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們二人在導師的安排下，合作編著《〈儒林外史〉學術(shù)檔案》一書。因為這部書收錄了蕭相愷先生的《抨擊日下世風、探索士子人格建構(gòu)的書——也談〈儒林外史〉的主題》一文，因此得以結(jié)緣認識蕭先生，并得到了蕭先生的支持和鼓勵。

《儒林外史學術(shù)檔案》，甘宏偉、白金杰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前日驚悉蕭先生遽歸道山，我們二人各自寫下兩段文字，以此懷念、致敬蕭老師。

1

蕭相愷先生以獨具慧眼的卓識，明確了《儒林外史》作為世情小說史“第二個高潮的前峰”的地位。

先生在《世情小說史》一書中指出：在中國的世情小說史上，《儒林外史》不同于“那些描寫男女情愛婚姻、家庭興衰榮枯”的才子佳人之類世情小說，而是第一部“以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為對象的長篇小說”，是“前此寫知識分子小說的一個大總結(jié)、一個大飛躍”，是“世情小說題材方面的一個大拓展”。

這一判斷，其意義不止是明確了《儒林外史》的世情小說史地位，更是真正從題材內(nèi)容的角度認識《儒林外史》，改變了對《儒林外史》主題認知的向度。

自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諷刺小說》稱“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以來。

人們往往從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的視角，關(guān)注《儒林外史》作為諷刺小說的價值與文學史地位。這一顯然規(guī)定了對《儒林外史》“諷刺”或“批判”內(nèi)容的單向度關(guān)注。

而蕭先生則脫開了這一“規(guī)定”的限囿，對《儒林外史》的主題內(nèi)容做出了更全面、更準確地把握，即由對《儒林外史》“批判”內(nèi)容的重視，到對“批判”內(nèi)容和“建構(gòu)”內(nèi)容同樣看待，甚或?qū)Α敖?gòu)”內(nèi)容給予更多關(guān)注。

由此，蕭先生指出，作者并非以反科舉為主要指向，而是以此階層來反映日下的世風，探索士人人格的建構(gòu)。這在《儒林外史》現(xiàn)代學術(shù)史上具在非常重要的意義。

《世情小說史》

正是因為此，《中國學術(shù)檔案大系》之《〈儒林外史〉學術(shù)檔案》將先生發(fā)表在《明清小說研究》1996年第4期上的《抨擊日下世風、探索士子人格建構(gòu)的書——也談〈儒林外史〉的主題》一文，列為《儒林外史》現(xiàn)代學術(shù)史上的經(jīng)典篇目之一。

編《〈儒林外史〉學術(shù)檔案》時，由于想全文收入蕭先生的文章，需要先生的授權(quán)。雖然時常翻閱先生編纂的《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知道先生是從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著名學者，但根本不認識先生。

記得是2011年五一期間，我很冒昧地給先生寫了封信，告訴先生由于經(jīng)費有限，收入文章不能支付稿酬，只能提供兩本樣書以致謝意，并隨信附上了“授權(quán)聲明”。沒想到很快就收到先生于5月9日親筆簽名的“授權(quán)聲明”。深感暖心，深受鼓勵。（甘宏偉）

蕭相愷先生

2

2019年8月，我和甘宏偉師兄同去江蘇第二師范學院開“時空維度與《儒林外史》全國學術(shù)研討會”，才第一次見到蕭先生，我們把剛出版不久的《〈儒林外史〉學術(shù)檔案》呈送給他教正。

先生非常和藹地和我們說話，肯定我們做的這項工作。次日在會場重逢，蕭老師看到我，笑著對我說：“你的評介我看了，確實是我要說的那個意思。”

能夠得到作者的肯定，特別是像蕭老師這樣年高德劭的長者的認可，讓我備受鼓舞。

2019年底，蕭老師同苗懷明同赴福建參加馮夢龍文化研討會，那次在福州相會，更覺親切，苗老師建議我也嘗試一下花式作業(yè)。

見面機會雖少，但微信里時常會收到蕭老師分享的文章，有時也有和蕭老師聊幾句。

2025年4月，蕭老師從哈爾濱去海參崴旅游，因我數(shù)年前去過一次，遂問蕭老師感覺如何，蕭老師回復：悲喜交織。并發(fā)來照片問我，與我當年游海參崴時變化大不大。

我回復似乎變化不大。蕭老師很悵然地說，游兩地，總想起那首民歌《海棠淚》。

蕭老師有一次發(fā)了一篇《訪書東北幾個圖書館》的小文，讓我特別有感觸，遂聊起我也是東北人，且我的碩導是劉敬圻先生。蕭老師說：“劉先生可是我的好友啊！”“劉先生還邀我去講過學呢。”這些瑣碎的聊天，都讓我感覺到蕭老師的真誠和平易。

最近一次是2025年底，紅學與蘇學學術(shù)研討會在海口舉行，蕭老師給我發(fā)來信息，說想來參會，來見見老朋友。

我去會場見了蕭老師一面，還拍了一張合影留念。沒想到，竟是最后一面。

前日在古代小說群里驚悉蕭老師離世的消息，群里連篇的悼念，無不痛惜蕭老師的遽歸道山。

紅學與蘇學學術(shù)研討會暨《紅樓夢學刊》作者見面會合影

說起來，我與蕭老師僅有幾面之緣，近幾年因工作原因，沒有專注和深入小說研究，自覺沒什么資格寫文。但想到蕭老師對《〈儒林外史〉學術(shù)檔案》的支持和認可，不想因我的怯懦和無能而湮沒。

甘宏偉師兄也給我發(fā)來了信息，說我們可以寫一點文字。因緣起檔案，故謹將檔案中收錄的評介附上，重申蕭老師在《儒林外史》主題研究方面的卓見，聊表我們真誠的敬意與追思。（白金杰）

附：《〈儒林外史〉學術(shù)檔案》對蕭相愷先生的評介

蕭相愷，1942年生，江西永新人。研究員，享受國務(wù)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1960年畢業(yè)于江西永新中學。同年參加工作并開始自學。1966年徐州師范學院中文科函授畢業(yè)。做過中學語文教師、大學中文系教師。

蕭相愷先生

后進入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工作，歷任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兼攻古代戲曲。曾任《明清小說研究》主編、江蘇省明清小說研究會會長。

先后著及合著有《水滸新議》《珍本禁毀小說大觀——稗海訪書錄》《中國古典通俗小說史論》《宋元小說史》《世情小說史》《〈西游記〉導讀》《中國古代小說考論編》《話說水滸傳》《水滸傳鑒賞辭典》等，主編與合作主編有《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國通俗小說鑒賞辭典》《中國文言小說家評傳》等，著述凡數(shù)百萬言。

校點整理與合作校點整理有《宋元小說話本集》《宛如約》《隋史遺文》《宋元說經(jīng)話本集》《幻緣奇遇》《別本二刻拍案驚奇》《宜春香質(zhì)》《弁而釵》《包龍圖判百家公案》《隋煬帝艷史》等。

這篇《抨擊日下世風、探索士子人格建構(gòu)的書》是探討《儒林外史》主題的文章，原發(fā)表于《明清小說研究》1996年第4期。

關(guān)于《儒林外史》的主題，可謂眾說紛呈，有源自閑齋老人的“功名富貴”說，有源自程晉芳的“窮極文士情態(tài)”說，有肇始自胡適的“反科舉”說，還有政治主題說、“儒林丑史”說、“儒林痛史”說、“文化反思說”等等。

蕭相愷則提出，《儒林外史》的主題是“抨擊日下世風、探求士子人格建構(gòu)”。

對《儒林外史》主題的認識，自胡適提出“批評明朝科舉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書的宗旨”，魯迅稱“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以來，人們對書中“批判”“諷刺”的內(nèi)容給予了更多地關(guān)注，政治主題說、“反科舉”說、“儒林丑史”說、“儒林痛史”說等即是如此；而對書中筆墨幾乎相當?shù)摹巴瀑潯薄俺珜А钡膬?nèi)容則重視不夠，即使時有論及也多是揭示其相對于“批判”“諷刺”內(nèi)容的“對照”“映襯”意義，甚或?qū)ξ谋局忻黠@肯定的正面人物或情節(jié)也做“批判地繼承”的分析，從而很大程度上對作品所彰示的“作者本意”形成了消解甚或遮蔽。

《中國古代小說考論編》

蕭相愷對《儒林外史》主題的考察則改變了這一做法，將“推贊”“倡導”的內(nèi)容與“批判”“諷刺”的內(nèi)容同等視之。他不僅明確指出《儒林外史》“寫了一批正面的知識分子，也寫了一批反面的知識分子”，而且指出“從這兩批知識分子的身上”，看得出吳敬梓“所提倡的、贊揚的、理想的，也看得出他所反對的、揭露的、批判的”，更由此揭示了《儒林外史》的主題不僅包括有“批判”，而且包括有“建構(gòu)”。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日下世風的批判，對知識分子人格建構(gòu)的探求”這一概括，更切合《儒林外史》文本所呈現(xiàn)的實際情形，也更能切近吳敬梓創(chuàng)作《儒林外史》的基本意圖。

蕭相愷對《儒林外史》主題所包括的“建構(gòu)”內(nèi)容的論述，主要是通過對虞博士、莊紹光、杜少卿、馬二先生等正面人物的“理解”而展開的。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

對《儒林外史》正面人物的研究，有這樣一種習見的方式，即以現(xiàn)代的觀念預設(shè)一個“完人”標準，然后以此對書中人物做褒貶分別、一分為二的工作，做區(qū)分“進步”與“局限”的工作。

蕭相愷論及書中正面人物時則言：“就連那‘書中第一人’的虞博士在內(nèi)，嚴格講來沒有一人可稱為完人，更沒有‘神’和‘圣’。”

故而他對《儒林外史》正面人物的研究也正“懸置”了這樣一個“完人”標準，重在“理解”，重在揭示，重在陳述，也由此形成了諸多創(chuàng)見。

譬如，文中這樣論虞博士、莊紹光、杜少卿、馬二先生、“四客”等人物：“他們在那世風日下的社會上，仍存著一份‘真’，一分‘自然’，一分‘平實’，一分‘沖淡’，一分‘厚道’”；“看來吳敬梓認為，只要具有這樣人格的士人，便是值得稱道的人”，“至于士子們的是否參加科考，是否去取功名，則在其次”。

這一持論與《儒林外史》的實際情形是非常切合的。

書中寫得很明白：“書中第一人”虞博士也考科舉、也做官，只是他始終“一片平靜沖淡”，“對于征辟之事，他也不反對，只是不去求”，他首先“是‘真’人”；莊紹光也是“平平實實，淡淡泊泊”，“不掩飾自己的弱點，也不故作清高”，“他的高尚處在，無論面對功名還是富貴，總是行我之所欲行”；杜少卿“不會當家，也有‘賢否不明’的時候”，“但他卻又確實‘品行、文章是當今第一人’”，他“慷慨超脫”，他“不為富貴汲汲、不因貧賤戚戚”，他“率性任情、一憑自然”；馬二先生“很迂”，“游西湖心中念著的只是功名”，但他“又頗樸實直爽、古道熱腸”；“四客”皆有“不俯仰于人的人格”，“與其說他們是市井新人，倒不如說他們是吳敬梓心目中的新型士人”。

《稗海訪書錄》

顯然，上述這些都是《儒林外史》文本“自足話語”所能自然呈現(xiàn)出來的“意義”。

立足于文本，“了解”吳敬梓筆下的人物，如實地揭示其意義，這是蕭相愷《儒林外史》人物研究的一個鮮明特色。

正因為此，他對吳敬梓及其筆下人物可以說是達到了王國維所說“了解之同情”的境界：“吳敬梓實在是很懂得那個社會，他決不苛求，甚至對知識分子為治生而作的一些世俗的選擇，吳敬梓也十分理解。馬二的選編時文，虞博士的幫人家看風水，他都讓他們認認真真去做。因為有了生活的基礎(chǔ)，才能夠談得上高雅和人格尊嚴，那個虞博士便深懂這一點，吳敬梓更清楚。他只是反對知識分子汲汲于富貴、戚戚于貧賤，反對為了功名富貴而丟失人格，出賣靈魂。”

基于這一認識，蕭相愷對《儒林外史》所包括“建構(gòu)”內(nèi)容的論析很是理順章成，“對知識分子人格建構(gòu)的探求”這一結(jié)論也正是對《儒林外史》所包括的“建構(gòu)”內(nèi)容非常恰當?shù)慕沂尽?/p>

蕭相愷對《儒林外史》主題所包括的“批判”內(nèi)容的探討，主要是圍繞對影響廣泛的“反科舉”主題說的回應而展開的。

蕭相愷先生

通過對吳敬梓筆下人物之“真”與“假”的剖析，蕭相愷指出，“吳敬梓反對抨擊科舉考試的籠統(tǒng)說法，實在是一種誤解的結(jié)果”。實際情形是，士子們是否參加科舉考試，是否去功名，乃“在其次”，“注重文行出處才是吳敬梓所要提倡的”。

概括起來，蕭相愷在文章中從以下方面對此展開了論述。

第一個方面，由對周進、范進故事處理方式的分析，蕭相愷指出，“與其說寫這兩個人物是為了揭露批判科舉制度，無寧說是要繪出那世態(tài)的炎涼，抨擊那日下的世風”，如小說寫周進、范進，也寫“他們太汲汲于富貴，戚戚于貧賤”，但“著力抒寫的實際是”周進、范進中舉前后“遭際的變化”，“周圍人們態(tài)度的強烈的變化”。

第二個方面，由對張靜齋、嚴貢生、婁三婁四公子、權(quán)勿用、張鐵臂、杜慎卿、匡超人等形象的分析，蕭相愷指出，雖然作者對假名士、假孝子、偽情矯飾的士子等明顯地持“否定和諷刺”態(tài)度，但“抨擊最力的則還是伴隨著士子浮沉而出現(xiàn)的丑惡世態(tài)”。

第三個方面是將小說中對權(quán)勿用、虞博士的抒寫進行對照，從而指出，權(quán)勿用“不去應考”，“明顯地沒有了功名欲”，然而吳敬梓照樣諷刺他、挖苦他；而虞博士參加了科舉考試，還中了進士、作了官，吳敬梓照樣贊揚他。

由此，蕭相愷提出，可見《儒林外史》筆鋒的“主要抨擊對象不是科舉制度，而是世風的日下”，但《儒林外史》寫士林生活，所以，“吳敬梓要鞭撻這日下的世風、不古的人心，當然要借中式與否體現(xiàn)的人情變化來反映”，“單從士人的生活切入”。

《儒林外史匯校匯評》（典藏版）

當然，蕭相愷對《儒林外史》所包括“批判”內(nèi)容與“建構(gòu)”內(nèi)容進行揭示，并不是將二者割裂開看待，而是進一步揭示了二者之間存在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

蕭相愷指出，《儒林外史》寫湖州鶯脰湖之會、杭州西湖之會、南京莫愁湖之會三次“高會”實在也是“世風日下之反映”，而祭泰伯祠“實際也是一‘會’，恰好與那三會相對”。并由此揭示出吳敬梓的“用心良苦”，“正是欲借此倡導‘禮樂兵農(nóng)，助一助政教’以挽回那日下的世風”。

需要指出的是，蕭相愷雖然提出《儒林外史》的主題是抨擊由士林生活反映出來的日下世風，并探求建構(gòu)士人獨立人格的方略，但并不否定《儒林外史》“抨擊科舉弊端”之說，“只是它的主要指向不在這一方面”，正所謂“嚴格說來，作者對科舉制度的揭露，不過是抨擊日下世風的一種‘副產(chǎn)品’”。

蕭相愷對《儒林外史》的研究，除了對小說主題從“批判”與“建構(gòu)”兩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討外，還對《儒林外史》的小說史地位做了考察。

1920年代，魯迅將《儒林外史》放在中國古代小說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明確了其“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的地位。

《中國小說史略》

蕭相愷則明確了《儒林外史》在世情小說史上的地位，認為《儒林外史》是世情小說史“第二個高潮的前峰”。

“世情小說”的提法，較早來自于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說》，所謂“大率為離合悲歡及發(fā)跡變態(tài)之事，間雜因果報應，而不甚言靈怪，又緣描摹世態(tài)，見其炎涼，故或亦謂之‘世情書’也”。而對于《儒林外史》，人們普遍接受魯迅稱其為“諷刺小說”的定位，但這是從藝術(shù)手法方面說。

其實，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也涉及對《儒林外史》題材的論述：“寓譏彈于稗史者，晉唐已有，而明為盛，尤在人情小說中。然此類小說，大抵設(shè)一庸人，極形其陋劣之態(tài)，借以襯托俊士，顯其才華，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諢’。……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

這實際上將《儒林外史》在題材上歸屬在人情小說中。

但魯迅只是將“人情小說”作為一個引子，并未對《儒林外史》作為“世情書”在小說史上的地位進行討論。

蕭相愷則對《儒林外史》在世情小說史上的地位和意義作了詳細的考察。

在《世情小說史》一書中，蕭相愷將世情小說的發(fā)展分為唐以前的“萌生”、宋世明中期前的“發(fā)皇壯大”、明中期至清初的“第一個高潮”、清中期的“第二個高潮”和清后期的“衰微”共五個階段。

《中國文言小說家評傳》

其中“第一個高潮”階段以《金瓶梅》為“第一座高峰”，《紅樓夢》為世情小說的“巔峰”之作，《儒林外史》則是“第二個高潮的前峰”，如此《儒林外史》在世情小說史上的地位就非常明了了。

蕭相愷更進一步指出了其在世情小說發(fā)展史上的價值和意義：在中國的世情小說史上，《儒林外史》不同于“那些描寫男女情愛婚姻、家庭興衰榮枯”的才子佳人之類世情小說，而是第一部“以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為對象的長篇小說”，是“前此寫知識分子小說的一個大總結(jié)、一個大飛躍”，是“世情小說題材方面的一個大拓展”。

蕭相愷對《儒林外史》主題的認識也是在這一基礎(chǔ)上提出的。從題材內(nèi)容的視角認識小說，把握其世情小說史地位，并進而由此理解《儒林外史》的主題，這是蕭相愷的做法。

這不同于從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的視角，把握其諷刺小說史地位，并由此理解《儒林外史》主題的做法。后一做法顯然規(guī)定了人們易于對《儒林外史》“諷刺”或“批判”內(nèi)容的單向度關(guān)注。

蕭相愷先生

而蕭相愷則脫開了這一“規(guī)定”的限囿，對《儒林外史》的主題內(nèi)容做出了更全面、更準確地把握。而由對《儒林外史》“批判”內(nèi)容的重視，到對“批判”內(nèi)容和“建構(gòu)”內(nèi)容的同樣看待，甚或?qū)Α敖?gòu)”內(nèi)容給予更多關(guān)注，這也大略可以勾勒出對《儒林外史》主旨不斷深化的認識過程。

蕭相愷《儒林外史》研究作品目錄

1、《抨擊日下世風、探索士子人格建構(gòu)的書——也談〈儒林外史〉的主題》，載《明清小說研究》1996年第4期。

2、《世情小說史》第五章第二節(jié)《第二個高潮的前峰：〈儒林外史〉》，署名向楷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白金杰評介、整理，甘宏偉統(tǒng)稿，摘自《〈儒林外史〉學術(shù)檔案》，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