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應屈從政治：上海律師公會的抵抗與堅守

1912年9月，《律師暫行章程》正式頒布，這一文件標志著中國律師制度在國家層面完成奠基。

但彼時的社會語境下，“律師”這一自由職業角色遠未獲得普遍認同，其身份仍被貼上“訟棍”的標簽，司法程序更常被政治強權裹挾干涉，法治萌芽的生長舉步維艱。

作為近代中國商務與法律職業的核心集聚地，上海率先扛起了律師行業規范化的旗幟。1912年12月8日，上海首批14名律師發起成立上海律師公會，以“保護人民權益、傳播法治精神”為核心宗旨。

據史料記載，他們在成立請愿書中明確寫道：“訴訟之事，人民權益賴護衛。以迄今日，法律知識未廣布……滬為商貿重鎮，群訟叢生，我輩具法律知識與經驗，特聚上海地區律師會，維護人民利益，傳播法治精神”，字里行間盡顯行業先行者的責任意識。
上海律師公會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律師同業組織，更因其深遠影響，成為后世律師協會發展的重要范本。

其成立初期便將“維護律師職業獨立性”作為核心使命，尤其注重保障會員依法履行辯護、代理職責的權利——這一舉措在當時具有特殊意義：一方面，法治觀念與正當法律程序尚屬新興事物，社會對律師的認知仍困在“訟棍”的傳統偏見中；另一方面，當政府成為干涉律師執業、甚至攻擊律師的力量時，公會能否頂住壓力、為從業者撐腰，直接成為檢驗這一自由職業團體生命力的關鍵試煉。
1913年的宋教仁遇刺案，便是公會與律師直面這種試煉的代表性事件。作為國民黨主要創始人與核心人物，宋教仁主張建立內閣制以制衡袁世凱的總統權力，最終成為袁政府的“眼中釘”。該案由內閣成員趙秉鈞、洪述祖策劃，雇人行刺，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遭槍擊，兩日后不幸離世，消息一出，舉國震動。
案件發生后，涉案嫌疑人應桂馨、武士英很快被公共租界警察逮捕。在巨大的政治壓力與公眾憤怒情緒裹挾下，中國政府接手案件，決定由地方審判廳審理。但江蘇省都督程德全卻公開表態“罪證確鑿，無需律師”，明令禁止律師介入案件；更蹊蹺的是，幾日后，嫌疑人武士英竟神秘死于羈押場所，案件走向愈發撲朔迷離。
就在此時，上海律師公會成員楊景斌毅然挺身而出，接受了應桂馨的辯護請求。這一選擇在當時堪稱“逆流而上”：社會輿論幾乎一邊倒地譴責他“為惡徒辯護”，甚至有人借機質疑整個律師職業的合法性。

即便身處輿論漩渦，楊景斌仍堅守法律職業精神——他嚴正抗議警署對嫌疑人的非法拘押，致函程德全要求保障應桂馨的生命安全，避免武士英之死的悲劇重演；同時向司法部發電報，明確呼吁案件由正規法院依法審理，反對設立特別法庭，還要求將案件主謀洪述祖引渡歸案，以確保審判公正。
遺憾的是，1913年“二次革命”的爆發打亂了審判進程，應桂馨趁戰亂逃脫。而堅持正義的楊景斌卻遭到報復，司法部以“侮辱法官”為由，吊銷了他的律師執業證照。

關鍵時刻，成立僅半年的上海律師公會并未袖手旁觀，而是迅速聯合吳縣、華亭、無錫等地的律師公會，發起聯名決議：若楊景斌被起訴，將共同指派律師為其出庭辯護。最終，在各地律師團體的聲援與抗爭下，“侮辱法官”的指控因證據不足無法成立，楊景斌及其他6名被指涉“政治背景”的律師，均得以恢復執業資格。

此案也清晰暴露了當時的法治困境：盡管公眾已開始接觸法治概念，但包括部分司法人員在內，仍普遍秉持“有罪推定”“罪有應得”的舊式思維。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上海律師公會為正當程序與律師辯護權的堅守，更顯其突破時代局限的非凡意義。
事實上，在1912年至1937年的二十余年間，律師因代理政治敏感案件遭遇騷擾、打壓的情況屢見不鮮，公會的維權行動從未停止。

1930年8月，律師張興原因代理被控為共產黨員的被告，在法庭外遭到警備稽查員的辱罵與毆打。事件發生后，上海律師公會第一時間發出抗議信，明確譴責該暴力行為嚴重違反司法程序，還指出“任用無知稽查員參與司法相關工作，既破壞法治，更損害國家形象”，以強硬姿態維護了律師的職業尊嚴。
1931年，南京學生因請愿遭鎮壓，上海數千名學生隨即舉行集會聲援，兩名分別來自北京大學與中央大學的學生代表，卻在集會期間遭暴徒襲擊，其中一人被綁架。應教授聯合會之請，律師吳邁與師生代表前往公安局，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不料反遭毒打，還被非法拘禁七日。

即便吳邁與公會領導層并無密切關聯，公會仍毅然介入：一方面向政府多部門提出嚴正抗議，一方面推動案件移交法院審理，還協調地方律師公會為涉案師生提供法律援助，最終扭轉了事件的被動局面。
1933年，律師李時蕊又因“主張簡化黨國儀式”“參與救亡運動”，被國民黨方面要求撤銷律師資格。

上海律師公會在核實情況后，第一時間公開澄清事實——明確表示“簡化黨國儀式”的提議并非李時蕊發起；同時致電司法部，堅決反對行政權力干預律師執業，指出該要求違反《律師章程》的核心條款。

得知李時蕊面臨秘密逮捕的風險后，公會更進一步，發布公開聲明稱“李時蕊執業以來一貫審慎，反對任何未經審判的非法拘留”，為其筑起一道“法治屏障”。

最終，李時蕊得以保住執業執照，雖為求低調辭任公會執委，但公會的抗爭，已然守住了行政不干預司法執業的底線。
1936年，“七君子案”的爆發更是震動全國——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時等多位上海律師公會成員，因發表救亡圖存言論，被當局依據《緊急治罪法》起訴。

（“七君子”案件當事人）

考慮到案件的敏感性，上海律師公會雖未發表公開聲明，卻以“務實行動”聲援同仁：悄悄組織21位知名律師組成辯護團，為“七君子”提供專業法律支持；1937年抗戰爆發后，在民意高漲與社會各界聲援下，“七君子”最終獲保釋。

更值得一提的是，公會內部始終堅持不填補“七君子”空缺的執委職位，以這種沉默的方式表達對他們政治立場的尊重；待“七君子”獲釋后，公會執委會還專門舉辦晚宴，慰問這些歷經磨難仍堅守正義的同行。
從楊景斌為宋教仁案嫌疑人辯護、堅守程序正義，到“七君子”為救亡圖存發聲、公會暗中馳援，上海律師公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社會里，始終行走在“三重困境”之間——一邊是政治強權的壓制，一邊是公眾對“律師辯護”的誤解，一邊是司法體系的扭曲。但即便如此，它始終以行業團體的身份，為律師執業權、法治尊嚴與正當法律程序不斷發聲、持續抗爭。
這些歷史事件，不僅記錄了一個自由職業團體從覺醒到擔當的成長歷程，更像一面鏡子，為后世律師在面對強權、堅守法治初心時如何自處，留下了深刻且珍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