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青矣

史海鈞

從生活經驗中探究優績主義觀念的形成

作者 |趙青矣、史海鈞

作者單位 |清華大學

原文 |

拙作《教育失配、社會流動與優績主義信念》得以在《社會學研究》2026年第1期發表，十分榮幸。感謝編輯部的邀請，使得我們可以在這份手記中表達創作這篇文章的心路歷程。

近年來，從小紅書等社交媒體到微信公眾號的各種推送中，關于優績主義的討論層出不窮。這些討論形式多樣：有的援引桑德爾、項飚等人對優績主義價值的評論并進行二次創作；有的分享自身在優績主義影響下的實踐與困擾，以求共鳴；還有的呼吁重思優績主義，倡導建立多元的人生價值觀。優績主義這一早已被社會學者深入探討的概念，如今再度成為中國社會，特別是青年群體關注的熱點。我們長期求學所在的清華園和燕園，堪稱教育體系中的“優績主義高地”。這里的學生既享受著優績主義帶來的光環和資源，又不同程度地承受著優績主義及其“破碎”所帶來的沮喪和痛苦。曾有一段時間，我們身邊幾乎人人都在談論優績主義。大家滔滔不絕地述說如何歷經艱辛考入名校，名校身份所帶來的榮光與負擔，以及應當如何面對優績主義這個既支撐自己前行，又帶來諸多矛盾的信念體系。尤其當許多同學與好友先一步離開校園，走入職場后，再聚首聊起這個話題時，我們察覺到一種微妙的態度：大多數人覺得，自己曾在優績主義的激勵下一路拼搏、進入名校，然而學歷的提升似乎并未換來預期的回報，許多人有一種幻滅感；可當話題更深入現狀時，態度又隱約發生轉變，盡管多年苦讀最終可能只是在國貿、金融街或西二旗成為一名“PPT紡織工”，但畢竟憑借努力進入清北、定居北京，來到了從各個維度來說都“更好”的地方。

身邊朋友的這種糾結讓我們意識到，個人的優績主義觀念并非完全由外在文化或社會結構決定，而是與個體生命歷程之間存在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起初我們推斷，朋友們對優績主義復雜而矛盾的態度是在他們進入職場后逐漸形成的，因此工作場域很可能對個體相關觀念產生了深刻影響。我們曾嘗試將這些思考轉化為明確的理論假設并尋求數據驗證，但幾次探索的結果都不理想，研究也因此擱置。

轉機出現在我們對“教育失配”（個體職業所需的教育與其實際所受教育不匹配）的研究過程中。自2023年秋季起，我與海鈞持續關注這一議題，并陸續完成了幾篇相關論文。到了2024年深秋，在一次組會結束返回住處的路上，我又想起朋友們的那些敘述，忽然意識到：他們許多人的人生經歷，恰恰映射出我們長期關注的“教育失配”現象——這是否正是塑造個體優績主義觀念的重要因素呢？當晚，我和海鈞查閱了大量中外文獻，發現尚無研究深入探討此問題，于是我們決定重啟這一課題，并借助CFPS數據對二者關系展開初步分析。

在經過幾天的探索后，我們發現，“過度教育”——即個體實際受教育水平高于職業所需教育水平與個體的優績主義觀念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且這一結果非常穩健。這初步驗證了我們的猜想。然而此時研究的整體框架仍顯單薄。于是，我們重新回顧在一次次長談中聽到的故事，注意到一個反復出現的表達：盡管自己沒有取得早年期待的職業成就，但大家都強調“至少憑借努力取得了一些東西”。反復推敲后，我們意識到，這些話背后的意涵與社會學中“社會流動”概念非常接近。由此，個體優績主義觀念在生命歷程中的兩條軸線被初步勾勒了出來：一是在共時層面，個體是否取得了與自身努力（教育）相匹配的成就，即優績主義所承諾的“對等回報”；二是在歷時層面，個體是否實現了相對于出身階層的向上流動，從而彌補共時層面“教育—職業”失配帶來的落差。至此，本文關于“教育失配、社會流動與優績主義觀念”的探討已初具雛形。

正式動筆已是2025年的春天。彼時海鈞遠赴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訪問，我們隔著12個小時時差完成了論文初稿。隨后，我在何曉斌和鄭路老師主持的組會上匯報了本文，并得到兩位老師若干極具啟發的建議。5月，在何老師的鼓勵下，我們將稿件投至《社會學研究》，幾周后得知論文進入外審。

秋天，海鈞結束訪學回到北京，我則前往斯坦福進行為期一年的交流。抵達帕羅奧圖的第一晚，時差還沒完全倒過來，清晨四點多醒來，恰好收到編輯部趙夢瑤老師發來的外審意見。兩位外審專家就論文的理論框架、文獻對話、數據分析和建模過程提出了尖銳但富有洞見的建議；特別指出應從“地位不一致”的視角重新思考教育錯配的理論內涵，并將其與社會流動納入統一的理論系統中。我立即將郵件轉發給海鈞，相約線上討論。第一次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會議只是初步消化了意見，并未形成具體的方案。我們商定：由海鈞依據意見重新處理數據，我則借助斯坦福的學術資源廣泛閱讀相關文獻，幾日后再進行討論。會議結束走出家門時，我見到了人生中第一場硅谷的日出。

在接下來的日子里，我一邊適應著在美國的生活方式，一邊持續研讀文獻；海鈞則專著進行數據處理和統計分析。隨著文獻積累的深入和實證結果的豐富，我們的修改思路也逐漸變得清晰起來。在理論層面，我們通過引入教育失配和社會流動的概念，彌補了傳統結構論從單一地位出發、靜態理解優績主義認同的不足，以教育失配刻畫個體所處地位的內在張力，并在社會流動的動態視角下闡釋這種地位張力如何影響優績主義認同；在實證層面，依照外審意見進行更為細致的實證分析后，更多證據支持了本文的核心假設，這堅定了我們對研究結果的信心。幾天后，我在和美國的導師魏昂德教授見面時向他詳細匯報了本文內容和外審意見，并收獲了諸多寶貴的建議。經過數次線上討論后，我們著手修改論文并撰寫修改回應。一個多月后，10月初，我在由洛杉磯南下圣迭戈的火車上完成了稿件最終修訂，并提交編輯部。

幾周后我們收到了第二輪修改意見，輯部老師對文中四個主要變量的測量方式以及回歸模型的設置提出了重要建議，并要求兩周內返回。于是，我和海鈞重新處理數據，繼續修改論文并撰寫回復。加州和北京之間16個小時的時差使得我們幾乎可以晝夜接力工作，海鈞在北京時間晚上十點結束寫作，我就在太平洋時間早晨六點起來接手，如此連續奮戰了十幾天，終于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修改。兩周后，編輯部認可了我們的修改，文章進入后續校對過程并最終得以刊發。在此過程中，趙夢瑤老師和編輯部其他老師對稿件認真負責的態度讓我們敬佩，海鈞雖然有各種壓力在身，但依然負責了絕大多數和編輯部的對接工作。在我們合作的諸多研究中，他認真負責的態度總是讓我感動，好的合作者是學術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持，與他一起討論學問是我博士生涯里最幸福的事情。

回到本文的研究主題“優績主義觀念”，我們的結論指向一條明確的路徑：在當下中國社會，優績主義并非一種應被徹底否定的價值觀念，關鍵在于破除文化中對何為“優”、何為“績”的單一定義，拓寬評價體系與成長賽道。更根本的是，地位雖有高低，事業或有成敗，但人的價值不應依附于任何外在的條件。唯有褪去加在成功者身上的光環，消解對所謂失敗者的偏見，才能真正釋放優績主義的積極意義。

最后，我們再次衷心感謝清華大學的何曉斌、鄭路、劉精明老師，斯坦福大學的魏昂德老師，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宋曦老師在研究與寫作過程中對我們的鼓勵、指導和幫助。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本文難以以現在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