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服刑3年后，安瓦爾·易卜拉欣走出監獄，重獲自由。馬來西亞國王赦免了他，撤銷了那項曾被國際人權組織批評為帶有政治動機的定罪。

8年后，78歲的安瓦爾上周步履輕快地走進東京一家酒店，在“亞洲的未來”論壇期間接受《日經亞洲》獨家專訪。如今，他已進入自己首個總理任期的第4年。馬來西亞借助科技熱潮，成為東南亞經濟表現最強勁的國家之一。

歷史最終會將安瓦爾記作改革者、經濟現代化推動者、政治家，還是僅僅是馬來西亞政壇最頑強的幸存者之一，仍有待觀察。但在他首次領導一場重塑國家政治的運動30多年后，這位自稱來自檳城的“鄉村男孩”，這位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與馬來西亞體制作斗爭的人，如今正試圖維系這個體制。

2026年第一季度，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率達到5.4%，安瓦爾也因此在國際上贏得贊譽。但在國內，他面對的局面并不輕松。他領導的團結政府，內閣成員來自數十個政治派別。隨著下一輪州選將于下月啟動，而下一次全國大選最遲必須在2028年前舉行，執政聯盟內部的緊張關系正面臨考驗。

種族和身份政治仍是其團結政府面臨的強大威脅，內部和黨際分歧也持續沖擊馬來西亞政局。不過，在整場采訪中，安瓦爾顯然更愿意談論半導體、人工智能、能源電網和投資流向，而不是選舉政治的盤算。

“我們會堅持既定路線，走中間道路，盡最大努力，把亂局收拾好。”他說。安瓦爾告訴《日經亞洲》，種族因素在馬來西亞政治中由來已久，早在這個國家1957年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實現獨立之前就是如此。安瓦爾本人是穆斯林馬來族。

當被追問選舉時間安排時，他淡化了外界猜測，轉而提到自己密集的海外行程和經濟議程。“看起來我并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上。我關注的是國家。”他說著，用手敲了敲椅子扶手，“我關注的是如何確保馬來西亞保持強大。”

2025年，受人工智能和數據中心超級周期帶動，馬來西亞迎來顯著上升勢頭。投資大量涌入，達到超過4200億林吉特、約合105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該國食品和能源供應方面的問題。

馬來西亞股市基準指數升至7年來最高水平，林吉特成為東南亞表現最好的貨幣，對美元升值超過10%。政治觀察人士往往從聯盟管理和政治生存的角度看待安瓦爾，但他如今越來越像是在用另一套標準定義自己的執政成績：馬來西亞能否在一個由未來技術和地緣政治碎片化塑造的世界中找準位置。

談到為何在全球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外國投資者仍持續將資金投向馬來西亞時，安瓦爾提到政策清晰、政治穩定和良政善治。這些主題在未來幾年隨著選戰升溫，都可能面臨檢驗。談及補貼改革和財政整頓如何幫助馬來西亞經濟變得更穩健時，他說：“我們沒有等到危機真正降臨才行動。”

對安瓦爾而言，長期布局似乎比下一場政治較量更重要。安瓦爾1947年出生于馬來西亞西北海岸的檳城，比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小14個月。他并非出身于馬來西亞傳統貴族精英階層，但也不是政治圈外人。

他的父親易卜拉欣·阿卜杜勒·拉赫曼曾做過醫院勤務員，后來當選國會議員，并出任議會秘書；母親謝燕·哈米德·侯賽因原本是家庭主婦，后來積極參與基層政治。安瓦爾早年通過學生運動建立聲望。他是馬來西亞伊斯蘭青年運動的共同創辦人，在進入主流政壇前，已成為該國最知名的青年領袖之一。

1993年，安瓦爾在內閣中迅速升遷，成為時任總理馬哈蒂爾·穆罕默德的副手。1998年，他試圖推動改革，結果被逐出內閣。此后，他被控犯有雞奸罪。該罪名在馬來西亞法律中屬于刑事犯罪。隨后他被判入獄9年。這一判決后來被國際社會廣泛質疑為出于政治動機，并于2004年被推翻。

在那段服刑時期，安瓦爾大部分時間被單獨監禁。起初陪伴他的只有《古蘭經》，后來還有威廉·莎士比亞全集。他至今仍經常在演講中引用莎士比亞的句子。獲釋后，安瓦爾在反對派陣營中繼續上升，但隨后再次因雞奸罪被定罪。安瓦爾稱，這同樣是出于政治動機。2015年，他再次入獄，原本刑期為5年，后因國王赦免而提前獲釋。

重返政治前線后，安瓦爾在2022年大選后出任總理。當時，選舉結果導致懸峙議會，他以改革派人民公正黨主席身份組建政府。外界一度質疑，他的團結政府能否兌現穩定經濟的承諾：到2023年年中，馬來西亞貨幣對美元跌至25年來最低水平，數十億林吉特資金流出該國。

此后幾年，馬來西亞在科技產業帶動下出現戲劇性反轉。整個采訪中，安瓦爾反復強調管理經濟的重要性。他詳細談到如何推動馬來西亞在半導體價值鏈中向上攀升，以及如何吸引全球科技企業投資。“人們首先想知道的是，這里是否政治穩定，政策在中長期內是否可信。”他說，“接下來是，激勵措施是否足夠？基礎設施是否就緒？我們的能源和供水是否充足？”

這也反映出安瓦爾執政以來優先事項的變化。政治改革的話語并未消失，但如今它已與產業政策、財政紀律和經濟競爭力并列。談到地緣政治時，這種務實風格同樣顯現出來。

多年來，他形成了一種政治表達方式：可以批評強勢行為體，卻不一定直接點名。其傳遞的信息通常并不含糊，但措辭往往又為外交回旋留出足夠空間。對于一個依賴與所有大國保持良好關系的中等貿易國家領導人來說，這是一項有用的能力。

例如，在“亞洲的未來”論壇主旨演講中，安瓦爾談到全球貿易關稅緊張局勢以及國際規則秩序遭到侵蝕時，提到了“房間里的大象”。他沒有明確指出自己指的是哪個國家，但許多人認為他說的是美國。不過，安瓦爾有時也會選擇直言不諱。比如談到挪威取消一項涉及反艦導彈的防務交易時，他的表態就相當直接。馬來西亞方面稱，這筆交易的大部分款項已經支付。

“這就是典型的殖民態度。”安瓦爾說。相比采訪中大部分時間的狀態，他在談到這里時明顯更為激動。“我們已經支付了95%，你卻突然說，‘不，我們不發貨了。’”在安瓦爾看來，這件事不僅僅是商業糾紛，更反映出某種更深層的問題：一些富裕國家有時如何對待其他發展中地區。“對我來說，這是對我們智識的侮辱。”他說。

這些表態呼應了整場對話中的一個更廣泛主題。無論談到加沙、關稅還是防務協議，安瓦爾都反復回到尊嚴、主權與公平這些問題上。如果說外交事務同時凸顯了安瓦爾身上的外交家和行動派一面，那么國內政治則更能體現他對治理的關注。

盡管經濟指標有所改善，他的政府面臨的政治挑戰并未消失。種族和身份認同仍是馬來西亞政治中的強大力量，聯盟管理也始終是一場平衡術。有關接班的問題也始終揮之不去。去年，安瓦爾的女兒努魯·伊扎·安瓦爾當選其所屬人民公正黨副主席，此事再次引發外界對該政治運動內部家族影響力和接班安排的討論。

批評者質疑，這一發展是否會加深外界對“家族政治”的印象。人民公正黨前副主席拉菲茲·拉姆利于5月與安瓦爾分道揚鑣，并另組新黨，直接挑戰安瓦爾的執政聯盟。支持者則反駁說，努魯·伊扎曾任國會議員，本身也是長期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士，她是憑借多年來在內部的工作贏得這一職位。

至于安瓦爾本人，他表示自己更關心馬來西亞的未來，而不是個人歷史定位。當被問及希望歷史如何記住自己時，他說：“我從未認真想過所謂的歷史評價。”“我只把自己看作一個鄉村男孩，想盡自己所能為國家做事，深深愛著這個國家，也希望自己已經盡了最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