教育科研體系的關系。比如，日本80%諾獎得主畢業于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舊帝國大學（本土大學），而中國除了屠呦呦是北大1951級校友，尚無本土高校培養出諾獎得主。

我不是教育專家，也很不喜歡教人如何教育孩子，僅從一個母親學習教育的角度做一點自己的分析，供參考。

前幾天早餐時和好無聊先生講可持續的重要性，很強調要持續地做一件事，而不是短期沖動地去完成一件事。真正的熱愛才可以持久。大家都聽說過的日本匠人精神，那確實是一種文化基因。允許慢慢探索，允許慢慢成長，擇一個職業終老，在某個位置上深入。

其實國內也有人一輩子只做一件事，也被認可，只是認可度沒有那么深廣，畢竟大家的眼睛都習慣了往上瞧。

不知道為什么，大家活著總有一股“急匆匆”的感覺，急著長大，急著出成果，急著上市……高校的科研人員，有考核壓力，很難得到“只做一件事”的長期支持。“青椒”這些年在互聯網上的故事，大概還是有一點注腳的作用。

我不是科研人員，猜測科研評價體系差異很關鍵。如果是長期穩定支持模式，有足夠的非競爭性經費，允許科學家自由探索冷門領域；科研人員不需應對短期考核壓力（如論文數量、職稱晉升），青年學者可長期專注研究……那么深入鉆研的概率會更大？

在日本讀博士的朋友說，她在中國的同行面臨行政事務負擔很大，職業路徑偏向行政化，常因職稱壓力轉向管理崗位。不知道這么說是否準確。不過也看到現在好的轉變，國內近年試點“長周期支持”，比如騰訊的“新基石研究院項目”。

再看一些表面能分析的數據。比如，科研投入與基礎研究積累需要時間。公開的數據顯示，自2000年至2021年，日本的基礎研究經費占科研總投入的平均比例為12.28%，我算了算中國2024年該比例，是6.88%。諾貝爾獎成果多源于數十年前的基礎研究突破（平均滯后22年），日本在20世紀80-90年代的高投入為其奠定了基礎。像坂口志文的免疫調節研究始于1995年，歷經25年才獲獎。

盡管我國近年研發經費總量全球第二（2024年超3萬億元），但基礎研究占比仍不足，且存在“重應用、輕基礎”的傾向。

應試教育的思辨說過多次，就不重復了。現在國內非常“樂觀”地崇尚工程師紅利，這當然沒錯，是社會發展的基石。我們也開始學習德國的教育模式，認為職校也是許多青年的選擇，也沒錯。日本也如此，學歷貶值到普通大學學歷沒有就業優勢了，大家也就不去卷那張紙。

從這個話題出發，需知道技校生和工程師，解決的是一個框架內的問題，追求的是效率和確定性，請參考“產品制造”的邏輯。科學家探索的是未來，或許眼下看他們研究的領域是“無用”甚至“荒誕”，要50年之后才有應用價值，甚或不一定有應用價值。比如，本庶佑堅持PD-1研究26年，72歲才獲獎。這對國內的父母來說，是一個“不可能接受”的事——國內的父母很少會允許教育的投入沒有回報或回報延遲得那么久。譬如，他們會覺得花錢讀了大學結果兒女畢業去送外賣當文員或去做月薪只有數千元的冷板凳工種，是對不起列祖列宗的。

那么，對科學家那種需要忍受孤獨，接納不確定性和維持強烈好奇心的研究，對“無用之用”的熱情，顯然也難以被中國父母所接受。

其實討論的聲音已經很響亮。我確實也認為國內教育是“拜物”導向的。毫無疑問，教育體系不應該完全不考慮應用價值，但唯結果論的單一思維一定會扼殺創造力。好在，感覺國內似乎也一直在改革，高校各種強基計劃或許有益于培養“因熱愛而科研”的人才。

客觀地說，中國在近代科學體系建立上滯后約300年，且經歷文革等社會動蕩，科研積累中斷過；日本戰后快速重建科研體系，延續了明治維新以來的科學傳統。同時日本諾獎得主中半數曾在國外進修，大隅良典就是在美國留學期間和酵母結緣，并最終因此斬獲諾貝爾獎；198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利根川進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他的科學成就是在美國的實驗室中取得的；200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白川英樹和2001年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都曾在美國大學進修，均了解各自領域最新的研究動向；而中國科學家早期受語言與體制限制，國際影響力受限。

好在，這些客觀不利因素，都在發生改變。整體來說，中日諾獎差距本質是科研生態的差距。粗略地說一個趨勢：我們一定會趕上來。長期科研投入，尊重科學規律、寬容失敗、尊重長期探索、保障學術自由，我們也會實現超越。基礎科學畢竟是“厚積薄發”的事，未來十年、二十年，隨著教育改革深化與科研評價轉型，中國也有可能迎來諾獎長坡厚雪的井噴期。

不過，截至2025年10月，日本本土的諾貝爾獎得主中尚無女性，這可能是我們勝出的唯一一項指標。我們有屠呦呦女士。

本文校對：不喜歡應試的好無聊先生

是銀子總會花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