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檢察院再到法院，當事人徐綱發均表示認罪認罰，辯護律師也作有罪辯護，所有人都等待著法官敲下法槌，為這起看似沒有懸念的案件畫上句號。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法院宣告：被告人無罪。

這不是法律劇的情節，而是在院真實發生的一幕。案卷號（2021）贛1104刑初287號，被告人，被指控犯下非法采礦罪。

“邊角料”引發的罪與非罪

故事要從江西省上饒市廣信區望仙鄉說起。這里山巒起伏，曾因石材開采而興盛，也因產業調整而留下痕跡。

2008年，一家名為“金鑫”的石材公司停產后，在原址遺留下大量花崗巖開采后的邊腳料。這些石頭，如同被遺忘的“廢柴”，在山腳下堆積如山。

時間來到2018年底，當地人徐綱發看到了這些“廢柴”的價值。他投資搭建了碎石設備，雇來挖掘機和破碎機，將這些沉寂了十年的邊角料破碎成建筑用的碎石。恰逢其表哥鄧某錄承建當地一條水泥路，徐綱發的碎石找到了銷路。

至2020年1月，他共計出售了4422.5立方米的碎石，銷售額達22.1萬元。

這本是一段“變廢為寶”的鄉村經濟故事，卻很快遭遇法辦。2020年6月2日，上饒市廣信區自然資源局發現了徐綱發的行為，下達了責令停止違法行為通知書。隨后，事情的性質升級——區自然資源局認為徐綱發涉嫌犯罪，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偵辦。

2021年3月16日，徐綱發接到公安局電話通知后主動到案，并如實供述了上述事實。公訴機關——上饒市廣信區檢察院審查后，以非法采礦罪對徐綱發提起公訴。指控認為，他違反礦產資源法，在未辦理采礦許可證的情況下擅自開采花崗巖，銷售額達22.1萬元，情節嚴重。

認罪認罰下的“無奈”選擇

面對指控，徐綱發及其辯護律師，站在了“認罪”的立場上。

在庭審中，徐綱發對起訴書指控的事實、罪名和量刑建議沒有異議。檢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議是“有期徒刑八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對于一個普通百姓而言，這意味著可以免于牢獄之災，無疑是極具吸引力的結果。

盡管徐綱發辯解了一句，強調自己挖的只是金鑫公司堆放的邊角料，但他最終選擇了接受控方條件，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

他的辯護人，由法院指定的援助律師雷斌根，雖然提出了“開采過程中對環境破壞較小”的情節，但同樣對指控的事實和罪名沒有異議，只是建議法庭從輕處罰。

這一幕，是當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踐中的一個常見縮影。對于被告人而言，在強大的司法機器面前，個體是渺小的。對抗指控意味著更高的法律風險、更長的訴訟周期和可能更重的刑罰。選擇認罪認罰，換取一個明確的、相對寬大的處理結果，成為一種務實甚至無奈的選擇。

對于指定辯護律師而言，在當事人已經認罪，且證據看似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做無罪辯護需要極大的勇氣和充分的理據，做“罪輕辯護”往往是更穩妥、更符合當事人現實利益的選擇。

于是，在庭審現場，形成了公訴人、被告人、辯護人三方看似“一致”的局面：有罪。

合議庭的擔當

然而，案件的走向并未沿著這份“共識”發展。由審判長周正興、陪審員李幫開和劉思培組成的合議庭，并沒有因為控辯雙方的意見一致而簡單下判。他們深入剖析了案件的本質，最終作出了獨立的判斷——被告人徐綱發無罪。

判決書詳細闡述了無罪的理由，這三重推理，如同剝筍般層層深入，直指核心：

第一問：犯罪對象是什么？是“礦產資源”嗎？

法院指出，非法采礦罪的犯罪對象是“礦產資源”。根據《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礦產資源是指“由地質作用形成的”自然資源。而本案中，徐綱發破碎的石材原料，是十多年前舊石材廠開采后丟棄的邊腳料，是工業活動的“廢棄物”，而非自然地質作用形成的原始狀態。它已經過一次人類的開采和篩選，失去了“自然狀態”的屬性，不應再被視為非法采礦罪所保護的“礦產資源”。

第二問：行為性質是什么？是“采礦”嗎？

法院認為，徐綱發的行為不屬于“采礦”。真正的采礦行為，是將自然資源從礦體中分離出來，改變其原始的、自然的狀態。而本案中，金鑫公司的開采行為早在2008年就已結束。徐綱發所做的，是將已被前人廢棄、堆積在廠邊的工業廢料進行二次加工和利用。這是對廢棄物的“回收處理”，而非對原始礦體的“開采”。

第三問：法律有禁止嗎？需要“采礦許可證”嗎？

這是最關鍵的一環。刑法規定非法采礦罪的前提是“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擅自采礦”。那么，挖掘和利用這種“采礦廢石”是否需要辦理新的采礦許可證？合議庭查閱了國家十部委聯合發布的《關于“十四五”大宗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的指導意見》，其中明確鼓勵利用“采礦廢石”制備砂石骨料等，僅對“尾礦”的回采規定需經批準。對于“采礦廢石”的利用，并無法律法規明確要求必須辦理新的采礦許可證。既然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此為“擅自采礦”，那么刑事處罰就失去了根基。

基于以上三點，合議庭毅然作出了無罪判決。同時，判決書也明確指出，徐綱發擅自開辦碎石廠的行為違反了行政管理規定，應當受到行政處罰，但這與追究刑事責任有著天壤之別。

無罪判決背后的勇氣

徐綱發案落下了帷幕。他在宣判前已向公安機關退繳了10萬元違法所得，而最終，他獲得了清白之身。

這個案件的意義，遠超個案本身。它生動地展現了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廣泛適用的背景下，法院堅守罪刑法定原則、發揮司法能動性的可貴。它提醒我們，認罪認罰制度旨在提升效率，但絕不能替代和削弱法院的審判職責。即使被告人認罪，即使辯護人作出有罪辯護，法官依然負有對事實和法律進行獨立、全面審查的最終責任。

審判長周正興與陪審員李幫開、劉思培組成的合議庭，頂住了可能存在的“形式一致性”壓力，沒有讓一份本可不存在的犯罪記錄，加諸一個普通公民之身。他們的判決，細致區分了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的界限，精準詮釋了刑法謙抑性原則——刑罰是社會管理的最后手段，不應隨意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