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人人都是歷史學家——王笛教授榮休紀念學術研討會”在澳門大學舉行。

王笛教授在30分鐘的演講“我的學術人生”中，講到：

我反復說過，歷史學家也就是一個職業而已，不要看得太神圣。我也說過，把歷史學家拉下神壇。讀書是一件像吃飯睡覺一樣自然的事情。

他說，生活能力也很重要。讀書可以提高日常生活中的判斷力。

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25年4月出版了王笛的歷史非虛構作品《中國記事（1912—1928）》，上市一年來，非常暢銷，且榮登十余項2025—2026年度好書獎項，其中包括第四屆時尚文化大賞社科研究獎。

《T中文版》為此專訪了王笛。王笛教授耗費十五年，打撈起被塵封的西方媒體記錄，在《中國記事》中補全了1912至1928年間中西關系的另一面。他提出歷史從來不是單一的線性答案，需要以復雜多元的眼光進行審視；糾正了關于巴黎和會、五四運動的“半截歷史”認知，點明國家命運不可寄托于他人。

《中國記事》正是要補全那些被宏大敘事忽略的細節，洗去概念化的塵埃，看見歷史本來的復雜面目。

如下為《T中文版》對王笛的專訪：

歷史學家王笛喜歡把寫歷史比作拍電影。

他筆下的「鏡頭」掠過溝渠交錯的川西平原，來到擠滿鋪子、挑子、攤子、籃子的成都街巷，在一間煙霧繚繞、人聲鼎沸的街角茶館定格，跟著吆喝的堂倌，路過形形色色的茶客，他們掏著耳朵、算命、打瞌睡、聽評書、閑聊 …… 最后，鏡頭拉近，一張桌子上的「茶碗陣」放大 —— 茶杯兩只，一在盤內，一在盤外，管事的袍哥用這個陣勢來測試來者的身份，這間茶館是他的碼頭。

在美國得克薩斯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大學教書時，王笛經常把閑暇時間用來看電影。他說，電影讓他明白，一個故事好看，不光要有遠景，也要有中景、近景和特寫鏡頭。

從川西平原、成都、茶館到袍哥，他的研究在小切口和大背景之間轉換：在博士論文《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中，他既寫成都街頭民間藝人的表演、民眾的謀生，以及對街頭的爭奪，也寫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間的沖突；在《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一書中，他講成都茶館里的小人物，以及他們如何參與公共生活，呼應德國社會學家Jürgen Habermas 提出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理論；在《袍哥：1940 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這本專著里，他寫了袍哥雷明遠的一生，揭秘民國時期四川的秘密社會組織如何在政府的打壓下生存，描繪了那個時期鄉村社會里中央和地方政治的關系。

如果王笛是一個導演，他電影里的主角不是帝王將相，而是默默無聞的普通人和邊緣人；在他的研究里，女性也有單獨的篇幅和豐富的形象；他擅長書寫城市的日常史詩，從麻將、茶館到戲園，不喜歡宏大敘事。

回溯以往的作品，王笛的歷史研究和他的生命經驗緊緊相連。

他于 1956 年出生在成都，恢復高考的第二年，他考上四川大學歷史系，那時他已經 22 歲，之前既做過農民也做過工人。在磚瓦廠做磚的時候，王笛和二三十個工人擠在大工棚里，沒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工人們睡了，他在燈下看書，但沒有一個人說他燈亮到那么晚，影響他們睡覺。工人們還用廢木料給他做了一張桌子，讓他讀書畫畫。「很可能就是那段時間的經歷，對我后來的民眾史觀和下層視角，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 1985 年四川大學讀完碩士后，王笛留校任教。2 年后，他成為彼時川大最年輕的副教授，但是 1991 年卻選擇赴美留學。「如果沒有去約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學讀博士，你會開始研究微觀史嗎？」我問。「不會」，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如果不出去，我看不到、也不會懂什么是微觀史。」

在 20 世紀 70 年代，西方歷史學經歷了「語言學」轉向，注重敘事和細節的新文化史和微觀史開始流行。90 年代，約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學聚集了一批優秀的新文化史學者，包括王笛的博士導師 William Rowe。在那里，王笛開始接觸到早期微觀史的代表作，比如 Carlo Ginzburg 的《奶酪與蛆蟲》（The Cheese and the Worms，1976，通過講述一位生活于 16 世紀意大利東北的普通磨坊主展現當時的歷史，是微觀史學三大代表作之一）、Robert Darnton 的《屠貓記》（The Great Cat Massacre，2006，書寫了法國 18 世紀普通人的日常史）等等。

從此，王笛逐步完成了學術轉變，開始研究歷史中的普通人及日常生活。

在國內完成的第一部學術著作《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1993，本書從多個角度，對 1644-1911 年間以四川為中心的長江上游區域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情況，作了系統分析研究）中，街頭文化、茶館、袍哥已經出現在王笛的視野里。后來的二三十年時間，翻閱海量的資料，他為這些小人物、邊緣文化補全了一整部歷史。

作為近年活躍的微觀史學者，他給中國讀者帶來了一陣史學觀念上的「平權」旋風，人們獲得了一種新的接近歷史的方式。比如在講到辛亥革命的時候，王笛說，一直以來我們都批判這次革命是不徹底的，這是站在革命家的角度。但從今天來看，這場革命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最和平的一次，沒有血流成河。「作為普通人，我們會選擇什么？顯然是平穩過渡。」

王笛作品《走進中國城市內部（修訂本）》《那間街角的茶鋪》《消失的古城（增訂本）》《歷史的微聲》

王笛的眼神很堅定，常常平視著前方，仿佛有一種穿透力。他說，「作為歷史研究者，我覺得我的任務就是給大家傳播常識——帝王并沒有給我們創造任何東西，現在的文明是我們自己創造的。」他的英文名字是 Di Wang，同事經常和他開玩笑，「你是自己反對自己嗎？」

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長河中，影響大眾對歷史認識的，一直都是帝王史觀和英雄史觀，從歷史學家撰寫的中國通史，到小學、中學、大學的歷史教材。王笛認為這種傳統的歷史觀，不僅簡化了歷史的復雜性，也導致了人們對歷史的片面理解，甚至造成對今天社會文化的損傷。

69 歲的王笛，明年即將從澳門大學歷史系的職位退休，言談間，仍興致勃勃地分享著未來的研究和寫作計劃。

近幾年，在學術專著之外，他連續出版了《走進中國城市內部》《歷史的微聲》，以及《碌碌有為》《那間街角的茶鋪》《消失的古城》等幾本歷史非虛構作品，保持著高產的節奏。

歷史學家的一生就像耕種，長時間孕育，悉心照料，經過漫長的等待才能開花結果。如今，他正處在收獲的黃金時代。

王笛作品《中國記事（1912-1928）》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今年，王笛的新書兩卷本《中國記事（1912-1928）》（以下簡稱《中國記事》）出版。在他的微觀史研究版圖上，這本書寫大時代的作品是計劃之外的。

十幾年前，他在美國教授歷史寫作的課程，收集了五四運動前后10年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在閱讀這些資料時，王笛發現，對于20世紀初的中國——中美關系的開始，人們很熟悉中國人的視角和立場，卻并不清楚美國對中國的他者視角。

2015年，從美國歸來后，世界政治風云變幻，一直關注中美關系的王笛找到了寫作這本書的契機，他花費7年時間梳理資料和寫作，完成了這套書。

借此機會，《T》中文版對王笛進行了一場訪談。從中美關系的開端到微觀史的歷史觀，這位站在人群中的歷史學家，為重新打量「現在」提供了新的角度。

以下是訪談實錄，內容經過編輯和刪節。

與你之前廣受關注的微觀史作品不同，《中國記事》聚焦 20 世紀初中國的大事件。在這些事件的夾縫里，你專門關照了那個時代的女性——有被賣的丫鬟，也有爭取選舉權的婦女。在你的其他書里，也有專門講女性處境的章節，可以講一下這么寫的想法嗎？那個時候的女性處境如何？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起，婦女解放就一直在被提及。我覺得中國的婦女解放之路有巨大進步，但道路還很漫長。

從職場來看，招聘廣告可以明確說只要男性不要女性。這在西方發達國家，當然是不允許出現的。我在美國教書的時候，參加過招聘委員會，有規定哪些話不能問：不能問宗教信仰，不能問結婚沒有，不能問有沒有小孩。但這些情況在國內還存在。比如女性要生育，因此好多單位都不愿意招她們。

所以，我在寫歷史的時候，特別重視關于婦女的問題：這種情況怎么形成的？過去我們做了哪些努力？這條道路是怎么走過來的？在《中國記事》里，我專門收集了涉及婦女參政訴求的相應材料。

在抗戰時期，茶館里出現了女堂倌，但是政府用法律禁止了。按道理說，民國時期有那么多女學生，社會也在進步，但是當涉及到女性的具體權利時，（社會）仍然是保守的。

同時，賽珍珠的（1892－1973，美國旅華作家，曾獲普利策小說獎和諾貝爾文學獎）回憶錄寫了家里的一個女仆李嫂，她把男朋友關在家里不讓他出去，這超過了我們的想象。這個社會是復雜的。在民國時期，至少賽珍珠看到，中國安徽北部落后的鄉村仍然有一些婦女，她們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因為她們進入社會后，要靠堅忍為自己爭取權利。

過去，歷史很少看到這種細節，一講婦女運動、婦女解放，都是思想界發生的變化，學校里發生的變化，但我們很少看到在家里的婦女。賽珍珠又寫了一個小媳婦的故事：平時只要有外人，她都不能和她丈夫講話。這個小媳婦結婚兩年了，沒有和她公公說過一句話，因為男女授受不親。而且她只要一見到公公，馬上就鞠躬然后離開。她的丈夫白天要忙田里的活兒，回家要待在父母那里，晚上睡覺才能見到她。她白天最多只能跟仆人說話，感到非常孤獨。這些事情同時存在在一個地方，這就是歷史的多樣性、復雜性。

過去的歷史研究最大的問題是，在宏大敘事的框架下，個人的經歷基本被忽略了。說到婦女解放，好像就是走上街頭爭取權利，但現實不是這么簡單。

你在《中國記事》后記中說，相比于一般的史學研究，先有課題，再收集資料，本書是先有了資料，因為要給外國學生上課用。整個資料收集過程橫跨了 15 年，選擇近些年才去寫作，是不是和你當下對中美關系的關注有關？雖然顯微鏡對準的是歷史，但是引發研究動力的源頭還是現實？

確實，像歷史學家Benedetto Croce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每個時代都不一樣。我們對歷史的認識來源于對今天社會的看法。

我敢說100年前，包括五四時期，人們看中國歷史也是不一樣的。在西方學術界專門有這類研究，比如說有本書專門寫屈原，每個時代 —— 春秋戰國時期、秦漢時期的屈原，一直到晚清，到中國近代，人們怎樣紀念他，怎樣理解他，都是不同的。

現在按照國家的說法，中美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不止我們，美國和歐洲也這樣說。

我當初并沒有想寫這樣一本書。后來由于課程的需要，把資料收集在一起。在閱讀這些資料時我才發現，我們對上個世紀初的中美關系并不清楚。我們雖然講中美關系，講辛亥革命以后中國歷史發生了什么，主要還是根據中國的記載、中文資料。歷史是多元的，一定不是一個簡單的答案。我們每個人認識的歷史都是不一樣的。

歷史為什么不是一門科學？過去我們叫它歷史科學，這是錯誤的。因為所謂的科學就是一定能夠反復證明是同樣的結果，但是歷史是不可能反復證明的。任何人用同樣的資料、同樣的方法，寫出來的歷史都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每個人對歷史的理解不一樣，原因有階級、有意識形態、有家庭背景、有教育、政治觀點等等一切因素。

比如說對一個人物的評價，有的人可以用這條資料認為這個人是多么的成功，多么的偉大，多么的高尚，同樣的資料，另一個人可能認為反映了這個人的殘忍、兇惡。不同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相差很遠，這個取決于我們站在什么角度或者立場。現在我們認識20世紀的中國，站在中國人和中國資料的角度，這是一個視角。但是中國之外的人怎樣看中國，我們很少注意。

我看了西方媒體對五四運動的報道，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這一系列美國大報的報道，通過他者的眼睛對于我們認識那個時代的中國其實非常有幫助。當然他們也會有局限，畢竟是外國人，在中國停留的時間有限。同時，他們的優勢是沒有中國人的文化負擔，他們能夠看到一些中國人不一定能看到的。賽珍珠看到南京城里很多乞丐，就告訴她的中國朋友，一個從國外回來的教授夫人。但朋友完全看不到，也不承認，「我們怎么會有乞丐呢？」 賽珍珠說那我們一起去那里看看，她也拒絕面對現實。

歷史既然這么復雜，我們在觀察歷史的時候，也要用一種復雜的眼光。通過閱讀豐富的資料，我發現其實在1912年到1928年這段時間，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是過去我們所并不清楚的。

你期待看完本書的讀者從哪些新的視角去理解中美關系？

幾乎可以說，那個時候美國一直站在中國人民一邊，同情中國的命運，對日本在中國勢力擴張憂心忡忡。他們希望中國強大起來，能為自己的利益去奮斗，希望中國人覺醒。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在那個時候，哪怕在辛亥革命以后，哪怕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其實還有遙遠的路要走。美國是那時中國精英向往的模版，中華民國幾乎就是模仿美國的模式，孫中山從小就在夏威夷，受到美國的影響。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他也在美國。辛亥革命以后，1913年第一個承認中華民國的是美國。1919年，美國在中國的影響達到了頂峰，好多教會學校甚至掛 Woodrow Wilson（美國第 28 任總統）的畫像。Wilson 關于世界局勢的演講在中國是暢銷書。梁啟超之前也認為西方是中國的未來，一戰后失望了。

在巴黎和會上，美國的五個全權代表只有 Wilson 一個人妥協，我想指出的是，不管他是否妥協，其實在巴黎和會上收回山東半島的希望完全沒有。

過去沒有人提出這一點，好像如果美國不妥協，中國肯定收回山東了。這個過程的爭論細節，《中國記事》花相當多的篇幅去還原。英國和法國不支持中國訴求，哪怕美、英、法三個國家聯合起來，逼著日本還山東半島給中國，日本肯定會退出巴黎和會，不簽《凡爾賽合約》。不簽的話，《凡爾賽合約》對它沒有任何約束力，它也不會還的。但是過去我們沒考慮過，把一切都歸咎于 Wilson 的妥協。

我們的歷史只講前半截，五四運動爆發是因為沒有收回山東半島，但是我們的歷史就不講了，到底山東是怎么歸還的？其實兩年以后的華盛頓會議上就歸還了，這是美國對日本施加的壓力。

我在四川大學講中國近代史時沒講后面的歷史，在美國跟美國學生講課的時候講到五四運動也戛然而止。歷史是完整的，過去我們只了解半截歷史。

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之間的中美關系到底是什么樣的，我想還原，因為這會影響到今天。

中國人的失望一直延續到 20 年代的帝國主義運動，覺得西方背叛了自己。后來，美國歷史作家 Barbara W. Tuchman 說過這樣的話，中國在巴黎和會，想依靠美國是愚蠢的。我也在這本書里反復強調，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讓別人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不可靠的。

去美國讀書之后，關注普通人的微觀史學進入你的視野。你曾說，之前完成的第一本專著《跨出封閉的世界 —— 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仍是自上而下的「精英視角」。這種視角的轉變，一定伴隨著價值觀念的巨大震動，你能描述一下當時變化的過程嗎？

我的變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5年前，我很少提歷史觀的問題，而現在我還在不斷地思考，提出新的問題。

我的轉變其實早在國內就開始了。至少我在寫《跨出封閉的世界》的時候，已經看到了寫歷史不能只寫政治的歷史。那時候，我受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比較深，Fernand Braudel 認為歷史有三種：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長時段是環境的歷史，中時段是社會的歷史，短時段是政治的歷史。過去我們研究的幾乎都是短時段的政治運動、政治權力，最多把為什么爆發作為背景。年鑒學派認為，任何政治運動發生時，社會的上、下面都有變化。海平面看起來有波濤，其實是下面的潛流在發生變化。但是，我們從政治角度看，只看到波濤在翻滾。所以，那個時候我認為一定要研究社會。700多頁的《跨出封閉的世界》先是從生態開始，然后講人口、糧食、貿易等等，是一個社會橫截面上的情況。但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本書的視角其實還是很宏觀的 —— 把對全國的關注集中在長江上游以四川為中心的區域。

真正的轉變發生在我到美國留學以后。留學的決定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冒險，今天來看還是值得的。如果沒有留學的經歷，我想可能就不會有后來的《茶館》了。

在美國接受的學術訓練，包括學習美國社會文化史、歐洲歷史、日本史，閱讀《奶酪與蛆蟲》等微觀史的著作，對我影響很大。那時候我開始知道，歷史研究的主角不一定是精英人物和帝王，也可以是普通人。

研究焦點改變后，我從街頭文化開始寫，切口越來越小，到茶館，最后到只寫一個袍哥家庭，這是我不斷探索的過程。我經常說，寫歷史有點像拍電影。過去、歷史都是遠景，你俯瞰城市的上空，感慨，哇，北京這么大。如果你要了解城市和城市里的人，就要盡量把鏡頭拉近，可以看到街頭各種各樣的人在活動，但是還不夠，我就拉近到一個咖啡館，一個茶館，或者一個家庭，一個流浪的人，一個快遞員，一個保潔員等等。

北京大學的歷史學教授羅新曾說，歷史學家的美德之一是想象力。他認為，歷史是在給擁有好奇心的人提供「替代性經驗」，我們在想象中經歷前人的經歷。你覺得什么是歷史學家的想象力？

過去寫歷史有一個傳統，大意是：有幾分資料，說幾分話。在那種情況下，其實我們認為歷史不能想象，每一句話都要根據歷史事實來講。但是，記載下來的歷史實際上是真實發生的歷史的極少部分，不到1%。在隔了很多年以后，用流傳下來的不到1% 的資料重構歷史，那我們和真實的歷史到底有多遠？

在這種情況下，歷史研究者需要想象力，不是像小說家那樣天馬行空地肆意創造，而是要根據有限的歷史資料進行邏輯推演。我寫《袍哥》的主角雷明遠的死，找到了當時的調查者燕京大學的沈寶媛，結果她得了阿爾茨海默病，不能提供當時的真實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對于雷明遠的結局，我想了三個，也只能有這三個結局，是我們對這樣身份的人的結局推論。歷史的想象就在于此，我們沒辦法填補歷史的空白，只能根據歷史提供的信息以及今天的判斷，對現象進行解釋。

對你來說，歷史學家的美德是什么？

中國傳統有一種說法，要有史才、史識、史德。現在仍然適用，但那只是一個理想狀態，其實過去的歷史寫作幾乎都是為政治服務的，比如二十四史的編撰。作為歷史研究者，「才」是天生的，沒辦法改變。但是，史識和史德，這兩方面特別重要。

其實歷史的寫作不應該為權力服務，應該站在廣大民眾一邊。當然你也可以宣稱不站在任何人一邊，但每個人的歷史寫作一定有潛在的邏輯、主觀性。你是站在權力的一邊，還是站在弱者的一邊？這是涇渭分明的。

關于史德，一些同行不管是當教授，還是有什么行政職務，有一部分人堅持他的獨立性和歷史思考，但有一部分人熱衷于參加各種官方會議，然后成立各種中心。每一個學者應該有獨立的精神，腰板要挺直，不要匍匐在權力之下。

人類學家項飆曾說，中國人有很強的中心情結，覺得邊緣的生活不值得過。這樣的想法是不是傳統的歷史觀塑造的？

過去我們都是從帝王、王朝、國家、精英、英雄這樣的模式來寫歷史，歷史的閱讀者也是這樣理解歷史。這造成了兩種結果：第一是對權力的崇拜，第二是對自己的否認 —— 覺得我人微言輕，不要爭取自己的權利，甘心讓強權者決定我的命運。

這其實給年輕人帶來了消極影響。他們不去爭取自己的應有的權利，相應的結果是也沒有責任。權利和責任是相輔相成，你享受了相應的權利，就應該利用能力和努力讓這個社會變成你認為的更好的社會。年輕一代缺乏權利的意識，也缺乏責任的意識。他們看見不公平的事情也不一定去爭取。哪怕是對自己不公平，他們也會認為既然都是這樣，那我就接受了。

在這個社會上還有一種焦慮是不愿意當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年輕人都要去考公，認為進入到體制內才有相應的權利，有了權利才有了利益。如果進入不了體制內，就覺得自己失敗的，是不成功的。實際上，整個考試體系都在為這個目標服務，而不是讓一個人的創造力得到發揮。

我們的一生，從兒童時代，一直到青春時代，都在考試中度過的，只是為了爭取成為成功者，而不愿意成為一個正常的、享受生活的普通人。年輕一代本來應該享受很好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而現在完全處在競爭之中。

在《歷史的微聲》中，我強調促進人類進步最重要的不是競爭，而是合作。中國從19世紀末就開始流行社會達爾文主義，嚴復翻譯《天演論》在那個時代是合理的，因為當時中國很弱，受到西方殖民的侵略，所以必須要改變自己。但是，作為一種自然規則用在人類社會，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顯然是不對的。可是這個理念在我們社會中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這是對人類文明發展的一種誤解。包括國與國之間，到底是合作更有利還是競爭更有利？顯然是合作，比如現在的中美關系。

俄烏戰爭導致這么慘重的傷亡完全是一個錯誤的選擇。歷史的教訓，就是人類永遠不接受歷史的教訓。

你之前說，關注普通人和日常的微觀史對你來說，一開始只是史觀和歷史寫作上的轉變，后來變成一種共識的確認 —— 認識普通人的價值，確信日常才是最重要的，而且這也是生活和歷史本身。你是如何體悟到這一點的？

這當然和我的經歷有關，我高中畢業以后到農村，然后進入磚瓦廠當工人，不在優渥的環境中長大，了解民眾的疾苦和人民的生活。后來我成為了一個歷史研究者，早期的經歷幫助我認識大眾。但是，也得承認，我在歷史研究的初期沒有想研究民眾的歷史、日常的歷史。后來，我從研究精英轉向研究大眾文化，發現轉換研究對象需要有一系列準備 ——怎樣認識普通人，以及你站在哪個位置，你是站在精英的角度來研究普通人，還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研究普通人？

如果拋掉歷史學家的社會身份，你會怎么形容自己？

我就是一個普通人，普通的成都人。歷史研究者就是一個職業而已，我不認可特別有使命感的歷史學家，他們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表示歷史要為統治者尋找、總結經驗教訓。實際上，歷史學家沒有那么大的能量。哪一個統治者吸取了歷史教訓？沒有。所以歷史學家不要自作多情，把自己看得又崇高又偉大。你和大家一樣，打工掙飯錢。

在《歷史的微聲》的結論部分，我寫了整整一章，闡述沒有所謂的「歷史規律」。歷史的價值是引起人們的思考，對歷史的思考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今天。哲學家 Karl Popper 認為歷史不會簡單重復；即便重演，也從來不會完全相同。但如果當歷史好像在重演時，如果人們對歷史有充分的認識，就能夠有清醒的頭腦，不會被別人描繪的美好前景迷惑，否則會像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所說：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 。

作為歷史研究者，我想給大家不斷強調常識——現在的文明是我們自己創造的。我的英文名字是 Di Wang，我的同事經常開玩笑，「你是自己反對自己嗎？」如果某個帝王對歷史產生了影響，未必是好的影響。

《三國演義》開篇詞寫道：「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所謂的英雄，不過是浪花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而「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道盡了歷史的本質，這就是我要寫的東西。總結來說，微觀史是對宏大敘事的一種反抗。像我常說的，從宏大回歸日常，用記錄抵抗遺忘。

撰文 - 李慧琪 插畫 - 林佳晨 編輯 - 李心怡

如下為王笛教授以《中國記事（1912—1928））榮獲2025年度刀鋒圖書獎·年度致敬的獲獎感言視頻——

初審：李 磊

復審：薛子俊

終審：趙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