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月20日，日本債券市場掀起劇烈風暴。
新發行的3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飆升至3.875%，40年期國債收益率更是沖上4.215%，雙雙刷新歷史紀錄。
債市暴跌、長期利率失控，與日本長期維持“低利率穩定”的金融敘事，形成了強烈反差。
一邊，是長期利率失控、債市承壓的燃眉之急；
另一邊，是任何干預都可能引發日元進一步貶值、通脹再度抬頭的政策死局。
而這一切的導火索，正是高市早苗為了大選，主動打出的消費稅減稅牌。
我們在上篇文章中講到，高市早苗本沒有解散眾議院、重新大選的迫切必要。
但為了徹底掌控黨內外權力、為長期執政鋪路，她選擇了不計后果的政治豪賭。
在兩大在野黨結盟、選情明顯惡化的背景下，高市早苗又進一步提出：
對食品類消費稅實施為期兩年的零稅率政策。
換取選民將選票繼續投給自民黨。
然而，食品類消費稅每年可為日本財政帶來約5萬億日元的穩定收入。
在高市早苗大幅增加防衛支出的情況下，再一次主動削減這一收入來源，讓市場非常恐慌。
果然在高市早苗發言后的第二天，對財政風險最為敏感的超長期國債遭遇瘋狂拋售，收益率急劇上行，債市一片哀嚎。
過去，日本長期利率之所以常年維持在接近0%的水平，背后是日本央行持續、大規模買入國債的人為壓制。
但這一次，面對債市暴跌，日本央行卻按兵不動。
不是不想救，而是真的不能動。
一旦日本央行通過買入操作強行壓低利率，日元將面臨新一輪貶值壓力，物價將進一步上漲。
2025年日本物價已經上升了3.1%，尤其大米價格將近往年的兩倍。
但若放任利率上行，債市繼續下跌，日本金融體系將承受越來越大的資產負債沖擊。
日本央行被徹底推入了一個“動也不是，不動也不是”的死局。
而制造這一困局的始作俑者——高市早苗，卻并未表現出任何收手跡象。
這一幕，并非沒有前車之鑒。
2022年，英國首相特拉斯在通脹高企的背景下，推出缺乏財政來源的450億英鎊減稅計劃，與英國央行加息抗通脹的政策形成正面沖突，直接點燃英國債市危機。
最終，這位上任僅45天的首相，以“無法兌現保守黨賦予的使命”為由辭職，成為英國史上最短命的首相。
如今的高市早苗，正在踏上一條極其相似的路徑。
兩人的核心邏輯一致：
賭經濟增長速度，能夠跑贏財政赤字的擴張速度。
但與英國相比，日本的處境反而更加兇險。
第一，債務規模已逼近極限。
日本國債余額預計高達 1129萬億日元，已超過GDP的兩倍。
高市早苗的積極財政，被市場視為在一個「即將溢滿的容器」里繼續加水，稍有利率上漲，未來的利息支出就會飆升至天文數字，這也是市場對日本債市風聲鶴唳的核心原因。
第二，成長預期遠低于融資成本。
高市早苗的積極財政，重點投向AI、半導體、造船、量子科技等高端領域。
但這些投資在未來40年里，能否創造足夠的財富，覆蓋 4% 以上的國債利率成本？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市場看不到能支撐高利率的成長潛力，自然會用腳投票拋售國債。
第三，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正在累積。
日本生命保險公司、年金基金等機構，持有大量超長期國債。40年期國債收益率突破4%，意味著這些機構賬面浮虧急劇擴大。
一旦這些金融機構出現流動性壓力，被迫拋售資產，將反過來進一步壓低國債價格，形成惡性循環。
高市早苗的高支持率，確實反映了國內政治層面的短期認可。
但在全球金融市場面前，支持率從來不是信用背書。
而當一位首相為了選票，反復透支國家信用時，債市拋售潮只會是連鎖反應的第一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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