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金說：「人無法通過不正義的手段，去實現正義的目標。」但無數英雄題材作品中的主人公，實現正義目標的手段很難稱之為正義或者說是合法的。

在現實中呢？大部分人都具備「以法律為準繩」的基本意識，但是當受害者是自己至親的時候，有人以違約停貸、綁架甚至是傷害他人等手段，去維護自己心目中的「正義」，這算「愛遮掩了一切過錯」，還是現實世界本就無可避免荒謬與矛盾？

撰稿｜鮮 于

編輯｜許 靜

校對｜張 帥

出品｜Figure紀錄片

這是一個悲情的父愛故事。

「在采取極端措施之前，一位父親在法國和德國之間，為將殺害女兒的兇手繩之以法奮斗了數十年。」《殺害我女兒的兇手（My Daughter's Killer）》，這部Netflix紀錄片的官方介紹如此寫道。

犯罪紀錄片一直是奈飛、亞馬遜等流媒體網站上的流量大戶，平臺也積極挖掘各種奇聞怪案來滿足不斷增長的觀看需求，但數以百計的罪案故事中，《殺害我女兒的兇手》是讓觀者尤為糾結的那一個：在兇手的狡猾、他人的不信任、社會厭女癥以及官僚主義繁文縟節等交織而成的網中，一位父親需要答案，最終以成為罪犯的方式得到了答案。

所以，真的有正義嗎？

我女兒的非正常死亡

故事始于40年前。1982年7月10日清晨，會計安德烈·班伯斯基在法國的家中接到了一個電話——為人父母者最不愿接到的那種電話。在電話中，前妻丹妮·貢寧說：因為中暑，他們的女兒，14歲的卡琳卡死在了位于德國林道的家里。

「卡琳卡很可愛，她是我們的掌上明珠。」父親班伯斯基悲傷欲絕，他無法接受聰明、健康的女兒的猝然離世——在氣溫最高不過30℃的林道，中暑致死并不是個可以接受的正常理由。

安德烈·班伯斯基

女兒的葬禮上，前妻一位鄰居的話進一步加深了班伯斯基的懷疑。她聲稱卡琳卡的繼父給卡琳卡注射了美黑藥物，「別人是這么給我說的」。

八卦傳言或許是空穴來風，但卻直指卡琳卡身故時的最大疑點：據到場的急救護士回憶，當天凌晨她們接到求救電話趕到現場時，女孩已經進入尸僵狀態，這表明她已經死了一段時間。

令護士感到不解的是，女孩的繼父，本地著名的醫生、心臟病專家迪特·克羅姆巴赫稱，為了救治「中暑」，他曾給她注射鈣和鐵——「這顯然不是正常的治療方法」。

班伯斯基從前妻處拿到了女兒的尸檢報告，逐字逐句研究過后，他認為自己發現了很多疑點。報告指出，卡琳卡直接死因是胃部食物發生反流，然后進入肺部，造成她窒息，顯然與中暑無關，「但兩名驗尸法醫拒絕以書面形式說明死因」；右陰唇有明顯外傷，「普通人都能發現的異常」。

年輕時的班伯斯基與女兒卡琳卡

從這一刻起，班伯斯基認定是克羅姆巴赫害死了卡琳卡，而且他堅信德國警方和法醫一起包庇了兇手。

事實上，警方確實沒有懷疑這位頗有社會地位的醫生。當地警察局長只是在電話里問了五個問題，由克羅姆巴赫在家里以書面形式做出回答，「警方從來沒有傳喚過他接受口頭問詢」。

法醫的表態模棱兩可。「在已經出現尸僵的時候，做復蘇注射，是毫無意義的。有些事情不對勁，有人沒說實話。」法醫沃爾夫岡·艾森曼格說，「但是從毒理學上看，我們沒有發現任何可能導致死亡的中毒。我們并沒有得到更多的信息，不足以證明這是一起謀殺，一起蓄意謀殺。」

至于卡琳卡身體上的異常，法醫給出的解釋是，「尸體處于極端分解狀態，很脆弱，殯儀員在清洗尸體的時候，造成了誤傷。」

顯然，法醫的解釋無法被班伯斯基接受。經過申請，他打開了女兒的棺材，結果發現尸檢取出的器官，比如外生殖器，并沒放回——被誰拿走的，迄今仍是個謎——「但是德國當局再次結案了」。

班伯斯基竭盡全力試圖為女兒伸張正義。他向慕尼黑的總檢察長辦公室提起上訴，打印了5000份傳單在啤酒節上分發，「你們必須知道，林道住著一名罪犯，克羅姆巴赫醫生，他殺了我漂亮的女兒卡琳卡！」

然而，他的堅持不懈，換來的是不是支持，而是冷眼：相當一部分關注此案的人，在了解兩人之間的往事之后，更傾向于認為班伯斯基的行為只是一個「綠帽男」遭前妻背叛后，終于找到了機會「報復奸夫」。

「班伯斯基瘋了。」

克羅姆巴赫的德國律師

「醫生干的？不可能」

《殺害我女兒的兇手》拍攝手法并無多少新意，像大多數犯罪紀錄片一樣，靠采訪相關當事人，朋友、調查人員、法醫、律師、記者以及受害者等，以他們的回憶和見解來推動敘事。

在相當部分受訪者記憶中，克羅姆巴赫的標簽是鎮上的名醫，幽默、熱情、開朗，「讓人說不出負面話的迷人男人」，而班伯斯基則只是個嚴肅無趣、有強迫癥的會計。魅力對比，兩人有天壤之別，至少丹妮·貢寧覺得是。

班伯斯基二十出頭時與丹妮爾結婚，兩人在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生下了女兒卡琳卡和兒子尼古拉斯。逐漸地，班伯斯基發現家里多了德語唱片、德語學習教材，心中有了懷疑，懷疑妻子和當時的鄰居克羅姆巴赫有染，「她承認了」。

不久之后，班伯斯基帶著全家搬回了法國圖盧茲。又過了一年，妻子說在尼斯找到了一份工作，必須經常往返兩地。「事實上，是克羅姆巴赫來圖盧茲了。我跟蹤了她，然后意識到，工作日她并沒有去尼斯，而是在公寓里與他待在一起。」

與班伯斯基離婚后，丹妮順利地與克羅姆巴赫結成伴侶，帶著女兒、兒子搬到了德國林道生活。

離婚時，兩人鬧得并不愉快，所以在外人看來，班伯斯基報復前妻，報復克羅姆巴赫，順理成章。「人都有一種復仇的欲望，這與過去發生的事息息相關。」

另一方面，克羅姆巴赫是個醫生，這是一個在德國極受敬仰的職業。「德國人對他們的醫生有一種盲目的信任，‘醫生干的？不可能。’」「‘他們不會做這樣的事，是假的。’」

于是，在德國，班伯斯基找不到任何令克羅姆巴赫受審的可能。「對我來說，事情很明顯，他利用卡琳卡一人在樓下的機會，強奸了她，但是丹妮、德國當局都認為他沒有任何責任，認為他是被冤枉的，認為是我編造了這些來對付他。」

事情的轉機發生在班伯斯基意識到，由于卡琳卡是法國人，他可以訴諸法國法律來尋求正義。

1988年，卡琳卡猝死六年后，三位法國醫生做出鑒定，認為是克羅姆巴赫采取的醫療行動，造成了反流，從而導致她窒息而死。

又過七年，1995年3月9日，法國法庭做出了缺席審判，認定克羅姆巴赫過失致人死亡罪名成立，判處其有期徒刑15年。

聽到判決那一刻，班伯斯基本以為一切都會結束了。但德國當局隨后表示拒絕引渡克羅姆巴赫，因為根據德國法律，他已經被證明是無辜的——出于政府對本國國民的保護義務，再加上法德兩國之間的歷史恩怨，德國當局的拒絕其實不難理解。

故事講到此處，更像是一個偏執狂不斷糾纏騷擾無辜者的可怕故事，如同丹妮·貢寧一直認定的那樣——如果對最近「母女上樓時被雨衣男拖進房」事件有所關注，更能理解她的感受。

但到了1997年，卡琳卡去世15年之后，事情突然就有了顛覆性轉折——因為在自己的辦公室通過注射迷奸了一名16歲以下的患者，克羅姆巴赫被德國法院判定有罪，雖然懲罰只是吊銷醫生資格和緩刑兩年。

《殺害我女兒的兇手》特意引用了一段德國電視臺當年對克羅姆巴赫的采訪，鏡頭前的他毫無悔意。

用鎮靜劑令受害者失去反抗能力后被迷奸的行徑，并不能讓這位高貴的醫生感到內疚或羞恥，他甚至將強奸描述為「你情我愿」。「她沒有答應，但也沒有拒絕。我吻她的時候，她也回吻我了。然后我說，‘你想繼續嗎？’她同意了。」

「你給她下藥了，她根本沒法反抗！」電視臺女記者憤怒地說道。

克羅姆巴赫嬉笑著回答，「就像古羅馬人說的，‘沉默就是默許’。」

在紀錄片中，克羅姆巴赫的無辜形象粉碎了。

「瞧，我沒說錯，克羅姆巴赫確實是個性變態。」

在非法行醫的行李中，克羅姆巴赫總是帶著一個陰莖注射器——「如果不想用偉哥，你可以用這個……」

之后，因為非法行醫，克羅姆巴赫再次受到德國法庭審判。在審判中，兩位證人出庭作證克羅姆對她們進行了性侵犯，但最終他僅被判處28個月有期徒刑，而且很快獲得減刑被提前釋放了。

班伯斯基覺得很沮喪，他認定靠德國人是不可能令克羅姆巴赫受到應有的懲罰了。

復仇=正義？

克羅姆巴赫出獄后，班伯斯基每年都會來他住處附近跟蹤監視一段時間，觀察他的動態，尋找他違法的證據——細思之下，這種執拗行為還是有些恐怖的。

十幾年時間過去，2009年9月，班伯斯基決定必須要做點什么了，因為他發現克羅姆巴赫住處外掛出了擬出售的牌子。班伯斯基擔心自己失去克羅姆巴赫的蹤跡，無法為女兒討回公道。

「這就是我綁架克羅姆巴赫的動機：以自愿或非自愿的方式，把他帶到法國。」他對著攝像機堅定地說道，「正義必須得到勝利！」

林道地處德奧邊境，班伯斯基來到附近的奧地利布雷根茨市，在當地的酒吧、咖啡館、旅館等地宣揚，說要找人幫忙，把克羅姆從德國綁架到法國接受審判。

如此瘋狂的想法，居然真的找到了實施者……

安東·克拉茲尼奇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你身上，作為一名父親，你會怎么做？能為你的孩子做些什么？」安東·克拉茲尼奇一個在奧地利長大的科索沃人，應征幫助班伯斯基，并且分文不取，「我是出于人性。」

他甚至沒有跟班伯斯基溝通具體細節，「你知道的越少越好」。班伯斯基同意了，回圖盧茲等消息。

安東則以每人一萬歐元的價格，從一個格魯吉亞人組成的俄羅斯黑幫里雇了兩個打手，開著自己姐姐的車，就殺向了林道。他的計劃是，一見到克羅姆巴赫，就用武力把他帶上車，然后直奔法國，非常簡單，「車后排有足夠的空間，后擋風玻璃是彩色的，完美」。

事實上，綁架的具體過程和安東策劃的差不太多，只是克羅姆巴赫多喊了幾聲救命，以及為了控制他，多用了幾卷膠帶。

綁架克羅姆巴赫時，安東等人把他打得不輕

安東把克羅姆巴赫帶到了法國米盧斯，他們從德國進入法國后的第一個有司法機構和警察局的城市。

2009年10月9日凌晨3點20分，班伯斯基接到個匿名電話，「電話讓我通知米盧斯警方，告訴他們克羅姆巴赫在海關辦公室前的人行道上。」

班伯斯基回憶說，接電話的人以為他瘋了，不斷核實信息，但十分鐘后，他在電話里通知班伯斯基，「我們找到他（克羅姆巴赫）了，但你打他打得太狠了」。

「克羅姆巴赫已經站在了司法程序的終點。」班伯斯基心中燃起了一絲希望。

這一次，法國法庭的審判，克羅姆巴赫沒有再次缺席。盡管他有意拖延，比如在法庭上，當問題對自己有利時，他很快就能理解，而且回答得很好；但當問題尖銳時，他就會假裝聽不清。甚至到庭審第五天，他表示自己心臟病犯了——「面對正義，這位德國心臟病學家，出了心臟問題。」當時的法國報道如是寫道。

但隨著多名受害者出庭表示受到過克羅姆的下藥迷奸，庭審形勢對克羅姆巴赫越來越不利。最終，2011年，法國法院維持了之前的判決，認為克羅姆巴赫給卡琳卡注射藥品是為了強奸她，以暴力行為致人死亡罪，判處有期徒刑 15年。

「正義得到了伸張，我現在可以為卡琳卡哀悼了。」班伯斯基表示對判決很滿意，因為他可以對所有人，對所有媒體說，「看，我是對的。」——作為代價之一，安東以綁架他人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班伯斯基作為綁架案策劃者，被判處緩刑1年。

正義與復仇，在此刻形成了一種閉環，一種觀者喜聞樂見的爽劇模式。

為了女兒的案子，班伯斯基保存了太多文字材料

然而此刻同樣值得思考的，還有克羅姆巴赫律師說的一句話：「并不是說永遠不要報復，但正義的目標，不是復仇。」

事實上，卡琳卡之死，不管是《殺害我女兒的兇手》片子本身，還是法國人的庭審，都缺乏直接證據。換句話說，可以輕易證明克羅姆巴赫是個該死的混蛋，但他是不是直接殺害卡琳卡的混蛋，無法證明……

盡管班伯斯基百分之百篤定克羅姆巴赫犯下了殺害女兒的彌天大罪，并不惜花費幾十年去復仇，但真正知道事實真相的，只有克羅姆巴赫和上帝。

這就有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可能：如果對于卡琳卡之死，克羅姆巴赫是無辜的，過去30年里班伯斯基對他的糾纏、監視以及私刑綁架，就成為另一種不能被原諒的罪惡。

對整個社會而言，私刑復仇之后得到的，究竟是正義，還是下一個不義？

2020年2月22日，盡管班伯斯基極力反對并提出抗議，但克羅姆巴赫還是因病被提前釋放，7個月后，他在德國去世。

卡琳卡案和紀錄片《殺害我女兒的兇手》，都以此為終。

個人能否為了正義而違法？這個答案，或許，凡人無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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