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唐代四位才華橫溢卻品格低下的大詩人，他們詩才令人佩服，但人品為何總遭人非議？
742年正月，長安甲第燈火如晝，貢院外的少年舉子們摩拳擦掌，誰也沒想到，眼前這座考場既是登科的起點，也是人性受考的舞臺。唐代給予文人前所未有的上升通道，才情像敲門磚，身份像通行證，可一旦大門洞開，廳堂之中究竟坐的是君子還是小人，卻往往要靠日后的行止來作答。幾位憑詩名震天下的才子，便用各自的經歷告訴后人：才并非德的護身符。
先看崔顥。博陵崔氏的金字招牌，加上19歲高中進士的鋒芒，讓他自負得很。傳說他登臨黃鶴樓，只一揮毫，七律定稿，驚得后來趕到的李白自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轉身悻悻下樓。詩名帶來的掌聲讓崔顥越發放縱，斗雞走馬、笙歌成列。舊友勸他收斂，“少飲幾杯吧？”他卻大笑：“人生得意，當盡此歡。”新婚燕爾不過旬日，他又另覓佳人；傾國傾城成了宴席的陪襯，連家族長輩都無可奈何。《新唐書》淡淡一句“顥縱酒好色”便把這位詩豪的人格放在了尷尬處，他那首千古流傳的《黃鶴樓》卻依舊隨江風飄蕩。才華勝天，德行卻沒跟上，這是一樁。
時間推到貞元十五年。元稹攜新科進士的榮耀踏入大明宮，京兆名流爭相結識。才子氣盛，他寫新樂府，和白居易唱和，被譽為“元白”。然而在情感場上，他的章法卻常常走調。與崔家的小姐私訂終身時，他篤定說：“待我高中，即娶姑娘為妻。”大比發榜，他卻掉頭走向韋叢的深宅。崔氏母親哽咽著攔在門口：“我家門第不配嗎？”換來的是對方一聲嘆息。韋叢去世后，元稹漂泊西川，與薛濤、上元觀妓女各起情愫，詩里誓言如飛花，風一吹便散。晚年的他身披宰相袍服，卻逃不過“負心”二字的評議；《離思》千古傳唱，卻掩不住情感棋局里一次又一次的棄子。
再說李紳。此人幼年喪父，窮困中寫下“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將饑饉與憐憫揉進七絕。后來以政績得唐文宗倚重，入相居要。可官帽一戴，胸中溫情迅速蒸發，相府膳堂每日百雞進貢，他卻只夾下一片舌尖。仆人小聲嘀咕：“這一桌倒底給誰吃？”“棄之即可。”李相公揮袖登堂，漠不關心。百姓仍在田壟間彎腰，他的詩卻成了口頭禪。當年撫今憫農的俊朗少年，終究沒能抵御權力與奢侈的誘惑，此情此景，讀者難免悻悻。
視線再度前移，回到武則天當政前后。宋之問少年得志，不到20歲即名列進士。彼時律詩尚在定型，“沈宋”并稱，他的句法工整，聲律嚴謹，開一代風氣。然而仕途風雨飄搖，宋之問索性隨風轉舵。他為女皇寫頌，言必稱“日月重輝”，競逐華清宮中譜成的香氣。一次宮廷夜宴，宋之問低聲獻詩，武后只淡淡答曰：“才子無愧，德須自砥。”幾句輕言，卻像重錘。中宗復位后，他被貶瀧州，道阻且長，他卻偷偷潛回洛陽，轉身向武三思獻策告密以自保。朋友張易之被捕那夜，宮城鴉雀無聲，傳言宋之問就在一旁，袖中奏疏已備。更有野記稱，為奪一首《代悲白頭翁》，他暗害侄子劉希夷。真偽難考，但“巧詞害骨肉”成了后人口實。
四個人，四張不同面孔，卻在史書的陰影處呈現相似的剪影：崇高詩篇與卑微行徑同在。一方面，他們的作品推動了漢語詩歌的疆界：黃鶴樓的高曠，長恨歌體的柔情，憫農的慈惻，以及格律的雕琢，都化作后世啟蒙課本里的經典；另一方面，正史、筆記乃至市井傳聞，又不約而同為他們補上了暗色，提醒世人那一代天才也難免人性的褶皺。
唐代的官場與文壇，本是相通的。一紙進士榜，意味著衣錦榮歸，也意味著隨時可能跌入政治旋渦。崔顥的縱情，與其說是個體放浪，不如說是世家子弟面對功名唾手可得后的慣性揮霍；宋之問的逢迎，在武周亂局中或許只是茍活之策；元稹與李紳身上的道德裂縫，則照見中唐官場寵辱無常的暗流。站在今天的書架前，收起彩箋，撣去塵埃，可以確信的是：詩句的光芒并沒有因作者的缺失而暗淡，但那光芒也無法掩飾人性的陰影。或許，這正是讀唐詩時最耐人咀嚼的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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