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楊振寧：“楊李之爭”與“楊翁之戀”

楊振寧教授逝世的消息，在海內外引起廣泛關注和悼念。

這位1922年生于安徽合肥的探索者，用跨越一個世紀的漫長歲月，在探索世界的奧秘中留下了深刻的足跡。1956年，他與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定律”，并于次年共同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人。

2017年，他在耄耋之年放棄美國國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份。從合肥到西南聯大，從芝加哥到石溪，最終回到清華園——他的人生軌跡，正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追尋科學與理想的縮影。

他曾說，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貢獻，是“幫助了中國人克服了自己不如人的心理”。他圓滿而精致的一生，伴隨著兩大爭議——“楊李之爭”與“楊翁之戀”，至今辯論未息。今天法經社轉載三聯書店前總編輯李昕的文章，以為悼念。

我和楊振寧先生算是有一點緣分，說出來，雖不免高攀之嫌，卻也的確都是事實。

首先，他和我都是清華園的子弟，父輩都在清華任教，盡管他父親是更老的教授，比我父親年長18歲；其次，我們的家都曾在清華西院，他住過11號，我住過35號，一模一樣的房子，相鄰不過百米，只是我家入住時，他家早已搬走多時；其三，我與他上過同一所小學，算是校友，盡管楊先生上學時學校名為成志學校，等到我上學時，校名已改為清華附小，但舉行校慶活動時，楊先生和我是都會去參加的；第四，我發現我和他是同一天生日，而且他整整比我大三十歲。

當然，真正與楊先生交往，還是得從我為他編書說起。

01

大約七八年前，有一次，楊振寧先生來電話約我們去清華高等研究院，他和我們商量，說臺灣記者江才健寫了一本關于他的傳記，題為《規范與對稱之美》，這本書在臺灣出版過，他說很希望這本書有大陸版本，問三聯能不能出？我們表示，看看書再做決定。

我們幾位編輯都看了一下，發現此書雖然是楊振寧的完整傳記，但全書的重點，顯然是放在“楊李之爭”上面，也就是說，全書涉及楊振寧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在誰先發現宇稱不守恒理論方面的爭論用筆非常多。

我們雖然早就知道，楊李的矛盾在專業圈內早已不是秘密。但是他們之間的爭論，畢竟還沒有在國內的大眾出版物中公開化。我們想，在李政道先生沒有發言的情況下，楊振寧先生率先出來講這個問題恐怕不好。三聯也不該首先提起這個話題，畢竟楊先生和李先生都是國人格外敬重的大科學家。所以我們把書稿退給楊振寧先生，告訴他，這書恐怕暫時不適合出版。

那天，楊先生顯得不是很高興，他皺著眉頭，很用心地聽我講完目前不適合出版的理由，對我說：其實這個問題，李政道早就公開講過了。

說罷，就轉過身，從書架上拿出一本書給我，那是甘肅科技出版社出的李政道論文選。

我翻了翻，書里面確實有涉及楊李之爭的文章。再看版權頁，只印了兩千冊。我說，“這本書能有什么影響？恐怕沒有幾個讀者能看到它。”所以還是沒有同意出版江才健的書。這一次，楊先生顯然對我們非常失望。

02

到了2010年，情況有了變化，季承出版了一本《李政道傳》，據說，也是經過李政道先生本人審定的。書中涉及“楊李之爭”，這本書完全站在李政道的立場上，強調在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中，李政道做的貢獻比楊振寧還大。李政道不但提出了基本設想，而且還通過激烈的辯論說服了原本持反對意見的楊振寧，最后李邀請楊加入研究，承擔了一些計算方面的任務而已。

這一說法和楊先生對當時情景的描述完全不同。這時候我感覺到楊先生一定有話要說，而且輿論界也需要有楊先生的聲音。

季承的新書剛剛出版時，我給楊振寧先生打電話。我說了兩層意思。一是問他，是不是看過季承的書？是不是愿意接受訪談？如果愿意，我可以請三聯生活周刊派記者。但楊先生說，訪談就不必了，他或許會寫一篇文章來回應（這就是我們后來在《中華讀書報》上讀到的那篇長文）；另一層意思，是我對他說，如果他想出江才健那本《規范與對稱之美》，現在可以考慮了，但是這本書是舊書，是2002年臺灣的版本，如果現在出，江才健要修訂補充一下才好。

我覺得，連楊先生和翁帆結婚都沒寫進去，作為楊先生的傳記顯然是不完整的，不修訂仍然不適合出版。楊先生說，找江才健修訂沒問題，但現在還有一個人，華中科技大學教授楊建鄴另寫了一本《楊振寧傳》，你們也可以考慮。

我知道華楊建鄴先生既是很有名的科普作家，又是物理學的專業人士，對楊先生的學術有比較深刻的了解，他寫的一本，文才不一定比得上江才健，但描述和評論可能會比較內行。我問楊振寧先生，您說這兩本書哪本更好？我來出版。楊先生說希望兩本都出。我說，這恐怕不合慣例，三聯只能選一本。他說，那我說不出來，你自己定吧。

我沒辦法強求楊先生給我結論，正在猶疑之間，責任編輯說可以找楊先生的一位朋友幫忙。此人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陳方正先生，他在三聯出了一本《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是寫科學史的著作，反響非常大，得了好幾個大獎。他是楊振寧先生很好的朋友，此時正好來北京。我們就請他跟楊振寧先生聊天談這件事。

后來，陳方正去問楊先生，如果這兩本傳記只有一本能留下來成為傳世之作，你希望是哪一本？楊先生說希望是楊建鄴那一本，因為這個人懂科學，對他在科學上的貢獻理解更透徹。陳方正先生把楊先生意見反饋給我們以后，我們馬上決定出楊建鄴的《楊振寧傳》。我們的決定一作出，江才健的那本楊振寧傳立即被廣東一家出版社拿走。看來我們的動作還不算太慢，還有優先選擇權。

03

這里要專門說說楊李之爭。由于季承的《李政道傳》影響非常大，所以，多數讀者都是根據該書的解釋，認為這場爭論是楊振寧先生挑起的。

其實，梳理一下相關史料，就會發現，這場爭論從雙方緘口不言到各執一詞，從英文到中文，從國外到國內，從專業領域到大眾領域，逐步升級，源頭其實是在李政道先生那里。

楊李二人是1962年分手的，本著“君子絕交，不出惡言”的原則，在一段時間里，他們兩人都曾對分手的原因守口如瓶，哪怕是面對奧本海默的詢問，他們仍然保持緘默。

或許，兩人都也希望把這個秘密堅守到底。誰也不想主動將兩人之間的矛盾公開。但是，基于兩人曾經有過的親密無間的合作，在談論往事的時候，誰都不可能回避對方。在這種情況下，回避，不論是否有意，都會對另一方構成傷害。

楊先生說，1962年以后，他有一個原則，就是除了家人以外，不和任何人談論他與李政道先生的關系。雖然有人傳話，告訴他李是如何強調他在獲得諾貝爾獎研究中的主導性貢獻，他也沒有在意，以為或許是謠傳。

1979年，楊先生在歐洲一家圖書館，偶然發現李政道1970年的一篇演講錄，題目是《弱相互作用的歷史》，這篇文章回顧了李和楊在獲得諾貝爾獎的關鍵研究中的合作，卻很少提及楊振寧在其中的作用。在敘述重大理論發現時，文章中連續使用4個“我”，諸如“我假設”，“我了解到”，“對我來說是這樣”，等等，似乎一切是“我”主導的，而研究中的合作者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

當然，或許李先生敘述的就是自己當時真實的感受和想法，但他沒有使用“我們”作為主語，便回避了楊振寧在重大突破中的“在場”，這種表述引起楊先生的不滿。

后來，楊先生在1983年出版的《論文選集》中，在一篇論文的評注里提到了李先生這篇文章的“回避”，致使兩人關于“宇稱不守恒理論”的發現以誰為主的爭論從此公開為業內所知。

由于李先生引起爭端的演講錄是在一本英文的會議論文集里面，很少有人可以讀到，所以一般讀者總會誤以為是楊先生《論文選集》里這條注釋挑起了事端。其實，我們所看到的史料表明，楊先生對此事緘口不言的時間長達21年，而李先生只有8年。

關于這場引來物理學觀念重大突破的研究究竟是誰主導，楊李兩人的說法都言之鑿鑿，且都聲稱擁有“鐵證”，對此，不僅局外人難以做出判斷，哪怕是當年和他們有著密切合作的物理學家吳健雄、戴森等，也都無法置評。

但是，從兩人各自敘述的合作過程來看，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就是他們曾經互相激發靈感，互相促進思考，共同完成了一項偉大的科學發現。他們兩人，是天生一對，離開了任何一人，另一人都不可能獨立贏得這項榮譽。

令我感到有些不解的，是很多讀者輕信李政道先生和季承的說法，認為李在宇稱不守恒理論中的貢獻，比楊大得多，進而貶低楊振寧先生的學術地位。甚至有人看了楊對兩人合作情況的說明，認為楊是“試圖竊取”李的成果。

盡管，我也不能證明楊先生所言，說他自己當年在與李政道的合作中，是“資深的一方”，起著主導的作用，但是我從同時代的諸多著名物理學家包括李政道先生對楊先生的評價中，時時可以感受到楊先生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物理學家的分量。

即使在兩人發生爭執的時候，李先生也沒有否認，楊先生“天賦具有高度評判能力的頭腦”，“是一位出色的物理學家”。而世界聞名的理論物理學家戴森則直接推崇楊振寧先生是繼愛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為20世紀物理學樹立風格的一代大師。

為什么戴森可以把楊先生提升到這樣的高度來評價。那就顯然不僅僅是因為楊李合作，對宇稱守恒理論做出了重大突破了。楊先生還有更為重大的科學成就，那就是他早在1954年，和米爾斯提出規范場理論（也被稱為楊—米爾斯理論）。

這項理論雖然也是兩人合作，但是根據米爾斯的回憶，明白無誤是由楊先生主導的。所以，1993年，“美利堅哲學學會”將“富蘭克林”獎章頒授給楊振寧先生，表彰他的成就是世界物理學中“最重要的事件”；1994年，美國富蘭克林學會向楊先生頒授“鮑爾獎”，明確指出，楊先生的規范場所建立的理論模型，“已經排列在牛頓、麥克斯韋和愛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肯定會對未來幾代人產生相類似的影響。”

所以，對楊先生來說，需要討論的根本不是他該不該和李政道先生一起獲得諾貝爾獎，而是他該不該再一次獲得諾貝爾獎的問題。對于此事，我原本也所知甚少，頭一次聽說，還是鄧稼先夫人許鹿希講的。

在我們舉辦的《曙光集》出版新書發布會時，許鹿希先生特地趕來，做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講話。其中有這樣一段：

鄧稼先對于楊振寧先生在學術上的造詣十分推崇。他多次對我和朋友們說：“如果不是諾貝爾獎規定每人只能在同一個領域獲得一次的話，楊振寧應當再獲得一次諾貝爾獎。你知道不，楊-Mills場，就是規范場，他在這方面造詣非常高。它比起宇稱不守恒來，對物理學的貢獻還要基本，意義還要深遠。它不但影響當代，其前瞻性是以世紀來論的。”

且不說楊先生的理論建樹，除了規范場論之外，還有60年代的楊—巴克斯特方程。光是聽了鄧稼先上面這些話，我就感到，“楊李之爭”對于楊振寧先生來說，其實可以看得很輕。

04

有關楊先生最多的議論，恐怕是集中在他和翁帆的婚姻上面。

的確，兩人年齡相差54歲，懸殊了一點。據此，網上有很多惡搞的言論，還無中生有地編派出了一些惡作劇的段子。這些，只能視為世俗觀念對于一場脫俗的愛情的本能抵制，無損于愛情本身的正當性和純潔性的。

我們的網友們太注重婚姻的外在條件了。時至今日，如果說，我們一定要強調相戀的男女必須門當戶對，或者兩人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相稱，否則就認為是不般配，這種觀點相信已經得不到多數人認同。那么，同樣屬于外在條件，兩人的年齡差距就是愛情不可逾越的鴻溝嗎？恐怕也不盡然。

他們年齡差距，不在于翁帆的年輕，而在于楊先生的“年老”。82歲，的確是高齡了，但是人的年輕和年老，重要的在于心態。楊先生的心態，一直保持青春不老，這是他能夠吸引翁帆的重要原因。

他關心社會，關注人生，對周邊發生的一切永遠保持興趣，求知欲極強，還像青年人一樣熱愛學習。他與翁帆有共同的愛好，喜歡聽音樂，熱愛文學。我和楊先生有過多次近距離的接觸，談天之中，根本就感覺不到他的年齡。

翁帆也說過類似的話。翁帆說，他和楊先生，是一對非常好的朋友，共同語言很多，因而生活中的樂趣也很多。就身體狀況來說，楊先生體力甚好，82歲時和翁帆兩人逛公園，還一起騎雙人自行車，楊先生在前，翁帆在后，一路拉風，歡快異常。

這樣的老人怎么不適合再婚？當然，更重要的是他們心中有愛。婚姻是愛情的結果。報紙上常常介紹，說他們夫唱婦隨，相敬如賓，講他們出席各種活動，永遠是同出同入，手牽著手，而且“十指相扣”。這個動作被記者們敏感地捕捉到了。

作為見證人，我可以證明記者所言非虛，而且我還要說，假如你看到他們，就會明白，這個動作，絕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而然的，發自內心的，以至于成為一種習慣，只要兩人一起出行，必定如此。作為一對戀人，這動作本不足為怪，但是大家是否想到，他們已經“十指相扣”了整整十年？！

那些在網上妄議的人們，可否反躬自問，在你們自己的理想婚姻中，是否也有過十年“十指相扣”的經歷？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句俗語，說“鞋子舒服不舒服，只有腳知道”。楊先生和翁帆是否幸福，的確不是別人可以妄加評判的。

除此之外，鑒于自己和楊先生夫婦的親身接觸，我還能體會到他們之間那種更為深切的相互依戀。他們在一起時，吃飯，談話時的那種互動，表情的交流，眼神的交換，都的的確確可以使你感覺到那種相互體貼的溫情。

翁帆對楊先生關愛備至，細心之極。吃飯時，總是她挑選適合楊先生食用的菜品，夾到楊先生的碟子里；如果是吃蝦吃蟹，翁帆會親自剝掉蝦和蟹的硬皮，把蝦肉和蟹肉給楊先生食用。平時在家里，翁帆會安排好楊先生的作息和飲食，親自煲湯煮粥，幫助楊先生調理好身體。結婚十年，楊先生身體依然健朗，翁帆功莫大焉。

愛是相互的，楊先生對翁帆也是格外地尊重和關愛。2008年，我們請楊先生去鄭州大學和鄭州越秀講壇演講，有一天上下午給楊先生安排了兩場演講，中午準備請楊先生在先越秀酒樓吃飯，然后送他回賓館休息。

因為楊先生的演講翁帆聽過多次，她表示，今天就不聽了，自己待在賓館，中午飯也自己吃。可到了中午吃飯時，楊先生見翁帆不在場，就執意要去賓館接翁帆。我對楊先生說，您講課很累，休息一會吧，我去接。楊先生不同意，一定要親自去接。于是我們等了半個多小時，才看到楊先生和翁帆兩人十指相扣地從汽車里走出來。一時大家都有些感動。

講到這里，我想起一個小插曲。

仍然是那一次陪楊先生去鄭州，因為要在越秀酒樓里面的越秀講壇做演講，酒樓的老板崔先生非常重視。楊先生到達時，他一定要親自到機場去迎接。他找來了兩輛嶄新的轎車，一輛是他自己的座駕，那是一輛奧迪；另一輛是奔馳。他說，把自己的奧迪給楊先生夫婦用，他這一趟坐奔馳。

我有些奇怪，心里覺得，奔馳的規格豈不更高？就問崔先生，為什么要讓楊先生夫婦坐奧迪？崔先生說，你看看奧迪的車號吧。我一看，那車號尾數是22222。崔先生此時笑起來說：你不懂了吧，這就是：愛愛愛愛愛。

我心想，他可真是有心人呀。

05

另一個故事，是北島的夫人甘琦講給我聽的。我原來不知他們認識，誰知甘琦說，楊振寧先生是她家的貴人。

大約十幾年前在美國，楊先生曾主動找到北島的家，在門上貼條說：我喜歡你的詩，咱們可否認識一下？從此他們成為朋友。

北島當時因某種特殊政治原因無法回國，楊先生曾為他奔走。2002年北島父親病重，北島欲回京探望，未獲準，楊先生親自寫信給中央有關領導求情，仍未能如愿，楊先生就親自前往北京304醫院探望與他同歲的北島父親，引起醫院震動。北島第一次回國探親與此有關。因為楊振寧先生去看望北島病中的父親，這事情太大了。中央有人表了態，讓北島探親。

甘琦說得很動情，讓人了解了楊先生的真性情，對他肅然起敬。

第二件小事，是在清華大學楊振寧和傅高義先生會面，兩人談論的話題廣泛，從國際關系到中外文化交流，一直談到中國文化研究。

這時楊先生忽然問傅高義，你和余英時關系如何？他說，余英時在中國文化研究方面，是海外數一數二的大家了，可是他30多年來，沒有再回過中國。

楊先生希望傅高義能夠從中勸說，促成余先生回國。他認為，余先生回國，便于解除余先生和祖國大陸雙方不應有的誤解。清華大學校長陳吉寧當場表示，該校愿意邀請余先生來做講座。

我想，楊先生一定了解余英時“沒有鄉愁”的固執，也深知余英時與自己有著諸多的理念不同，但他對余先生仍然是敬重和欽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