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以來，歐洲“經濟保護主義”加速抬頭，持續構筑貿易與投資壁壘，對華圍堵力度、密度大幅增強，導致中國對歐出口受阻、投資受限、產業承壓，并沖擊中歐經貿關系穩定。本期“萬里論劍”特邀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教授，全面解讀歐洲“經濟保護主義”特點、深層原因、與美國式保護主義區別等，并深度剖析其對中國影響。

九萬里：近年來，歐洲持續強化傳統貿易救濟措施，并頻繁運用《外國補貼條例》等新的單邊經貿工具，是否意味著歐洲已經從“自由貿易倡導者”轉向“經濟保護主義推動者”？

丁純：從總體趨勢看，歐洲經貿政策確實正在經歷明顯轉向。過去，歐洲經濟政策的關鍵詞是“開放市場”“公平競爭”“規則約束”。當前，越來越傾向“經濟安全”“產業韌性”“戰略自主”。這一變化意味著歐洲正在把保護主義系統性嵌入規則體系中，通過法律、標準、審查、認證等，重塑市場準入條件。

歐洲保護主義的新特點，并非簡單提高關稅，也不是直接“關門”，而是通過一套復雜的制度安排，把外部競爭者放進一張“規則篩網”里。符合歐洲安全、產業、環境和數據標準的參與者，可以獲準進入歐洲市場，不符合有關標準的，即使不被明令禁止，也會面臨更高成本和更強不確定性。

歐洲“經濟保護主義”正從過去的“貿易救濟型保護”轉向“制度嵌入型保護”，其宣稱旨在“維護公平競爭”，實際行動卻在把歐洲產業、安全和競爭焦慮等，逐步內化到經貿規則體系中。

九萬里：歐洲“經濟保護主義”最突出的政策表現有哪些？

丁純：當前，歐洲保護主義不僅是借助單獨法案實施的經貿限制，而是多類工具同時發力、彼此疊加的歧視性政策組合。傳統的關稅和貿易防御手段并未退出，反而與產業政策、安全治理和競爭審查等相互配合，逐步形成一套帶有鮮明歐洲特色的“工具箱式保護主義”。

一是以《工業加速器法案》為代表的產業保護工具。2026年3月，歐盟委員會提出《工業加速器法案》草案，該法案與歐盟《清潔工業協議》相銜接，旨在面對高能源成本和激烈全球競爭時，為歐洲工業提供更強支持。

結合歐洲所處產業競爭環境，這更像是再工業化戰略的一部分，其并非完全排斥外國企業，而是把過去對外資的“開放歡迎”姿態，轉向“有條件歡迎”，以將關鍵產業盡可能留在歐洲內部。

歐洲擔心的是外國企業控制區域內產業鏈、技術鏈和供應鏈，因此正在從“保護市場”轉向“保護產業組織能力”。

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斯特凡納·塞茹爾內公布《工業加速器法案》。

二是以《網絡韌性法案》為代表的網絡安全工具。歐盟《網絡韌性法案》將于2027年12月開始全面適用，部分漏洞和事件報告義務將于2026年9月提前適用，核心目標是降低來自“引發網絡安全關切的第三國供應商”的風險。

這意味著，網絡安全規則將成為歐洲新的準入限制門檻，未來將重點審查代碼安全、數據處理、漏洞響應、遠程更新、供應鏈透明度和供應商可信度等。但網絡安全帶有較強“政治彈性”，是否安全并不完全取決于技術指標，還與歐洲對供應商、來源國以及產業鏈控制權的判斷有關。

一旦安全標準與市場準入、公共采購和關鍵基礎設施審查相結合，便極容易從中性的技術規則演變成有選擇性的市場篩選機制。因此，歐洲“經濟保護主義”正在從過去相對可見的“關稅壁壘”，轉向更具延展性和模糊性的“安全壁壘”。

三是以《外國補貼條例》為代表的競爭審查工具。歐盟《外國補貼條例》于2023年7月開始適用，歐委會可以調查外國補貼是否扭曲歐盟內部市場。該條例的關鍵不僅在于審查產業補貼等行為，更在于其把審查對象從“商品”擴展到“企業背后的國家支持體系”，不只調查產品價格是否過低，還要審查融資、稅收、研發支持等是否構成“扭曲競爭”。

只要歐洲啟動調查、延長審查、要求補救措施、限制公共采購資格，就足以改變外國企業商業經營節奏等。今年，歐盟據此對中企調查頻次、范圍不斷升級，調查范圍擴展至安檢設備、跨境電商、光伏、風電等，遠超正常貿易調查范疇。

需要注意的是，傳統關稅工具并未退出，而是與這些新型規則工具疊加，形成“關稅措施+產業政策+安全審查+補貼調查”疊加的制度組合。

九萬里：“經濟保護主義”為何在歐洲加速盛行？

丁純：歐洲的“經濟保護主義”升級，主要源于三重壓力。

一是產業競爭壓力。歐洲發現，以往其在汽車、機械、高端制造和綠色規則等領域長期占據優勢，但當前在電動汽車、電池、光伏、儲能、關鍵礦產加工等領域，歐洲并沒有鞏固優勢，反而在逐步“掉隊”。

歐洲最擔心的是，如果汽車產業鏈、能源技術鏈和關鍵制造環節持續外移，歐洲企業不僅將損失巨額利潤，還會損失就業、稅基、技術積累和產業話語權。

二是地緣安全壓力。俄烏沖突的延宕、美伊沖突的爆發，使歐洲逐步改變了對“經濟秩序”的看法。過去歐洲把對外依賴視為全球化分工，現在越來越將其視為“戰略風險”，更加關注供應鏈、關鍵基礎設施、關鍵技術及“經濟依賴被武器化”等。既往屬于商業部門關注的問題，正逐步進入安全部門、外交部門和產業部門共同決策范圍。

三是大國競爭壓力。隨著中美戰略博弈持續演進，歐洲發現自身處境愈加艱難。若倒向美國與華加速脫鉤，會嚴重損害歐企利益，若繼續維持高度開放，部分關鍵產業則可能被中國壓制。

因此歐洲選擇了中間路線——“去風險”，“去風險”比美國對華競爭策略更加溫和，且操作空間更大，既可以表現為投資審查、供應鏈多元化、出口管制、數據監管、公共采購限制、技術安全評估等，還可以表現為產業補貼、本地化要求等。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綜合來看，歐洲“經濟保護主義”是在中美博弈加劇、俄烏沖突延宕、能源危機顯現等背景下，歐洲作出的系統性回應，也是其內部增長乏力、財政約束加大和政治博弈加劇的外部化表現。

九萬里：相比于美國式保護主義，歐洲“經濟保護主義”有何特點？

丁純：美國的保護主義更直接，歐洲的保護主義更規則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美國往往以關稅、出口管制、實體清單、金融制裁、技術封鎖等為主要手段，政治色彩濃、沖擊強度大。歐洲更習慣通過法律、標準和程序展開，很少直接排斥某國企業，而是強調公平競爭、網絡安全、供應鏈透明、公共采購合規等，具有更強的隱蔽性和擴散性。

隱蔽性在于，通常不使用歧視性語言，而表現為普遍規則。歐盟宣稱所有企業都要適用同樣規則，但規則設計本身更符合歐洲企業結構和治理模式，外部企業尤其是中企需要付出更高適應成本。擴散性在于，規則具有一定外溢效應。歐盟的碳規則、數據規則、隱私規則、供應鏈盡責規則等，可能擴散為全球性合規標準。一旦其他國家跟進，會構建起一整套“歐洲化”的國際規則環境。

美國式保護主義更像“重拳”，歐洲式保護主義更像“細網”，“重拳”容易看見，“細網”更容易長期收緊。

九萬里：歐洲強化借“去風險”之名行“去合作”之實，將對中國產生哪些新影響？

丁純：歐洲日益滑向保護主義深淵，對中國將產生長期性、結構性、多層次影響。

一是中歐經貿摩擦將從單一產品摩擦轉向產業體系摩擦。過去中歐經貿爭議多集中在價格、傾銷和市場份額方面，未來歐洲可能更多質疑中企背后的產業政策、地方政府支持、供應鏈組織能力等。隨著摩擦層級上升，中企層面的解釋和讓步未必能夠滿足歐洲要求，國家產業模式間的競爭將愈演愈烈。

二是中國優勢產業在歐洲將面臨更高規則壁壘。電動車、電池、光伏、關鍵礦產、通信設備、智能終端、機器人等領域，將是歐洲規則工具最密集限制的方向。未來中企進入歐洲，須額外證明供應鏈合規、數據安全、碳足跡可核查、補貼來源可解釋，合規成本大幅攀升。

三是中企被迫調整對歐出海方式。歐洲更關注中企進入歐洲后，能否為其產業、就業和技術生態帶來可觀收益。

未來，中企需要提高本地化嵌入程度，加強與歐洲企業、資本和地方政府合作，包括本地制造、研發、就業、采購等環節，才能增強在歐競爭力。

四是中國需要警惕歐洲規則的負面示范效應。歐洲保護主義會通過跨國企業供應鏈、國際認證、金融機構風控和貿易伙伴效仿等途徑，影響非歐洲市場，中企可能在全球范圍內面臨更高合規要求。

總體來看，中歐關系將進入“合作仍在、摩擦增多、規則博弈加深”的階段。歐洲不會輕易與中國“全面脫鉤”，他們的企業仍然需要中國市場，同時綠色轉型也離不開中國供應鏈，但歐洲會在關鍵產業上加強對華防范，在規則層面持續對華加壓，在政治層面更頻繁動用“安全”敘事。

中國既要看到壓力，也要看到空間。歐洲內部并非“鐵板”一塊，不同成員國對中國市場、美國壓力、產業競爭和戰略自主的認知并不完全一致，中國仍可積極爭取公平、非歧視、透明、可預期的市場環境，推動中歐經貿關系持續健康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