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洞國:我在偉人的宴席上，感到他是樸實的人民公仆，平凡又偉大

鄭洞國于1903年1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石門縣人，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1945年晉升）。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1948年遼沈戰役期間困守長春，最終率部放下武器。1952年任水利部參事，1954年起任國防委員會委員。

鄭洞國于垂暮之年回憶:

大約是一九五四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張套紅的金字請帖。打開一看，原來是毛主席派人送來的請帖，要在中南海宴請我…。

我十分不安。毛主席日理萬機，還想到我，甚至要設宴招待，敗軍之將，見了毛主席，說些什么呢？

一九四八年，我率部困守長春之際是何等迷惘!當時，國民黨的部隊在東北的敗局已定。蔣介石密令我突圍，嚴詞告誠說；“如不遵令突圍，定以軍法從事。”突圍？談何容易！城內軍糧殆盡，近郊飛機場已非我所有，長春周圍全是人民解放軍的雄兵猛將。我們插翅難逃呀！……危在旦夕矣。部屬軍心渙散，兵無斗志，連我親自召集的高級將領會議都開不起來了。

新七軍軍長李鴻稱出席。六十軍軍長曾澤生雖然到會神態卻異乎尋常，聽我說了幾句話，他就借故匆匆辭去。我預感到兇多吉少。果然，當晚有人多次密報說：“六十軍決定今晚起義！”旋即接曾澤生電話——我本想借機勸他心回意轉，誰知不等我開口，他在電話里只說了這么一句話：“有人和你講話。”

病不

接著，一位自稱是解放軍代表的人通過電話對我說：“現在長春的局勢，你是知道的。我們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你方生命財產的安全。希望考慮,莫再作不必要的犧牲！”

瞧，解放軍代表已經成了六十軍的座上客了！但我不為所動，仍然堅持反動立場，當即答道：“我既已失敗，只有戰死，沒有什么可說的。要我放下武器，辦不到！”

殊不知我越來越抓立。第二天一早，新七軍參謀長來見我說，新七軍也決定放下武器。勸我和他們一道行動。我仍不醒悟，嚴詞拒絕說。“你們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們決定放下武器，那么，你們干你們的，我干我的！

此刻，我明知人民擁護共產黨。解放軍官兵團結，打仗有辦法，許多方面都優于國民黨，心中不能不佩服，可我囿于正統觀念，硬是不愿和共產黨和談，誤認為共產黨不會容我。故我誓與孤城共存亡。

這時，杜聿明急電告我說，擬請蔣介石派直升飛機接我脫險問我有無降落地點。我回電說：“來不及了”。同時電告蔣介石：來生再見。”我堅持“寧可戰死，決不投降”的頑固立場。說實話，我已經頑而不固了。

當晚，我的司令部附近槍聲驟起，異常激烈。我以為巷戰逼近，急忙到門外觀望并問左右軍情。那知轉眼之間，解放軍神兵天降，竟踞于我的可令部內外了。再看身邊，副參謀長和衛兵等人團團圍著我，似乎都用眼神

向我示意：“大勢去矣，放下武器吧！”我只得勉強放下武器，聽候處理。

事后才知道，那是由于共產黨軍威和政策的感召，我的一些高級幕僚和衛兵早已悄悄迎來解放軍的代表及戰士。他們計議，朝天放槍，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臨司令部的事實，促我與之共同走向光明。這樣，避免棄我于不顧，又不叫我過于難堪,巧妙地從死亡線上把我救了出來。每憶及此事，我不能不感激解放軍和我部屬及衛兵們的安排。

雖然放下了武器，我思想仍甚頑固，心緒極為不佳。尤其是率部退出長春之時，既慚愧又不服氣。

恰于此刻，解放軍司令員肖勁光和政委肖華設便宴招待我。平素我就沉默寡言，何況“敗軍之將不言勇，”在小酌之中，我更少說話了。肖勁光和肖華二位將軍見我不愉快，似有敵意，卻還是給我斟酒滅菜，非常和氣，并不視我為“敗軍之將”。

飯后，他二位問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生硬地說了兩條：一不去廣播，二不參加公開的宴會。兩位將軍爽然應之，只是又熱情地希望我能為人民做點事。我斷然拒絕說：“我只想當一個老百姓。”兩位將軍仍不介意，婉言提出：“你不愿工作，或者休息一段時間，或者學習一段時間。請任意選擇。”我答道：“學習，讓我學習一段時間！”

就這樣，我住在軍區招待所，關起門來，學習了一年半。

老實說，開始讀毛澤東的著作，我讀不進去。翻閱注釋和人名，卻引起了興趣。因為其中提及的一些人，我非常熟悉。從這些人物身上我不由地想到自己跟著蔣介石打了二十多年仗，為什么越走越歪？為什么失敗到如此地步？

當時，我還看了不少解放區的報紙，看到共產黨強調抓生產，做了許多對人民群眾有好處的事，對比之下，蔣管區卻民不聊生。如果說，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是進步的話，那么蔣介石實行的是什么主義？他領著我們干了些什么？真是救國救民嗎？如果真是如此，為什么人民群眾不支持國民黨和蔣介石，卻風起云涌地熱烈擁護共產黨和毛澤東呢？

我產生了許多疑問。這使我能夠冷靜下來學習《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及其他馬列主義著作了。越學我越感到毛澤東有學識，有理論，有思想，有辦法，是真心實意運用馬列主義來救中國的。再想想蔣介石，一比較，他在我心目中黯然失色，他沒有頭腦，沒有什么令人折服的理論，只

會耍手腕，仰仗美國，以勢壓人，大失民心，結果一敗涂地。

一九五二年，我去上海參觀，發現上海這個有名的“冒險家的樂陽”經共產黨一整治，大變樣！真是成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天下。什么惡霸、流氓、等等污垢幾乎滌蕩凈盡。正氣浩然，人心向著共產黨。看到這種盛世，我不禁自責：“鄭洞國啊鄭洞國,你過去跟錯了人啊！”

娼妓

我的思想變了。說到思想轉化，我想起自己從東北去上海，路過北京，周總理請我吃飯。當時，聶榮臻元帥在座。總理一見面就拉著我的手說：“洞國，我曾經給你寫過一封信…”我愕然了。總理說，那封信是解放軍圍因長春時寫的。總理還講了信的內容。我聽了非常感動，無比后悔地說：“總理呀！如果當時能見到您的信，我轉變得可能快一些，不會那樣頑固了！”幸好，我終于轉變了。

毛主席宴請我這一天，我竟然遲到了幾分鐘。賀龍元帥和葉帥，還有鹿鍾麟將軍等早已在座。我剛到，毛主席即迎了過來，同我握手，寒暄，一見面便稱贊我的名字頗為響亮。

我本來有些拘謹，毛主席一句話一個動作就使我輕松多了。坐定之后，他問我抽不抽煙。我應聲說：“抽”，順手就近拿了一支香煙。沒想到，毛主席十分敏捷地擦著一根火柴，站起來給我點煙。他是那樣隨和，親切，彬彬有禮，毫無國民黨當官的那種令人生畏、討厭的傲慢派頭。

這一情景強烈地震撼了我！

在國民黨陣營里二十多年，上自蔣介石，下至我的若干上級，誰曾如此待我！而毛主席——共產黨的第一把手，國家元首、人民擁戴的領袖居然為我點煙，這不能不使我感到毛主席等共產黨的領導人不是官，而是樸實的人民公仆，既平凡又偉大。

毛主席問我全家的生活情況。我如實答道，兒子還未結婚，剛從上海同濟大學畢業，在沈陽的一個建筑部門工作。毛主席聽了隨即說道：“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就得為人民做點工作嘛！你今年才五十一歲，還很年輕啊！”我一驚，毛主席怎么這樣了解我情不自禁地連聲答應要好好地為大民服務。越說越隨便，不知怎的，我突然向毛主席提出了這么一個不甚得體的問題:“您的馬列主義為什么學得這樣好？”

好像毛主席也感到我問的太突然，怔了怔，望著我。我有些不好意思了。

毛主席爽朗地笑了，然后回答說，我當年接受馬列主義之后，總認為自己己經是個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礦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買賬。因為我還是那么一副“學生臉罩先生樣”，也不知道怎樣做工人的工作。那時我成天在鐵道上轉來轉去，心想這樣下去

怎么行呢！想了很長時間，有些明白，總是自己的思想立場還沒有真正轉變進來嘛！

毛主席又加重語氣說，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社會學習向群眾學習的過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他還說，人的思想總是發展的，也是可以轉變的。只要立場轉變了，自覺地放下架子，拜人民為師，這就靈了，學馬列主義也就容易學好了。

那天宴席上，毛主席講了好些。許多話記不起來了，但我始終難忘是毛主席以其切身的體會開導我又鼓勵我轉變立場為人民服務，走革命之路。回首往事，我深感共產黨確實說話算數，待天以誠！

我被主席所說服。此后，全心全意地參與到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中，直至生命的盡頭都為此不懈努力。

1991年1月27日，鄭洞國去世，享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