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隨著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推進和政府信用監管機制的落地實施，政商學各界對狹義信用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產生了重新審視的需求，進而引發了學理層面的爭辯。盡管在信用知識創新層面尚未達成共識，但廣義信用概念的提出與接受已逐漸成為共識，并被賦予文化自信與制度自信的深層政治意義。

以中西“信用”詞源、方法論及實踐為基礎，深入探討狹義與廣義信用概念之爭的內在動因與理論意義。在應用層面，本文進一步對二者進行利弊分析，以期為信用理論的發展與實踐應用提供理論參考。

二十多年來，隨著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的推進，信用領域的理論創新訴求愈發強烈，創建“信用學”的呼聲高漲，構建我國自主性信用知識體系的條件也日趨成熟。鑒于此，對信用概念進行嚴謹的學理界定與詮釋，認清狹義信用與廣義信用概念之爭的本質，是奠定堅實信用理論根基的基礎性工作，這是本項研究的目的所在。

PART 01

狹義信用和與廣義信用概念之爭

（一）問題及其影響

在信用概念的內涵界定和外延邊界上，國內學界業界長期存在著“狹義”與“廣義”兩種觀點的學理爭議。這一爭論曾在《上海市社會信用條例》的立法進程中出現一波高潮，一時成為焦點議題，新觀點迭出。其核心爭議觀點在于：信用概念應被嚴格限定于經濟范疇，即狹義信用觀；抑或應拓展至社會誠信、社會文明與合規制度等更廣泛的領域，即廣義信用觀。爭論雙方的立場差距很大。

從兩種觀點的爭議對社會產生的影響來看，如不厘清信用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會導致如下幾種嚴重后果。

1.理論困惑

分歧導致信用概念變得愈發模糊不清，影響到相關概念或術語的定義，使得信用基礎理論研究難以深入，或使得一些理論探索步入“歧路”，尤其不利于國內外學術對話，影響不同行業間的技術交流，以致陷入在國內自說自話的不利局面。

2.實踐困境

（1）社會信用體系運行過程中容易出現執行和執法偏差，例如失信標簽被泛化使用，出現懲戒范圍擴大、標準不一和過度懲戒問題。

（2）將本應由法律處罰的行為（違法行為）和道德約束的行為均納入失信懲戒，“以信代法”有可能模糊了法律與道德的界限，削弱法律的權威性。

（3）多部門合力懲戒的威力強大，“泛化信用”可能造成社會緊張和焦慮，如果缺乏嚴格的法律程序和救濟渠道，一旦出現“連坐”式的懲戒，極易侵害公民合法權益。

（4）會大幅增加社會信用體系及其條塊子系統的復雜性，頂層設計需要在“加強社會治理”和“防范信用風險”之間不斷調整平衡，政策方向和實施細則可能因爭論而搖擺或不夠連貫，而且使得數據采集、數據源整合、評價標準、應用規則等各方面都面臨挑戰。

在理論層面，此爭論超越了單純的概念辨析，已然上升至中西哲學、文化及科學方法論分野的深度探討。在實踐層面，爭議具有深刻的政策與制度意涵，直接影響了政策的清晰性。

具體而言，爭論深刻影響到信用經濟發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政府信用監管模式設計等諸多方面，更牽涉到各類信用規則制定與制度創新的學理支撐或詮釋。

因此，汪育明才會說：“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領域經常使用的信用概念與傳統經濟學所使用的信用概念，雖然文字相同，但無論從其內涵還是從外延維度來探究，二者之間既有內在聯系，又有明顯差別。對此，不論是理論界，還是實踐界，一直爭論不休，莫衷一是。如何對信用概念作出科學的定義，業已成為困擾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的一個重大基礎性課題。

綜上所述，國內學界業界圍繞狹義信用與廣義信用概念的辯論，其核心爭議聚焦于信用范疇的邊界問題，即是否應當及在何種程度上將法律合規與道德倫理表現納入信用評價體系，并基于一個中國創新的廣義信用概念向全社會施以經濟性或廣泛社會性的約束，這關系到中國特色治理實踐的系統性總結與理論凝練，也影響其作為制度性文化成果向海外傳播與知識輸出的效力。

（二）狹義和廣義兩種觀點

國家標準是由國家制定的，是在全國范圍內統一適用的、具有高度權威性和規范性的技術規則。它代表了國家意志和專業權威，是司法裁判、市場監管、國際貿易的重要依據。

鑒于信用概念的基礎性和重要性，狹義和廣義兩種觀點的爭議也反映到國家標準層面。對比《信用基本術語（GB/T22117-2018）》就“信用”術語對2008舊版標準做出的修訂，可對爭論管窺一斑（見表1）。

1.狹義信用概念

舊版國家標準于2008年頒布實施，時間上在2011年中共中央決定擴大社會信用體系覆蓋范圍之前，該版國家標準定義的“信用”在內涵上是狹義的。從術語核心內涵看，“信用”反映了市場主體在經濟活動中基于契約的履約償還能力和意愿。至于“信用”須能用貨幣單位進行度量的補充解釋，是各國的法律要求或市場慣例，即授信機構應以貨幣單位描述所投放信用的額度，不論授信人投放的是何種類型的信用，還應包括使用信用工具的成本。

很明顯，狹義信用概念是屬于經濟金融范疇的一個專業術語，主要用于描述金融信貸、企業賒銷（B2B）、商業賒銷（B2C）、國際貿易支付相關領域的一種活動和關系。對應的信用主體主要是參與國內外市場交易的企業和消費者個人。而且，狹義信用概念的內涵和邊界十分清晰，且數百年來基本未有變化。

狹義信用概念可以與英文詞匯credit無縫對接，并融入全球通用的術語體系。在我國，持狹義信用觀點的行業主要是銀行系統、制造業、國際貿易和信控服務業等，它們的“信用”類產品、交易方式和服務都是基于狹義信用概念開發和定價的。

2.廣義信用概念

由2018版國家標準定義的“信用”術語，給出了廣義信用概念的基本描述。廣義信用概念完整包含了狹義信用概念，對概念的內涵作了大幅拓展，其中的相異之處主要體現在術語的注1和注3（見表1）。

學界業界提出廣義信用概念的緣起主因是公共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的啟動。多數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的建設任務和監管工作都需要創新信用理論支撐，存在著拓寬狹義信用概念內涵的強烈需求，以致相繼創新出了“社會信用”“三維信用”為代表的廣義信用概念。

（三）廣義信用概念的出現及其緣由

1.三波次信用理論創新

對于信用概念的早期思辨大致發端于2003年。是年，國務院啟動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當年承擔體系建設領導職責的原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辦公室認為，體系是整規工作的“治本之策”。同年，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也推出了第一代市場信用監管系統。在此背景下，“信用”與“失信”等概念在政府公文及新聞媒體中的出現頻率顯著上升，逐漸成為公共話語中的高頻詞匯。

然而，由于當時社會公眾對“信用”“誠信”“信譽”等相關術語的認知處于模糊狀態，缺乏清晰界定，導致來自不同學科與行業背景的學者業者在闡釋相關概念時，往往依據各自領域的理論框架提出相異見解，進而引發了學術爭鳴。

2013年，廣義信用概念首次理論成型。吳晶妹在構建“信用資本論”時，系統性地提出“三維信用構成論”，在理論層面明確區分了廣義信用與狹義信用的概念內涵。該理論在問世時間上恰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政策節點相呼應，即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編制《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之際。與此同時，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也面臨著市場監管模式轉型對理論指導的迫切需求。因此，該理論在客觀上為政府的制度建設提供了理論支持，而且相當及時。

廣義信用概念的第二次成型，出現在2016—2020年期間。它比較集中出現于各地的社會信用立法實踐，肇始于2016—2017年由上海市人大和司法局主持的《上海市社會信用條例》立法工作期間引發的信用概念大討論。在本質上，信用立法是解決政府各部門執法的法律依據問題，使用狹義信用概念無法解決立法要實現的目標，加大了立法工作的復雜性。于是以羅培新為代表的法學學者主張創新一個“社會信用”術語。

需要說明的是，“三維信用論”側重信用基本概念的理論分析，而“社會信用”概念側重于信用制度構建，但二者都認為“信用”是社會信任的制度化體現，應該擴大信用概念的內涵和外延。

2.三維信用論

三維信用論從“信用是獲得信任的資本”的觀點出發，提出信用主體能從三個方面獲取資本：“信用主體具備誠信道德的基礎素質，就擁有誠信度資本。信用主體遵守社會行為準則的要求和制度規則的約束，就擁有合規度資本。信用主體在經濟交易中達成信用交易，履行契約規定，就擁有踐約度資本。”

如果站在科學方法論角度看，可認為該理論融入了中國制度文化元素，將信用概念做了分解，并將其解析出三個不同維度上的要素。而在實踐中，其直觀效果是對于闡釋社會信用體系、政府信用監管、信用資本運作所需要的信用概念內涵提供了“以一概全”性質的理論支持。

3.社會信用概念

羅培新定義的“社會信用”是指：“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統稱為‘信用主體’）遵守法定義務或者履行約定義務的狀況。”這個定義被《上海市社會信用條例》的立法者采納。肖偉志擴展出四種“社會信用”概念，分別是：（1）狹義社會+狹義信用：與國家信用、銀行信用相對而言的社會信用；（2）廣義社會+狹義信用：“社會信用總規模”意義上的社會信用；（3）廣義社會+廣義信用：“社會信用體系”意義上的社會信用；（4）狹義社會+廣義信用：立法修法活動中的“信用”與“社會信用”。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社會信用”這一術語源于“社會信用體系”的構詞，其內涵和外延與“社會信用體系”的理論構建及實踐密切相關。“社會信用體系”本身又源自“國家信用管理體系”這一表述。在2001年至2003年間，部分學者出于措辭上使其與“社會保障體系”形成對應關系的考慮，更傾向于將“國家信用管理體系”稱為“社會信用體系”，認為“社會保障體系”與“社會信用體系”共同構成支撐市場經濟發展的兩大制度支柱。前者承擔“保底”功能，后者則發揮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這一表述后被當時負責統籌體系建設的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領導小組采納，逐漸成為相關政府部門的統一用語。

PART 02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信用”詞匯源流

在研討信用基本概念時，不少專家學者會引經據典，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典籍，例如從《左傳》《管子》和《論語》等典籍中尋找“信用”一詞的涵義，而且往往會將古代文獻中的“信”認定或等同于“信用”。然而，古文典籍中的“信”并非“信用”，即使在唐宋時期“信用”合成詞出現之后，其釋義也變化甚微。

（一）古籍中單字“信”的含義

在東漢許慎著的《說文解字》中，“信”字的釋義為：“信，誠也。從人從言。”“從人從言”：表示“信”字由“人”和“言”兩個部分組成，意為“人言為信”，即人說的話要誠實、可信。

兩千年來，《說文解字》給予“信”字的解釋，應能認為是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權威釋義。例如《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中的“民不信其君，臣不信其子，故君臣相疑，上下不信。”文中的“信”是指信任、誠信。

在古代，單字“信”闡釋的是禮法功能。在倫理層面，“信”字代表的意義，在古代禮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儒家禮制體系中的核心價值之一，被用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誠信、責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單字“信”基本上等同于“誠”，用于禮法制度，屬于社會道德倫理范疇，沒有經濟學意義。

（二）古文中合成詞“信用”的含義

“信用”成為一個合成詞，最早出現在先秦至漢代的文獻中，其基本含義主要與“信任”和“任用”相關，屬于政治倫理領域，即現代意義的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人力資源）領域的詞匯。

早在秦漢時期的古代文獻中，就出現了“信用”這個合成詞。但是，“信”和“用”復合在一起使用應區分為兩種情況：

1.偽合成情況

在先秦時期編寫的周史《逸周書》中，曾出現“信用而不置”的語句。但是，文中的“信用”不是一個獨立詞，而是“信”（可信之人）+“用”（任用）的兩個詞的組合，其中“用”是一個動詞。因此，該語句的意思應該是“因為信任而任用其人，而且不會將其人棄之不用”。句中的“信”是誠信、可靠的意思，而“用”是任用、使用的意思。再如，司馬遷在《史記·管仲列傳》中的“信用其計”語句，意思是“相信并采用這個計謀（方法）”。如果用現代語法分析，“信”+“用”是兩個動詞，句子是一個動賓結構的短語。也就是說，所謂的偽合成情況是，“信”和“用”是兩個詞，在未加連接詞“和”或“而”的情況下直接連在一起。

2.漢代的固定用語

東漢的王充在《論衡—定賢》中，將“信用”作為固定術語使用。例如“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準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郄，則無斥退之患。或信用而安之，或不用而自危。”該語句中的“信用”是一個動詞，其核心詞義是因誠信或忠誠而獲得上位者的信任與任用，聚焦于政治倫理領域，強調自上而下的“信任—授權”關系。“信用”一詞的此種用法已經脫離了臨時組合的短語性質，成為表達“信任—任用”關系的固定詞匯。

3.唐宋時期的“信用”合成詞

在唐宋時期，“信用”合成詞開始應用于商業領域，成為描述商業倫理原則的一個基礎性詞匯。例如，“信用”合成詞最早出現在《舊唐書·食貨志》中，“其商賈之人，多以信用為本，不以錢為利。”這句話表達的意思是：“商人依靠誠信來經營，而不是依靠金錢謀利。”強調商人以誠信商業倫理為基礎進行交易，而非單純以金錢利益為重。此后，在《新唐書·食貨志》、《宋史·食貨志》和《夢溪筆談》等唐宋古文獻中，都出現過“信用”合成詞，其詞義囿于“誠信商業倫理”范疇。

另外，在日本正倉院收藏的唐代借貸契約（768年）中，發現“信用”一詞用于商業語境。日本學者田中慶一在《正倉院與中國唐代文化》中提及，在出土的唐代借貸契約中，出現“在正倉院出土的唐代借貸契約中，有‘恐人無信用，故立此契’的記載，這表明唐代借貸契約中已經出現了信用觀念的表達。”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早在唐宋時期，“信用”合成詞雖已出現于商業語境之中，但其核心語義仍固守于“誠信”與“信任”范疇，并未衍生出如信用交易、信用額度、信用工具等經濟概念，因而在語義內涵上其無法與英語“credit”一詞對應。盡管如此，畢竟千年前的先人已將“信用”合成詞引入商業領域，初步與經濟活動建立了關聯。

4.“信用”作為海外輸入的外來語

現代意義的信用概念出現于清末民初時期，那時國內流行使用的“信用”術語內涵與狹義信用概念相同，源自于對日文、英文和德文的經濟學著作。

1902年，嚴復（1854—1921年）將亞當·斯密的英文版《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翻譯成中文，譯著的書名為《原富》。在譯著中，他將“credit”翻譯為“契諾”。這種譯法是出于將音譯與意譯相結合的考慮。“契諾”是“credit”的音譯，其中“契”有“契約”之意，“諾”有“承諾”之意，與“credit”的“信任”“借貸”等的含義高度關聯。后人在評論嚴復的翻譯風格時認為，他具有獨立翻譯和創造中文新詞匯的特點。

在清末民初時期，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旅日學者大量翻譯了日文版社會科學著作，在當時的知識傳播方面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據說是他將“credit”翻譯為“信用”的，而且是從日文轉譯過來的。他在1902年出版的經濟學著作《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意思是“西方經濟學史”）中，首次系統性地使用“信用”一詞對譯英文“credit”，并詳細闡述了“銀行信用”與“商業信用”等基本概念，為經濟金融界確立了不少關鍵性的專業術語。

也就是說，作為經濟術語的“信用”，是直接從日語逆向引入國內的舶來品。因此，錢鐘書曾評論說：“嚴復譯《天演論》中‘credit’為‘契諾’，雖意譯，然‘契諾’二字，于中文語境不雅，‘信用’更合文意，故后世多用‘信用’一詞。”

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學者大量翻譯了西方社會科學著作，例如于1885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翻譯成日文的學者是內藤虎次郎，他首先將英文的“credit”譯為日語漢字的“信用”。日本學者在翻譯英文“credit”（以及法文“crédit”、德文“Kredit”）時，選擇了利用漢字創造新詞（或稱賦予舊詞新義）的方式，將“credit”正式且系統性地翻譯為“信用”（發音Shin’yō）。

這是日本學者借用并賦予了日語漢字“信用”以新的經濟學含義，特指現代經濟、金融體系中基于信任而產生的借貸、賒賬、債權債務關系等活動。這種譯法既保留了“信”（信任）的核心要素，又通過組合“用”（使用）以表現經濟活動中“基于信任而使用資金和商品”的含義。

綜上所述，從術語演變規律看，漢語吸收外來概念經歷了“音譯→舊詞賦新義→日譯詞回流”三階段。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學者用“信用”這個古漢語詞匯對譯了英語的“credit”，并將其應用于經濟學，而后再由留日的中國學生逆向輸入中國。在近代，這種“舊瓶裝新酒+出口轉內銷”的知識回流模式很常見，如“經濟”和“革命”等詞匯。

PART 03

英文“信用”概念釋義

將英語的“credit”譯為漢語的“信用”已逾百年，其源頭是歐洲的經濟學著作。鑒于此，可以肯定的是，狹義信用概念與英語的“credit”的詞義相同，卻與古漢語中的“信”或現今的“廣義信用”在詞義有很大差別。因此，將“信”或與廣義信用概念相關的“信用”直譯為英文的“credit”是不對應的，它們的對譯需要科學嚴謹。

（一）新舊版《牛津英語大辭典》中的“信用”詞條和詞義變化

相對當代演進的漢語“信用”概念，兩個多世紀以來，盡管英語“credit”的詞義內涵發生了些許變化，用意是理解媒體對詞匯應用突破原意的情況。因此，詞義內涵變動是被動的，改變是極其謹慎和緩慢的，不宜認為這是一種趨勢。表2是對時間間隔半個世紀的新舊兩版牛津英語大辭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credit詞條釋義作出的比較，基本可以反映主流英文辭書對“credit”詞條內容的修訂情況。

通過表2可以看出，英語“credit”一詞的應用范圍從經濟金融領域拓展到了社會領域，但不觸及“合規守法”范疇。

（二）credit一詞在非經濟金融學科中的應用情況

在西方社會科學界，“credit”主要是個經濟金融詞匯，卻并不妨礙其他學科使用這個詞匯。然而，多個學科雖共享“credit”概念的核心涵義，即以“履約”與“承諾兌現”為基礎，但在具體應用時，或多或少體現自身的特色和場景差異，尤見于該詞與其他詞匯組合構成特定短語的情況。

1.哲學應用

在倫理哲學中，“credit”會與道德責任、道德行為的評價相關，即指一個人在道德行為上所獲得的評價或認可，基本上可以對應漢語的“信譽”。在《劍橋哲學詞典》中，“credit”的詞義是：“In moral or ethical contexts,‘credit’ refers to the moral worth or value that a person is judged to have based on their actions or character.It is a form of moral evaluation or approval（在道德或倫理語境中，“信用”指的是根據一個人的行為或品格對其道德價值或品質所作出的評判。這是一種道德評價或認可的形式。）”。

道德信用（moral credit）：指個人的道德行為的誠信自律心理狀態，對外則反映在給予他人以講誠信印象的深淺和信任感增加程度。

2.社會學應用

基于《牛津社會學詞典》，“credit”一詞應用于社會學的詞義是：“Credit is a social construct that reflects the degree of trust or confidence that one person has in another,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exchange or transaction.It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idea of reliability,integrity,and the ability to fulfill commitments（信用是一種社會建構，反映了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信任或信心，特別是在交換或交易的語境中。它通常與可靠性、誠信和履行承諾的能力有關。）”。

在若干個社會學的二級學科中，特別是社會資本理論、經濟人類學和社會網絡理論，“credit”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概念。例如，提出社會資本理論的弗朗西斯·福山說：“在沒有信用的社會中，交易成本會非常高，因為人們無法信任彼此。”

總體來說，在西方社會科學學術體系中，“credit”一詞雖在多個學科領域內有所使用，但其術語地位在不同學科之間存在顯著差異。相較于其在經濟與金融學科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credit”在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中的術語權重、使用頻率以及構詞能力均明顯偏低，呈現出一種非均衡的分布狀態。

另外，法學領域對“credit”的定義與經濟金融學科高度一致，進一步強化了該術語在經濟與金融范疇中的概念核心性。

PART 04

中西方法論對信用概念內涵擴縮的觀念差異

科學方法論是一種思維方式和文化，定義了何為可靠的求知過程和能夠不斷接近真理的正確技術路徑，以提高研究工作的可靠性和效率，確保科學知識的客觀、可靠與可積累。從歷史演進的角度審視，中西方在知識創新的科學方法論上，其哲學根基存在深刻的、系統性的差異，直接塑造了二者迥異的知識創新路徑。

（一）基于西方哲學的知識分類方法論

西方科學方法論是現代科學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其發展經歷了從古希臘哲學、中世紀經院哲學到近代科學革命，再到現代科學方法論的演變過程，大致可被歸納為：

（1）在探究世界本質的方法論上，古希臘哲學存在著兩種基本取向：一種是在實踐中設定細分的邊界；另一種則是將事物無限細分以追溯其終極構成。

早在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便提出了原子論（Atomism），開創了將物質分解為基本構成單元以理解世界的思想路徑。原子論初步勾勒出還原論（Reductionism）的思想輪廓，即認為理解復雜系統的關鍵在于將其分解為穩定、不可再分的基本單元，并研究這些單元的性質及其相互作用規律。

更進一步，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認為物質是連續的，宇宙中沒有真正的“虛空”。空間是充滿物質的連續體。物質在理論上可以無限分割：任何物質部分，無論多么微小，都可以被進一步分割。他從哲學目的和邏輯出發，主張物質在理論上具有無限可分的可能性，而且物質是連續的，不存在原子和虛空。

（2）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公元1300—1400）發生的科學革命，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了實驗與經驗主義方法論，強調通過實驗觀察自然，而實驗往往需要控制變量、隔離研究對象，這促進了學科的專門化和研究對象的細分。在新知識創新上，科學方法論要求實驗的精確性、可操作性、可重復操作、可證偽性等。

（二）基于中國文化的知識創新和分類方法論

以儒、道為主的中國古代哲學不以“科學”名義解釋自然界，但有著對世界的理解方式和對問題的處理方式。對自然界及其變化的認識和探索，道家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觀念是影響中國科學研究方法的主要思維方式。

道家與儒家都以“道”作為哲學基礎，雖然各自理解不同，但都承認“道”是宇宙的根本。老莊哲學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萬物運行的根本規律。萬物皆由“道”生出，萬物也可被整合入“道”，“道”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道家認為“道”并不是為了解釋現象，為的是了認識世界的根本規律。因此，其認識世界的方法論表現出以下鮮明特點：

（1）整體關聯性：不將世界分解為“原子”或“基本粒子”，而是從非人意志的“道”出發，去理解萬物之間的聯系與動態平衡。方法論的核心是“合統”，意味著不能孤立地、原子化地定義“信用”，而將其視為一個整體概念，致力于整合所有“信用”相關的要素、表現、情境等。

（2）系統性：強調“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認為世界是一個整體系統，各部分相互關聯、相互影響。

（3）內涵彈性和動態擴展性：道家方法論不僅要確定概念的核心內涵，還會積極探討其邊界可能的擴展。這表明概念的內涵不是固定僵化的，而是具有一定彈性，可以根據情境、實踐和理解的需要進行動態調整和豐富。因此，這是一種開放式的概念理解方式。

（4）辯證統一性：道家提倡“對立統一”，如“有無相生”“動靜相依”，強調事物的兩面性和相互依存。其實，“社會信用”“三維信用”這種針對信用概念的“合統”，蘊含了尋求統一、整合對立的傾向。

（三）中西方法論的主要差異

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時期，世界范圍內出現了產生一系列思想突破的“軸心時代（The Axial Age）”，這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印度、希臘等文明體系的核心思想體系初步成型，并形成了各自獨特的哲學、宗教、倫理、政治、文化傳統。

其中，中國文化強調倫理、整體性與和諧，而西方文化強調理性、個體性和邏輯，這兩種文化傳統至今仍在影響著世界的思想、政治、藝術和科學。

趙林認為其深遠影響是：“在軸心時代中西文化所發生的根本性變革，一個是向內斂聚，一個是向外超越。”

1.西方科學方法論傾向于事物和概念的無限“細分”

西方科學方法論的“細分”傳統源于其古希臘的分析理性、科學革命中的實驗與數學化需求，以及工業化社會的專業分工要求，其核心驅動力是追求精確、客觀、深入的自然規律認知。其“分解”“實證”“邏輯推理”等特征，使之為所有追求系統性可靠知識的學科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工具箱，適合發現普適性因果規律，解釋并預測自然現象；改造自然，推動技術革命，實現知識的確切積累。科學方法論具備高客觀性、可重復性、精確量化和強大的預測能力。

基于科學方法論傳統，西方社會科學界傾向于對信用、誠信、信任、信譽、公信力等概念作內涵上的精細區分，尤其是更強調各概念之間的差異，并系統性地將它們“劃分”為不同學科。各學科基于自身的研究范圍和特征，定義術語的外延，最終形成學科專業化的“小院高墻”，使得不同學科之間形成了難以逾越的“門檻”和“壁壘”。

在西方社會學學科圈，信用基本上被定義為經濟金融術語，而誠信、信任等術語被劃入道德倫理研究范疇，合規被劃入法學和管理學范疇。誠信被視為一種自律性的個人心理活動（如道德、覺悟）或組織制度設計的指導原則，誠信心理和行為是無法用貨幣單位直接度量的，也不能衍生出創造經濟價值的商業模式。因此，以征信和評級業務為代表的信控服務業不會涉足這一領域。在西方國家，誠信教育主要由宗教組織或公益社團自愿承擔。

鑒于此，在外國，“信用”與“誠信”是涇渭分明的“物質”與“精神”分離的不同領域，分別置于不同學科進行研究。

2.中國傳統哲學方法論傾向于“合統論道”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核心特征是整體觀和有機論，儒道共通的“天人合一”觀念強調人與自然、宇宙是一個不可分割、相互感應的有機整體，理解事物力求能在整體關系中把握。因而，“道”具有統攝性，是萬物本源和運行規律，無形無名，涵蓋一切。試圖細分事物去求“道”，反而偏離其本質。任何事物都可以在這個整體框架內定位和理解其屬性及變化，無需將其從復雜關系中徹底剝離出來進行孤立分析。

基于儒道文化形成的知識概念是非形式化的，核心哲學概念（如仁、義、道、德）內涵豐富卻邊界模糊，強調在具體情境中的體會和實踐，而非追求嚴格的邏輯定義和界限劃定。因此，這種方法論會在無形之中構建出概念的“系統性”解釋。如果給予這種方法論正面評價，可認為它能將看似獨立的領域的概念整合成為一個內涵更豐富、更高層次的概念，對其的負面評價就是內涵泛化。

學界業界對信用概念作內涵廣義化建構，在邏輯上表現為一種“反向整合”的技術路線，即將西方學術傳統中已有明確區分的“經濟信用”（如契約履行）、“法律信用”（如企業經營合規性）和“社會信用”（如誠信倫理）概念，基于現實需要而將其納入一個更為寬泛的、具有中國本土意涵的“信用”概念框架之中。當然，這種概念整合方式在中國文化語境中具有深厚的歷史和哲學根基，并未構成國人在認知上或邏輯上的斷裂。

符合中國哲學觀點和文化思維習慣的信用概念反向整合現象，主要是從治理工具性角度進行的信用知識創新，其形成動因可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1）廣義信用概念能夠服務于國家治理的現實需求，嘗試為社會信用體系運行與政府信用監管職能構建出覆蓋經濟交易、法律實施與社會倫理的學理依據、術語支持和統一抓手，進而論證政府在各領域實施信用監管和歸集信用信息的正當性和必要性，也會使其在表述上與官方政策話語形成良好的呼應，解決信用立法工作遇到的實際困難。

（2）對國際主流信用理論及科學方法論存在認知上的不足，有些信用理論研究偏重于從中國古代典籍中提取和詮釋“信用”內涵，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對現有國際學術成果的系統性梳理與深入辨析。

（3）為其他理論創新提供支撐，借助廣義信用概念增強新興理論在解釋復雜社會現象時的涵蓋力和自洽性。

3.兩種方法論的優缺點

對信用概念的理解，無論是狹義還是廣義的界定，并非是判斷對錯的簡單問題，更要考慮其植根于不同的文化邏輯與現實政治需求，理解因此出現一種特殊的“知識—權力”構建方式的必然性。強調將不同維度的相關因素整合入廣義信用概念，這種思維和操作是具有顯著影響力的。

也就是說，在闡釋政府信用監管職能和構建社會治理理論時，常見的一種路徑是將已細分的信用相關概念重新整合進一個更為宏大、更具統攝性的本土化概念框架之中，從而為政府的信用監管與治理工作提供邏輯一致且具備科學性的理論支持。這或是解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和運行現實問題的有效做法。

就概念清晰度來說，“廣義信用”的內涵和外延均較其所整合的任何一個子概念更為寬泛和模糊。在增強了概念解釋力的同時，也付出了犧牲概念精確性的代價。這種概念整合方法雖具備一定優勢，例如提供更宏觀視角、適應建設工作需要，并可能激發跨學科或跨領域的理論創新，但也面臨諸多挑戰，包括概念邊界不清、量化道德行為、不同邏輯維度之間的兼容性等問題，可能削弱對具體領域深層機制進行精細探究的動力，以及由“信用泛化”所引發的法律與權力邊界的爭議。欲使中國特色的信用知識與知識體系獲得國際認可，大致存在兩種可能的路徑：

其一，經由科學與實踐的檢驗，證明其真理性，從而逐漸被國際接受；其二，伴隨中國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及其社會制度獲得國際更廣泛認同，使具有中國特色的信用知識體系隨之產生更大的國際影響力。

否則，類似廣義信用這種本土化知識創新，可能會限于國內語境，僅在特定制度環境下填補理論空白。

相比中國的“合統論道”哲學思想，基于西方哲學的科學方法論在推動精確知識和技術創新方面具有明顯的優點，但其缺點也很明顯，例如將概念無限細分導致的學科壁壘、還原論的局限、知識碎片化、方法論僵化以及跨學科高門檻，限制了其在處理復雜系統、整體性問題和人文關懷時的有效性。

需要提及的是，廣義信用概念常被批評為展現出鮮明的工具理性特征，其多維度的構成方式容易導致信用評價體系向技術化、工具化方向異化，從而將個體或組織的道德表現轉化為可量化、可加減的分數系統。以治理或監管“效果最大化”為導向的邏輯，往往遮蔽或替代了更為復雜的道德價值考量。

4.知識創新需要堅持的原則

構建中國特色的信用知識體系需要進行知識、理論和方法論的創新，但在操作時也應考慮如下原則。

（1）尊重先到先得的行事原則：數百年來，“credit=狹義信用”已經成為在國際上“公所周知”的認知，可謂已被西方學界和國內前輩學者“先到先得”。中國特色的信用知識和詞匯創新，不如創造新詞或者新合成詞。

（2）考慮國際通用性：作為一個大國，我國學界的信用知識創新不宜在國內“自說自話”，創造新詞暨知識創新也須全面了解和平衡國際現狀。例如，創新合成詞“社會信用”應比擴充“信用”概念的內涵更好。在英譯時，將新詞英譯為“socialxinyong”或許更符合科學性和創新原則，而且這種翻譯方法古已有之，例如Mahjong（麻將牌）、KungFu（功夫）等“中國造”英語詞匯就被世界各國廣為接受。

（3）尊重多元治理：在非必要的情況下，信用知識創新應盡可能尊重多元治理，讓道德的歸道德、法律的歸法律、紀律的歸紀律、政治的歸政治，發揮各自領域的評價和約束機制，避免將信用泛化。

PART 05

結語

厘清“信用”一詞在中外語境中的詞源流變，對于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信用知識體系、深化信用理論研究的學理基礎，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尤其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政府信用監管機制、其他非經濟信用理論探索等的理論建設方面，若因應實踐需求而拓展“信用”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這種知識創新活動應具備更高的理論素質和方法論自覺。具體而言，應注重信用知識內容在多大程度上趨近真理的測度標準，考察信用理論研究成果是否具備全球有效性和接受度，并確保信用知識創新過程在方法與程序上符合科學規范。

從詞源學角度看，現代漢語中使用的“信用”一詞，實為清末民初時期自日語引入的外來術語，與中國古代文化體系并無承繼關系。更準確地說，該詞是日本學者在翻譯西方經濟學著作時，借用了古漢語中的既有詞匯“信用”，用以對譯英文的“credit”，是一個純粹的經濟金融詞匯。因此，在當前有關信用概念的理論探討或信用知識體系建構活動中，是否應當將這一外來術語與古漢語中的“信”觀念加以聯系，是一個兼具歷史縱深與現實關切的重要議題，信用知識創新應秉持審慎的態度。

對廣義信用概念生成情況，需要從方法論視角觀察和理解，明晰中西兩類方法論的長短利弊，而后設法取長補短。對比西方的科學方法論，中國哲學傳統更傾向于“合而論道”，形成一種強調整體關聯的和宏觀的系統性思維。

中國哲學之所以缺乏“細分”傳統，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整體觀、有機論思維、實用理性傾向，以及長期服務于社會政治治理的核心目標。在現代中國語境下，這種思維和行為方式具有強大生命力。

因此，在闡釋“社會信用”問題時，往往傾向于將西方已高度分化的概念反向整合進入一個更為宏大、更具統攝力的本土化概念框架之中，從而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及其信用規則建構提供理論依據，這種做法并不違逆中國的文化傳統。而且，這種信用知識創新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可上升至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高度，也可認為這是創新中國特色信用知識體系的重要基礎。

中西兩種方法論各具特色，理解其差異有助于我們更深入把握不同文明的知識建構模式，以及知識體系與社會政治結構之間的互動機制。

當前我國學界業界信用知識體系的創新活動，本質上是一種基于特定文化邏輯與現實功能需求的、“知識—權力”交織的獨特建構過程。對于信用概念內涵和外延的擴展現象，應當從文化根源、理論邏輯和現實目標等多個維度，予以理性審視與全面理解。

特別是在狹義信用概念流行于全球已經二三百年之后，在經濟金融領域的“地位穩固”，國際社會有著在理論和實踐應用中的慣性。中國的信用理論創新沒有必要刻意或想方設法扭轉之，而是需要站在人類知識積累的高度，采用更為科學的、具有包容性的知識創新方法。

源點注：本文作者林鈞躍（國家職業技能鑒定專家委員會信用管理師專業委員會主任、源點特約專家），經作者授權后發布。原文刊發于《征信》2026年第4期。

【案例匯編】

【專家觀點】

【信用案例】

【工作進展】

【值得收藏】

編輯：源源

校稿：昊宇

來源：《征信》、源點蘇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