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說：

花生并非阻礙技術進步的守舊者，也不是砸毀機器的盧德主義者。

面對AI這種具備系統性沖擊力的取代技術，社會需要的不是放任淘汰，而是做好制度兜底、預判代價、化解沖擊。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描繪過理想的社會圖景：一個人可以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不必被單一職業束縛，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才是技術本該抵達的終點。

AI時代，我們不該重蹈工業革命的覆轍。技術的終極意義，從來不是淘汰人、替代人，而是解放人、成就人。

真正的文明進步，從不是不顧一切向前沖，而是學會為技術代價兜底，不讓任何一個人，被時代輕易拋棄。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站在工業革命的起源地回望當下洶涌的AI浪潮，在滿屏對未來憧憬的宏大敘事之下，或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一件事，技術進步從來自帶代價，且往往由最弱勢的群體承擔。

對比兩次劃時代的技術革命，更能看清技術的本質，也能讀懂我們當下對技術的盲目與誤區。

為什么工業革命，偏偏誕生在英國？

人們常把工業革命看作英國獨有的天選奇跡，事實上，工業革命的基礎原理與手工雛形，并非英國獨有。

中國的傳統紡車、印度的手工織造、歐洲大陸的水力作坊，早已孕育出樸素的機械思維；可真正讓生產從“手工”躍遷至“機器大工業”的核心實用發明，比如動力紡紗機、瓦特改良蒸汽機、焦炭冶鐵、現代工廠制度，無一例外，全都誕生并率先成熟于英國。

究其根本，倒不是英國人更具天賦，也不是因為其他文明愚昧守舊，而是只有英國的制度、市場、資本與殖民地體系，敢把技術變成一場顛覆全社會的破壞性創新。

• △ 倫敦有一條運河，名字很大，叫攝政運河，但相比國內的運河特別的窄，這就催生出了一種特別的船，寬兩米，長21 米，就好像龍舟一樣，別小看它，載重幾十噸，當年全倫敦運煤炭的主力就靠它。

站在傳統農業帝國的視角，閉關鎖國、謹慎對待新技術，并非落后，而是理性權衡：小農經濟維系著數百萬工匠、農民、河工的生計，機器大工業會瞬間沖垮傳統謀生方式，失地流民、階層動蕩的風險，遠大于低水平穩定的價值。

對龐大的農業帝國而言，守住多數人的溫飽安穩，遠比追逐孤注一擲的技術飛躍更重要。

而英國敢邁出這一步，不過是靠著海外殖民掠奪完成原始積累，把工業化的代價盡數轉嫁給底層：

將農民從土地剝離，淪為廉價工廠勞動力；

掠奪殖民地原材料，再反向傾銷工業制成品。

這場被后世歌頌的文明飛躍，背后還藏著底層工人的血淚，是普通人被時代裹挾的身不由己。

那些看似理所應當的技術突破背后，被歷史學者忽略的，往往是默默承擔代價的普通人。

所有技術變革都這般兇猛殘酷嗎？

技術分“善惡”？：成就人，或是淘汰人

有些天才耀眼到像穿越者，列奧納多·達芬奇便是如此。

上學時的課本里的他天天畫雞蛋，是教育我們小朋友要打好基本功的畫家。

但當我看到大英圖書館館藏的《阿倫德爾抄本》手稿，卻暴露了他跨時代的設計天賦：鏡像反寫的意大利文、模仿鳥類的撲翼飛行器、齒輪驅動的人力直升機、水下作業裝置……

• △ 大英圖書館內，達芬奇的手稿，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和不受約束的設計天才，讓人懷疑他是從未來穿越來的。

這些構想的核心，是放大人類的能力邊界，讓人上天入海、突破生理極限，這就是典型的使能技術——它不淘汰崗位，反而創造新職業、拓展新可能，就像望遠鏡成就了天文學家，而非取代他們。

這就是瑞典經濟學家卡爾·弗雷給出的核心劃分，這也是理解技術代價的關鍵：技術分為使能技術與取代技術。

關鍵是，技術本身不創造公平，紅利分配取決于社會制度與適應速度。

工業革命前期長達百年的“恩格斯停滯”就是鐵證。工人實際工資長期不漲、工作環境惡劣、失業頻發，三代工人的生活持續惡化，宏大數據里人均壽命的提升、社會財富的暴漲，和被淘汰的底層毫無關系。

歷史的洪流會熨平時代褶皺，卻永遠撫平不了個體的傷痛。

• △ 花生和警官在貝克街221B門口等待福爾摩斯。

等我想明白了這一點，再去逛貝克街221B，福爾摩斯和花生的家時，那種感覺就更撕裂了：故事發生在工業革命鼎盛的維多利亞時代，表面是日不落帝國的繁華，背后卻是犯罪率飆升、貧民窟叢生、流民遍地。

“呵，當時的英國，面臨著落后的警察破案能力，和旺盛的犯罪需求之間的矛盾。這恰恰就是大偵探誕生的土壤啊。”

• △ 維多利亞時期倫敦重要的煤炭轉運樞紐。火車將北部煤礦的煤炭運到這里，通過頂部漏斗直接“掉落”到下方馬車或運河船只上，高效配送全城。煤炭業衰退后，這里曾變身倫敦脫衣舞和夜店的集中營。

AI革命，或許比工業革命更殘酷

對比工業革命，當下的AI革命，取代屬性遠超以往任何一次技術變革。

1870-1970年是技術普惠黃金百年，電力、汽車、化工等多為使能技術，幾乎所有群體都能共享增長紅利；但AI從誕生之初，就瞄準了人類勞動本身。

它不只取代體力勞動者，更在吞噬白領、專業技術、知識密集型崗位；替代過程無聲且全方位，沒有任何機制能保證“犧牲少數、造福多數”，更沒有保障讓被取代者重新立足。

兩年前無人出租車的輿論爭議便是縮影：網約車、快遞、外賣，所謂的新時代鐵人三項，已經成為當下靈活就業的蓄水池，自動駕駛自然成為眾矢之的。

為對沖輿論，人們提及AI催生的新崗位——遠程車輛操作員、自動駕駛訓練師、AI視覺標定員……可這些崗位相較于被替代的海量勞動力，不過是杯水車薪，甚至透著荒誕：人類親手教會機器，如何更高效地替代自己。

我們享受著AI的效率提升，但如果回避被淘汰的群體，一如當年歌頌工業革命，卻對工人苦難視而不見。

那過去200年間，物質的極大豐富和精神世界的極大進步，坐擁這一切，被滋養出來的我們進步了什么呢？

工業革命用百年才實現普惠，還犧牲了幾代工人；AI全面普及的沖擊，在由誰買單？整個社會，真的做好承接代價的準備了嗎？

我們對技術的樂觀，刻在國民記憶里

行走倫敦，對比中西對待技術的態度，更能讀懂我們的盲目。

近代史的屈辱讓我們刻下“落后就要挨打”的集體記憶，如同餓過的人會囤積食物，我們對技術進步有著本能的樂觀：默認所有新技術都是使能技術，默認技術飛躍必然帶來全民躍遷，默認犧牲少數人是進步的必然代價。

甚至有人將淘汰歸咎于個人不努力，覺得被拋下的人是“躺平”，這本質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它用冰冷的優勝劣汰掩蓋公平缺失，更可怕的是，持這種觀點的人，不過是預設自己永遠不會成為被犧牲的代價，站在上帝視角俯視他人。

國內幾乎沒有真正的盧德主義者，即便群體被技術沖擊，也難有發聲渠道；甚至為了便利，主動讓渡隱私與權利。

就像當年百度李彥宏說的：中國消費者在便利面前，往往愿意主動讓渡隱私。這份包容讓我們快速追趕前沿，卻也讓我們習慣性忽視技術風險。

就像工業革命雛形非源自英國，卻在英國落地；AI底層技術非起源中國，我們卻成了最大應用市場。

但在包容和快速發展背后，還有很多刻不容緩需要去看到、需要去做的事情。

如今站在AI革命的關鍵關口，相比于一味追捧技術迭代、沉迷效率提升的狂歡，我們更該聚焦技術背后的“人”：

比如提前搭建失業兜底、職業再培訓、技能轉型的保障體系，給被取代者留足轉身的空間；

建立技術倫理約束，避免AI無節制地取代人力。

• △ 圣潘克拉斯國際車站內一處雕塑壁畫，相向而行的兩列火車，一邊是揮手致意 涌向遠方，一邊是歸途的傷病已經受傷致盲扶著肩膀，獨自前行。

技術發展的目標應該是“成就人”，讓紅利惠及更多普通人，而非讓少數人享受成果、多數人承擔代價。

回望200年前工業革命光榮背后的代價以及教訓，這是最該警醒、也最該付諸行動的事。

文 | 李皙寅·花生

編輯 | 黑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