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金

美人白頭，英雄遲暮，世間最無奈的，莫過于眼見著曾經站在巔峰的男人，一步一步走向黃昏。

王健林最近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讓人唏噓不已。照片里的他，沒有了以前標志性的高定深色西裝，瘦削的身材讓淺色的西裝空蕩蕩的，像是掛在衣架上。佝僂著身子臉頰凹陷，顴骨突出，頭發稀疏，眼袋沉重。

那個曾經意氣風發、紅光滿面、豪氣沖天地喊出“先掙它一個億小目標”的中國首富，現在有人將他和王石相比，形容是“二王爭瘦”。“斷崖式衰老”到“瘦脫相”， 71歲的他現在看起來比同齡人蒼老了不止十歲——像極了風燭殘年的老人。然而，比容貌更令人唏噓的，是他親手創建的萬達帝國，正在崩塌。

該怎么告別呢？像當初見面那樣。

兩次對賭，帝國的轉折與崩塌

萬達的危機，并非始于外界熟知的2021年與太盟的對賭。真正的轉折點，要追溯到更早的2016年。

彼時，萬達商業因不滿港股估值低迷，選擇私有化退市，并簽下對賭協議：承諾在2018年前完成A股上市。這次豪賭的后果很快顯現——當A股對房地產企業監管政策趨嚴，上市之路被徹底封死。

時也，命也。

對賭失敗，逼出了2017年那場震驚業界的“世紀大甩賣”：萬達將13個文旅項目和77家酒店，分別作價438億和199億，出售給融創和富力。當時外界多將此舉解讀為“壯士斷腕”，多年以后再看，卻很少有人意識到，這只是債務雪崩的第一片雪花。

2018年，萬達引入騰訊、蘇寧、京東、融創等340億戰略投資，將對賭期限延至2023年。危局看似緩解，實則只是推遲。

真正的致命一擊，來自2021年的第二次豪賭。為謀求赴港上市，萬達成立珠海萬達商管，引入以太盟為首的22家投資者，融資約380億元。太盟一家就出資約180億元，是最大的金主。雙方約定：若無法在2023年底前上市，萬達需支付約300億元的股權回購款。

此后，萬達四次沖擊港股均以失敗告終。

2023年底，對賭條款正式觸發。

太盟的陽謀抑或陰謀：救世主還是獵殺者？

在對賭條款觸發的關鍵時刻，太盟登場了。

表面上看，這是一次“白衣騎士”的救援——太盟沒有選擇集體撤資引發崩盤，而是牽頭與萬達簽署新的投資協議。然而，這根本不是什么雪中送炭，而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資本陽謀，也有人說是“陰謀”。

2024年3月，太盟聯合中信資本、阿布扎比投資局等機構，向新成立的“大連新達盟”注資約600億元，合計持股60%，萬達持股降至40%。王健林第一次在自己創立的帝國中，失去了控制權。

隨后，太盟開始系統性地改造萬達的權力結構：太盟合伙人黃德煒接任新達盟及珠海萬達商管的董事長，萬達老臣肖廣瑞辭去CEO職務；在10人的新達盟董事會中，太盟等投資方占6席，萬達僅占4席。萬達進入了一個“資本為王”的新時代。

2025年5月，太盟主導的財團再以約500億元，收購萬達旗下48座核心萬達廣場。在這筆交易中，太盟僅出資約50億元，卻通過杠桿撬動了十倍資金。萬達雖然保留了項目的運營權，但角色已從“地主”淪為“管家”。

與此同時，“去萬達化”的步伐仍在加速。

2023年下半年，“儒意系”通過兩步收購取得萬達投資100%股權，進而間接控股萬達電影，實際控制人由王健林變更為柯利明。2026年4月，萬達電影正式更名為“儒意電影”，證券簡稱同步變更。“萬達”標簽在資本市場被徹底抹去——盡管各地的萬達影城暫時保留原名，但那個屬于王健林的電影時代，已然終結。

萬達帝國最堅固的兩根支柱——商業地產和院線都在加速失去。

最后的倔強

面對太盟主導的新秩序，王健林并非全無反抗。

2026年1月，珠海萬達商管迎來新任CEO——許粉。這位2006年就加入萬達的老將，從南寧萬達國際電影城的一名財務經理做起，歷任資產管理中心總經理、總裁助理、高級總裁助理等職，一路被王健林提拔重用。2025年8月，她先出任COO，僅五個月后便接替太盟合伙人黃德煒，成為萬達商管首位女性CEO。

提拔老將掌控運營權，被外界解讀為王健林在新格局下保留影響力的最后一搏。許粉上任后，帶領核心管理團隊完成全國數百個在管項目的運營標準迭代，推動實現客流與銷售額雙增長，以可量化的經營成果贏得了董事會與投資方的認可。這至少證明，萬達的運營基因尚未被資本徹底消解。

但現實是殘酷的。黃德煒雖然不再兼任CEO，卻仍是珠海萬達的聯席董事長。在“資本優先”的決策機制下，這位“老將”能爭取到的空間，終究有限。

與永輝的資本糾葛

如果說太盟奪走的是萬達的控制權，那么王健林與永輝超市的糾葛，則徹底掏空了他個人的“金身”。

故事的起點是2018年。永輝超市以35.3億元從王健林老友孫喜雙手中接過了萬達商管1.5%的股權。這筆交易的底層邏輯，是永輝創始人張軒松對王健林朋友圈和萬達上市前景的雙重信任。

然而當永輝自身陷入經營危機、急需套現自救時，這筆投資卻變成了燙手山芋。2023年12月，永輝將股權作價45.3億元，賣回給孫喜雙控制的大連御錦，分八期支付。但除首期款項外，后續付款接連逾期。

為保住這筆基于人情的交易，王健林做出了一個代價沉重的決定：以個人名義提供連帶責任擔保。這意味著，一旦大連御錦違約，永輝有權直接向王健林個人追索全部債務——法律上的“法人責任隔離墻”被徹底擊穿。

2024年10月，永輝超市向仲裁委提起仲裁。2026年4月14日，仲裁庭作出終局裁決：大連御錦須支付剩余股權轉讓款及違約金合計約38.6億元，王健林等擔保方承擔連帶保證責任。2026年5月21日，永輝超市公告稱已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并獲立案，涉案金額為剩余股份轉讓價款36.39億元及相關違約金、律師費、仲裁費等。

這意味著，法院在未執行債務方大連御錦的情況下，可以先執行王健林名下的個人房產、股權、存款。

不僅是永輝。蘇寧易購也已向萬達集團發起仲裁，要求支付50.41億元的股份回購款。萬達所面臨的困局，正在從企業層面蔓延至王健林個人的每一寸資產。

人情江湖的巔峰與反噬

萬達的崛起，離不開一個關鍵詞：人情。

在商業地產狂飆的年代，王健林憑借超凡的個人魄力和信用，構建了一張龐大的人情網絡抑或利益聯盟。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與孫喜雙長達三十余年的“戰友”情誼。

孫喜雙作為萬達商業地產上市時的第二大自然人股東，是北京CBD萬達廣場、長白山國際旅游度假區等標桿項目的共同投資人。兩人早在2001年便共同成立投資公司，利益交織之深，遠超普通商業伙伴。

正是在這樣的人情網絡中，2018年，永輝超市以35.3億元從孫喜雙手中接過了萬達商管1.5%的股權。這筆交易的本質，是永輝創始人張軒松對王健林朋友圈和萬達上市前景的雙重信任。在那個年代，與王健林做朋友，幾乎等同于握住了通往財富的船票。

人情網絡在順境中效率極高：信任成本低、決策速度快、資源調配靈活。正是憑借這套“江湖式”的資本運作法則，王健林將萬達從一家地方性房企，打造成了橫跨商業地產、文化影視、體育金融的萬億帝國。

但硬幣都有兩面，有陽光就有陰影。靠人情獲得大發展，但人情江湖的反噬也同樣威力巨大，王健林與永輝超市的官司糾葛，更令人唏噓。

這場糾葛的悲劇性在于：它并非源于任何人的惡意，恰恰是“人情江湖”這套順境中無往不利的規則，在周期逆轉時卻釀成的苦果。昔日以信用立身的商業教父，最終因信用擔保淪為法院被執行人。

斷臂求生，一場漫長的“剮肉”

面對排山倒海的債務壓力，王健林的選擇只有一個字：賣。

從2023年至今，萬達累計出售的廣場數量已“突破80座”，僅2025年就一次性打包出售48座。2026年3月，萬達又以20.48億元出售上海顓橋萬達廣場。買家名單從最早的險資、外資，變成如今的中建系——而且極有可能是“以資產抵償工程款”。這意味著，萬達手中可以用來償還債務的籌碼，正在變得越來越少、越來越不值錢。

更令人心驚的細節是：大連萬達集團名下的上海萬達小額貸款有限公司70%股權，2026年初首拍起價5.11億元流拍，二次拍賣降至4.09億元再度流拍，不得不轉入“變賣”程序。連金融牌照這樣的稀缺資產都無人問津，市場對萬達的信心已經降至冰點。

短短三年間，萬達累計變現超過3000億元。但截至2025年9月，萬達商管賬面現金僅115.77億元，一年內到期債務高達302.69億元，資金缺口超187億元。這已經不是“斷臂求生”，而是在“剮肉”。

而那個曾經年薪5億給兒子“練手”的王健林，如今自己背上了法院的強制執行令。

他仍在走

然而，即便身處這樣的困境，這位72歲的老人從未選擇退居幕后。

2025年8月，他率團遠赴新疆克拉瑪依考察文旅項目，烈日下的黑衣身影瘦得近乎“皮包骨”，卻馬不停蹄走訪了烏爾禾景區、獨山子大峽谷、那拉提草原等多個點位，明確表達投資意愿。2026年初，他又奔赴貴州羅甸大小井風景區、花江峽谷大橋等地，深入調研文旅資源開發潛力。考察照片里，他神情專注，與多年前那個不可一世的“王首富”相比，少了幾分霸氣，卻多了一種令人心酸的倔強。

與恒大許家印的“技術性離婚”、賈躍亭的“下周回國”相比，王健林是真的在還債。沒有跑路，沒有躺平，也沒有把爛攤子甩給國家。按姜文導演的話來說，“這叫什么？這就叫體面。”

如今，王健林依然穿梭在大江南北，用一雙疲憊的腿丈量著萬達最后的版圖。有人說他是在為子孫后代鋪路，有人說他是放不下自己一手打造的帝國。或許，他只是習慣了走——走在一個越來越不屬于他的舞臺上，走進一個越來越沉默的黃昏。

屬于王健林的時代正在落幕。但他留下的故事，遠比“首富”二字更為復雜：那是一個關于膽識與豪賭的故事，關于人情與規則的博弈，更關于一個時代的終結方式——不是轟然倒塌，而是一點一點地交出籌碼、一點一點地黯然離場。

在這個規則至上的新時代，人情是最昂貴的負債，承諾是最沉重的枷鎖。而這些，王健林選擇一個人扛了下來。他的背影瘦削，但他仍在走。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商業巨人，用最樸素的方式，守住了最后的體面。

一個時代的終章

王健林的故事，是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共同的寓言。

他曾將“人情”和“個人信用”這套商業邏輯發揮到極致，創造出令人目眩的商業奇跡。在資產價格單邊上漲的黃金年代，這種模式效率極高。然而，當潮水退去，“人情”既無法量化，也難以追索——它要么演變為法律糾紛，要么在資本鐵律面前不堪一擊。

與太盟的博弈則揭示了另一種冷酷的現實：在全球化和專業資本主導的新商業文明中，膽識、人脈和個人魅力正讓位于嚴謹的契約、精密的杠桿和冷冰冰的投票權計算。太盟的每一步都指向同一個目標——用最低的成本，攫取萬達數十年積累的最核心資產。這不是施救，而是獵殺。

王健林并非沒有抗爭。他提拔老將許粉出任珠海萬達商管CEO的舉動，被外界解讀為試圖在運營層面保留最后的影響力。但在資方主導的董事會和“資本優先”的決策機制面前，這種反抗更像是一種象征性的姿態。

屬于王健林的時代正在遠去。但這個故事的價值，遠不止于一個企業家的個人沉浮。它提醒人們：所有建立在狂熱預期之上的繁華，終將接受時間的清算；所有依賴于個人信用的擴張，終將遭遇規則的拷問。

萬達的下一章，或將由太盟和它的資本盟友們來書寫。而王健林留給這個時代的遺產，除了那些曾經矗立的萬達廣場，或許還有一句沉重的注腳——在一個規則至上的時代，人情是最最昂貴的負債。

從此，王董變隔壁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