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通過自然累積或者有意創作，形成了龐大的書籍群。其中不乏經典之作，它們是民族智慧的結晶，也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歷久彌新的源頭活水。以廣義言之，“經典”即classics，指各個領域獨特、豐富、深邃、權威而又流傳頗廣的作品，比如《老子》《楚辭》《史記》《壇經》《紅樓夢》等。它們因反映或回應時代問題產生于歷史的時空之中，通過世代閱讀及詮解而亙古常新，具有超越時空的永恒價值。以狹義言之，“經典”特指儒家“六經”“四書”以及擴展而成的“七經”“九經”“十三經”等。因《樂經》佚失，《詩》《書》《禮》《易》《春秋》名為“五經”，漢武帝時設“五經博士”。雖然現代常以“四書”“五經”并稱，但“四書”成為系統性的經典群遠晚于“五經”。

四書的經典化與四書學的形成

　　《論語》在漢至唐代備受推崇，出現了馬融、鄭玄、何晏、皇侃、韓愈等思想家的大量詮釋作品，但其地位尚未等同于“五經”；《孟子》在宋以前長期位于子書之列；《大學》《中庸》最初只是《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唐中葉至宋代，四書的命運發生了轉變。彼時以“五經”為詮釋經典核心的名物訓詁之學已陷入瑣碎僵化之中，不能措力于個體身心性命的安頓與現實綱常秩序的鞏固，聚焦于個體身心困境之超脫的佛教道教如日中天，蔚為大觀，反觀儒學則處于式微狀態。

　　具有責任感、使命感的唐宋儒者開始思索建構一種新形態的儒學——不同于專注名物訓詁的漢唐經學，而是以解決身心性命問題為核心并為家國天下建設奠定價值基礎的義理體系。“四書”因蘊含豐富的天道性命內容而吸引了儒者們的目光，他們以此為核心文獻進行了詮解發揮，構建了廣博而精邃的宇宙論、本體論、心性論、工夫論、政治哲學的思想大廈。經典、思想與時代在此交融互涉，成為一個鮮活的有機體。周敦頤《通書》是對《易》與《中庸》思想的闡發，程頤有《論語解》與《孟子解》，司馬光有《大學廣義》《中庸廣義》，楊時有《論語解》《孟子義》與《中庸解》等。

　　嚴格意義上的“四書學”形成于南宋朱熹。他將四書聚合為一個整體，以“舊瓶裝新酒”的方式，立足于文本又超越文本，對“心”“性”“仁”“中庸”“中和”“三綱八目”“慎獨”“誠”“敬”等觀念進行了創造性詮釋，建立起以《四書章句集注》為核心的四書詮釋群，鑄造了龐大、精遂而融貫的理學體系。在他這里，經典詮釋與理學建構實則一體兩面。朱熹之后，雖經“慶元黨禁”的短暫波折，但四書學在知識精英群體中間發展盛行起來。至元代皇慶二年，四書成為科舉考試的必考科目，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被列為參考書。四書的經典地位通過國家制度進一步得到強化，《四書章句集注》在使四書經典化的過程中自身也成為經典。

四書學的歷史價值

　　四書學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形上基礎的確立。先秦儒家也重視心、性、命以及修身養性工夫，但尚未從形上本體的角度為道德教化、社會秩序確立基礎。以朱子四書學為代表的宋明理學通過四書文本的建構性詮解為之奠基。理學家們（廣義）以“理”“氣”或“心”作為價值世界的最高本體，并對理一分殊、理與氣、心與理、性與理、人心與道心、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心統性情、理欲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刻闡發。從義理角度言，此時理學體系的深邃與精密已足以與長于理論思辨的佛教相抗衡，從現實角度言，生機勃勃的儒學新形態因其可以滿足個體修養以及家國和諧秩序的建立而吸引了社會各階層的關注，不再是“儒門淡薄”的慘淡光景。

　　第二，修養工夫的豐富。宋明學者們在挖掘四書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龐大的工夫論體系，這為圣賢人格的養成提供了多層次路徑。程朱通過對《大學》進行移文補傳的方式突出了格物致知的重要地位，只有通過日積月累的格物之功，才能達至“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的境界。程朱還重“主敬”，“敬”為貫穿內外、動靜、始終的一貫工夫。“誠意”則受到朱熹、王陽明、劉宗周等的普遍關注，朱子臨終前仍在修改《大學》“誠意章”注，陽明由于對朱子格致說的不滿而大倡誠意，中晚年的蕺山更是以“誠意”為工夫之首。此外，“慎獨”“戒懼”“正心”“致知”“主靜”“養氣”等工夫理論皆得到長足的討論與深化。

　　第三，教化的推廣與普及。元代科舉制度規定以“四書”為科舉考試的必考科目，明清時期亦大體如此。明洪武十七年禮部頒行《科舉成式》，鄉試、會試的第一場包括《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義主《朱子集注》”。清乾隆時略作調整，將四書置于第一場，五經置于第二場。元明清士人群體在苦讀經典的過程中，深受四書學義理的影響，這對其道德素質的提升、身心性命的安頓以及政治實踐能力的提高大有裨益。此外，宋明書院講學之風盛行，往往以四書學為主要教學內容。理學家們還重視蒙學教育，將四書學內容以簡單易懂、易于操作、朗朗上口的形式體現于蒙學讀物之中。四書學義理通過經筵、科舉、書院、家族等載體逐漸深入人心，自上而下影響到了宋明社會各個領域。

四書學的現代啟示

　　四書學不是博物館中的陳列品供人追憶或欣賞，它因為觸及人類個體與群體生活中最根本的問題而常讀常新，對當代文明社會的建設仍具啟示意義。

　　第一，人格培育。四書學的要義在于教化，成就君子、賢人、圣人的人格。當今社會在商業浪潮的裹挾之下，許多人被異化為功名利祿的工具，知行脫節，嫉羨爭競，長期處于焦慮、恐懼、傲慢等情緒之中。四書學義理正是藥病良方。宋明儒者不僅全面而清晰地揭示了善的根基與人的榮光，為人們確立了為善的信心與希望，同時闡明了惡的來源與去惡、治惡的工夫路徑，這不僅能夠促使道德人格的生成與實現，為家庭建設、社會構建、國家治理奠定基礎，而且可以使個體心靈趨向和諧與安寧，如宋明儒討論的“孔顏之樂”與“曾點氣象”，亦如梁漱溟所說“不與自己打架”。靈魂的安寧并非僅僅是幸福的指數之一，而是其本質表征。

　　第二，家庭建設。家庭是社會、國家的基礎單元，故《大學》工夫系統之八條目有“齊家”一環。受物質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潮的沖擊，現代家庭常常出現消費競逐、情感物化、代際沖突等現象。四書學中蘊含豐富的家庭倫理內容，恰可為現代社會的家庭文明建設提供借鑒。宋明儒者的共同理念是家庭教育應當以德為先，且在道德教養過程中，長輩須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言：“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宋明儒者亦重視童蒙教育。程頤指出：“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此外，還有因材施教、循序漸進、寬嚴結合、重視實踐等教育理念與方法，這些都值得如今處于深度教育焦慮之中的家長深思。

　　第三，社會秩序構建。四書學所包含的“萬物一體”“理一分殊”“中和”等觀念對現代社會良好秩序的構建具有啟示意義。人與他人、自然之間并非針鋒相對、非此即彼的角斗關系，而是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基于此，人們一方面要確立起使命感與擔當意識，認識到并肩負起對這個世界的責任；另一方面，須以包容的心態對待其他人、民族及文化，正所謂“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朱熹的“理一分殊”觀也有此義，不同事物、個體、文明具有不同的“理”，這些具體的“理”都是天理的體現。因此，須兼容并蓄，和而不同，這樣才能建立和諧友善的社會秩序與充滿仁愛、尊重、和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經典詮釋是文明連續性、時代性與創新性的體現。我們應當不斷回到經典中來，回到四書學中，從中汲取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智慧。在此需要注意兩點：一是不能沉溺于概念式的純思辨研究，做“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的學問，須使四書學重新回到時代的沃土中去，發揮其現代價值；二是四書學研究應真正地回應時代，而不是討好迎合時代，須立足于文本本身，避免曲意歪解而走向庸俗投機。四書學的意義貫通古今，需要當代學者們與時代緊密結合，為中華文明建設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卓有成效的探索。

作者：馮前林，系山西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