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652年暮春，洛陽端門內遞上一份最新宗室譜牒。武照閱至末頁，冷笑一句：“李氏枝蔓太繁，終非社稷之福。”一句話暗含殺機，卻把人帶回三十年前的長安。
回望626年清晨，玄武門城樓箭矢交錯，兄弟相殘的血泊尚未干透，李世民披甲立在父親面前，耳邊回響的是那句曖昧不清的允諾：“事畢，當立汝為儲。”彼時的高祖李淵六十二歲，膝下卻已不是最早的五子三女，而是越來越浩浩蕩蕩的“幼苗軍團”。自618年即皇帝位，十余年間，他又添了二十多名子女，幾乎年年抱新生。宮闈深處燈火長明，人們私下議論：高祖是真龍，仍在奮力播種江山呢。
李世民表面恭順，心中卻打起了算盤。弟弟們小，他已當政，可再過十數年，一個個成年，俱封王就國，戶部得掏多少糧？更麻煩的是，武裝割據的隱患與日俱增。就算他有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也難保這些“親愛”的兄弟不被權臣裹挾。大唐江山才奠基，怎經得起這么多潛在的藩鎮？
然而在當時，李淵的心思與兒子截然相反。他既享清福，又不愿失去對皇權的最后指點。玄武門之禍后，李淵退居太上皇，表面上隨樂聲美酒度日，實則暗自揣摩兩代帝王的分寸。每逢朔望，太宗行跪拜大禮，玉案上珍饈堆積，樂工歌舞不絕；可父子間的隔閡，并未因血緣甘霖而消解。長孫無忌曾私下嘆氣：一邊是至尊父皇的寵妃頻添新生，另一邊是陛下愈發拮據的內庫，如何長久？
時間推到643年，太宗舉行凌煙閣論功宴。夜宴闌珊，他不動聲色讓中書舍人呈上一份“諸王歲祿敕”，把兄弟們的封邑重新核減三成，引來暗流洶涌。尉遲敬德飯后低聲提醒：“陛下，若非從根子斬斷，將來恐防不勝防。”太宗默然，終未能揮出那把“根子”匕首，畢竟那些都是父皇晚景里最鐘愛的血脈。
同一時期，西突厥方起烽火，高句麗亦不寧靜，大唐急需休養生息。可戶部賬本顯眼的數字告訴所有人：宗室支出已占歲入近三成。即便是玄武門英雄，也無法對父皇所剩不多的夕陽余情下手，李世民只能暫且加派外放、削減護衛、封較貧瘠之郡，以時間換空間。可惜天不假年，他于649年病逝于含光殿，留下的，不僅是貞觀之治的余輝，還有一張快速膨脹的李氏家譜。
李治即位后，一改乃父犀利風格，凡事謙抑。他對宗室弟兄更重恩禮，爵號照封，俸祿只增不減。幾年下來，國庫又起吃緊。不僅如此，李淵的孫輩們已漸次長成，走馬領軍、鎮守地方，隔三差五便傳來奪權的風聲。長孫無忌被削，褚遂良告老，監國的責任落到皇后武氏肩頭。
眼看“李半天下”即將轉為“群雄半天下”，670年代初，武后下手了。她先下詔核實宗室譜牒，凡系偽冒者一律除名。緊接著，數百條“貪贓”“謀逆”的罪狀飛向各地藩邸。僅數年之間，李淵諸子多被廢為庶人或賜死，僥幸留名者也被迫改姓為虢、為陸，甚至為蟲。史臣寫到此處，只淡淡一句“去其枝葉，以安根本”，卻不難想見血雨腥風。
有人驚嘆武則天手段酷烈，可她不過是順勢而為。宗室問題一日不解，大唐就一日難安；更何況，只有削弱李氏旁支，她的武周夢想才有生機。于是，李淵花甲之后辛勤栽出的三十余枝“新苗”，在女皇的雷霆萬鈞下幾乎枯萎殆盡。留存者寥寥，散于遠州，茍延于布衣之列。
回溯全局，李淵當年暮年猶不收斂，或出于政治算計，或源自個人好色，終令后世統治者疲于應付。可以設想，如果他晚年節制，子嗣不過盈數，或許唐初的宗室結構會簡單得多，太宗也無須左右為難，武則天更少了絕后之名。歷史沒有如果，只有一環扣一環的因果。李淵埋下的種子，在貞觀之后迅速成長，最終在神龍元年迎來嚴酷收割。這把鐮刀的操作者，不是他最器重的兒孫，而是晚輩們口中的“皇奶奶”——武則天。
這一切讓人想起一句老話：家有余丁，未必是福。李唐的盛世基礎雖牢，卻也險些被自家人拖成泥沼。武后之“殺”，手段激烈，卻在一定程度上解了貞觀舊賬。正邪功過，留給史家評說，但有一點無可辯駁：自從那一次雷霆之后，李淵當年的“子孫戰略”在政局中的分量，幾乎被抹成了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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