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一季度，三大運營商集體交出了一份令人擔憂的成績單。中國移動營運收入同比增長 1.03%，但營運利潤下滑 11.6%,凈利潤下降4.2%；中國聯通營收微降 0.5%，營運利潤大跌 18.9%，凈利潤下滑 17.4%；中國電信營收減少 2.6%，營運利潤大幅下滑 24.2%，凈利潤下降 17.6%。。

行業媒體普遍將三大運營商的利潤下滑歸咎于增值稅率上調（從 6% 到 9%）的 “稅負沖擊”，但這種說法只看到了表象，并非三大運營商利潤暴跌的主因。從財務本質來看，增值稅是價外稅，如果增值稅調整是核心變量，三家公司的收入和利潤降幅應呈現相似的波動。

所以，仔細拆解三大運營商一季度的財報后會發現，其利潤降幅遠超收入降幅的背后，是三家公司截然不同的經營病灶，絕非單一的稅率調整所致。

01.中國移動：增收不增利，低毛利業務拖垮主業盈利

中國移動是三大運營商中唯一實現收入正增長的，營運收入增加了27億，同比增長 1%，但營運利潤反而減少了38億，同比下滑 11.6%，這種 “增收不增利” 的怪象，根源在于收入結構的惡化與終端業務毛利率的壓縮。

具體來看，一季度中國移動主營業務收入下滑 1.1%，減少約 25 億元，高毛利的核心通信服務收入持續萎縮；而以終端產品銷售為主的其他業務收入則大增 12.6%、增加了 52 億，是其整體營收同比增長1.03%的絕對貢獻者。

但是，由于受到內存漲價推動國內手機價格上漲的影響，中國移動采購終端產品的成本同比增加了 55 億元，13.5%的成本增幅遠超終端產品銷售收入 12.7% 的增幅，說明終端業務的毛利率正在被壓縮。換句話說，中國移動是在“賣更貴的手機，但賺更少的錢”，并且僅這一項成本增加，就幾乎吃掉了收入增長的全部貢獻。

盡管中國移動的網絡運營、折舊攤銷等剛性成本有小幅下降，本應成為利潤的緩沖墊，卻還是被終端業務55億的成本上漲完全抵消，最終導致營運利潤減少了38億，同比下滑11.6%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財報顯示中國移動營運利潤同比下滑11.6%，但凈利潤降幅僅為 4.2%，遠好于營運利潤表現。這一差異主要來自非經營性收益的強勁支撐：一季度，中國移動的利息及其他收入、按權益法核算的投資收益等同比增加約21億元。

這些非經營性收益對沖了主業盈利下滑的壓力，才使得凈利潤的跌幅被顯著收窄，換句話說，中國移動的凈利潤表現實際上得到了非經營性收益的“粉飾”。

但需要警惕的是，這些非經營性收益與中國移動的通信主業無關，并且具有高度不可持續性，而營運利潤才是衡量運營商主業健康度的更可靠指標。

02.中國聯通：人力成本剛性上漲，直接吞噬全部利潤增量

中國聯通的情況則與中國移動不同，其營業收入僅微降0.51%，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5.3億；但營運利潤卻少了13.7億，暴跌18.9%，因為所得稅稅項優化才使得凈利潤的同比降幅收窄到17.4%。

中國聯通利潤暴跌的原因源于成本結構的變化，分析其1季度利潤表收支細項的同比變動，可以看到中國聯通“員工薪酬及福利開支”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0.35億元，同比暴增13.63%，僅這一項成本增量就已超出了1季度利潤的全部降幅。

在收入幾乎零增長的背景下，人力成本投入超前于產出效益——無論是為支撐轉型引入高端人才，還是核心崗位的薪資調整、福利優化，都大大推高了中國聯通這部分剛性開支，成為其一季度營運利潤暴跌的直接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財報數據顯示，中國聯通的“雇員薪酬及福利開支”亦同比增長了2.5%，且營收占比已由2024年的16.7%增加至17%。與之相比，中國移動2025年的“雇員薪酬及相關成本”，僅同比增長了1.4%，占營運收入比重為14.7%，均遠低于中國聯通。

中國聯通的“雇員薪酬及福利開支”持續增加，或與其員工平均薪酬處于行業較低水平有關。根據上市公司2025年年報數據折算，中國聯通的人均薪酬為28.05萬元，比中國移動33.4萬元的人均薪酬低了16%（中國電信的年報數據僅披露“人工成本”，無可參照的雇員薪酬及福利開支細項數據）。

隨著中國聯通在2026年一季度的“雇員薪酬及福利開支”大幅提升13.63%，而中國移動同比僅增加1.12%，假若兩家上市公司的員工人數無重大變化，則中國聯通與中國移動的人均薪酬差距將大幅度拉近，這對于中國聯通的員工而言無疑是好事。

當然，中國聯通并非沒有成本管控意識，在“雇員薪酬及福利開支”增加20.35億的同時，其他經營及管理費用反而節省了12億元，財務費用也有所下降，這也可以看出中國聯通新一屆管理層的降本成效。

因此，如果說中國移動的問題是“賣什么”的結構失衡，那么中國聯通的問題就是“花多少”的效率失衡，其內部成本管控的短板在行業壓力下被無限放大。

03.中國電信：剛性成本難降與信用減值雙重擠壓，盈利壓力嚴峻

在三大運營商中，中國電信一季度業績的困境最為復雜，呈現出剛性成本居高不下與應收賬款惡化引發的信用減值大幅計提的雙重擠壓格局。

中國電信2026年一季度營業總收入同比下滑2.6%，減少約35.3億元，而與其體量相近的中國聯通僅減少了5.3億；營業支出卻僅同步下降0.7%，不過節省了9.3億元，由于成本降幅遠小于收入降幅，中間約26億元的差額幾乎完全擠壓了利潤空間，導致其經營收益從107.5億元驟降至81.5億元，同比大幅下滑24.2%。

這背后是中國電信重資產商業模式固有的高經營杠桿在起作用。折舊攤銷、網絡運維、人工等剛性成本合計937億，占收入的七成左右。當中國電信的營業收入處于下滑階段，固定成本無法同步收縮，則盈利下行壓力就會被進一步放大。

看上去中國電信的問題屬于“賣得少了，但固定成本壓不下來”的結構性問題，但其真正的經營困境，則在于應收賬款信用減值損失的持續大幅度增加。

在成本開支之外，中國電信一季度的信用減值損失同比激增了40.2%，從去年同期的26.65億元增至37.37億元，增加了10.72億元，這部分減值主要與應收賬款壞賬準備、用戶欠費核銷相關。

好在中國電信一季度的投資收益和公允價值變動合計增加了約9.4億元，剛好對沖了這部分信用減值的負面影響，再加上營業外支出大幅下降了10.2億元以及資產處置收益的正向影響，才使得中國電信一季度的凈利潤僅同比減少了15.6億元，降幅亦改善為17.6%。

需要注意的是，公允價值變動收益主要來自金融資產市值波動，屬于不可持續的賬面收益，而營業外支出的大幅下降作為非經常性項目也不具備持續性，它們實際上“粉飾”了中國電信主營業務的實際承壓程度。

而特別值得警惕的是，中國電信本季度的信用減值損失同比激增并非孤立現象。

查看中國電信2025年財報，可以看到去年全年的信用減值損失為56.99億，同比2024年的37.58億，已經大幅增加了52%；進入2026年1季度，中國電信的信用減值損失仍在持續大幅度攀升，并且單季度37.37億元的絕對金額已經與2024年全年相當。

這說明即使中國電信的收入規模在收縮，但其歷史應收款的回收壓力仍在累積。前期確認的業務收入中，有相當比例并未轉化為實際現金流入，而是以應收賬款形式沉淀在資產負債表上，如今到了集中計提減值的階段。這也反映出中國電信流動資產中應收賬款的質量惡化并非短期波動，而是形成了趨勢性壓力。

與中國電信的信用減值損失持續增長相比，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在2025年的信用減值損失則分別下降了41%和24%，這表明中國電信的信用風險暴露程度遠超以個人用戶為主的中國移動和在政企市場收入規模相對較小的中國聯通。為了尋找新的增長極，中國電信主動承擔了更高信用風險的客戶群體，而在經濟下行周期中，這部分風險的定價被系統性低估，現在正以減值損失的形式集中顯現，且可能從“異常波動”演變為常態成本。

因此，如果中國電信未來幾個季度收入繼續承壓，應收賬款的信用減值損失是否會進一步攀升，將成為比固定成本更危險的變量：畢竟，折舊和人工成本對利潤的影響至少是可預期的，而減值損失則具有加速性和不可預測性。

結語：集體性利潤下滑不僅僅是行業周期波動

三大運營商在2026 年一季度出現集體性的利潤下滑，并非簡單的行業周期波動，而是行業轉型期的一次 “結構性體檢”：將三家公司的困境放在一起比較，行業的共性與個體的差異便清晰起來。

三大運營商的共同痛點，是傳統通信服務收入增長乏力，這是行業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趨勢，但每家公司應對這一壓力的方式和暴露出的短板各不相同，所需的破局之路自然各異。

中國移動需要回答的，是如何守住核心通信服務的利潤率，用高質量增長替代規模擴張，而不是用低毛利業務的增量掩蓋核心業務的萎縮；中國聯通需要證明的，是數字化轉型的人力、資金投入，何時能夠轉化為匹配的產出效益，實現投入與回報的平衡；中國電信則需要思考，如何在保持網絡優勢這一核心競爭力的同時，提升成本彈性，但更要警惕收入質量惡化帶來的信用減值加速風險，擺脫對非經常性收益的依賴。

在行業轉型的關鍵期，誰能找準自身的核心矛盾并加以破解，誰就能夠在新一輪行業周期中站穩腳跟，找到利潤增長的新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