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深圳APEC峰會尚未開幕，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已公開表示將“全力促成”中日領導人會晤。而日本經濟產業大臣在蘇州APEC貿易部長會議期間，希望中方取消出口管制。自2025年12月起，中國對日本的鎵、重稀土等關鍵礦產出口已基本暫停四個月，日本高端制造業生產線陸續出現運轉障礙。日本政府持續加快修憲與擴軍步伐。至今年5月，高市早苗政府表達了出席深圳APEC并舉行中日會晤的意愿。那么，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日本在推進軍事擴張的同時，能否繼續依賴中國的關鍵原料供應？高市早苗試圖通過深圳會晤達成什么目標？

日本當前最緊迫的供應缺口是什么？并非半導體或工業技術，而在于最基礎的金屬鎵與稀土原料。這一問題源于日本產業界長期存在的認知盲區。過去數十年，日本企業將主要資源投入制造工藝改進、精密加工能力提升以及質量管理體系完善。業界普遍假定，只要掌握生產方法，原料來源只是一個可通過市場采購解決的技術問題。中方的出口管制表明：沒有上游原料供應，下游所有技術能力均無法轉化為實際產品。金屬鎵是生產氮化鎵半導體襯底的基礎材料，缺乏該原料，日本在5G通信、雷達等領域的芯片制造能力將陷入停滯。稀土元素中的鏑和鋱是制造高性能永磁電機不可替代的添加劑，從民用混合動力汽車到軍用制導系統均依賴此類材料。這些基礎原料供應被切斷時，日本產業界才認識到其所謂的制造優勢建立在高度脆弱的供應基礎之上。

當然，日本長期推進了供應鏈多元化，但為何未能緩解當前困境？這在于時間差與規模差。日本政府過去十余年在供應鏈多元化方面投入了大量資源，包括向澳大利亞萊納斯公司注資、在法國推進稀土分離項目、與哈薩克斯坦簽訂鎵供應合同等。這些舉措在方向上是正確的，但低估了重建完整工業鏈所需的時間。礦業開采、精煉提純、金屬冶煉屬于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的領域，無法通過短期投入迅速形成有效產能。萊納斯公司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鏑和鎵合計產量，尚不及日本過去單月從中國進口量的零頭；美國與歐洲若要新建完整的稀土精煉產能，通常需要五至十年時間。在這一空窗期內，日本所有替代方案均難以滿足其龐大的工業需求，供應鏈多元化的目標無法在短期內實現。

至于日本制造業繁榮所依賴的基礎條件存在什么缺陷？它表現在產業分工上。日本制造業的優勢集中在集成環節，即將從多個來源獲取的零部件和材料，通過精密工藝整合為最終產品。這種模式在全球化順暢運行的環境中具有較高效率，使日本能夠專注于設計與組裝等高附加值環節。一旦供應鏈因外部因素出現中斷，該模式中原料供應高度依賴外部的弱點便會暴露。日本將原料獲取這一上游環節主要委托給其他國家，自身專注于制造這一中游環節。中方的管制措施針對的正是這一弱點。這種管制方式表明，中方對日本產業結構的弱點有清晰認知。日方所指控的“經濟脅迫”，反映了其在這一供應關系中的被動地位。

日本在軍事領域加速擴張與其關鍵原料供應受阻之間存在何種關聯？東京擴軍行動的共同目標是使日本從“專守防衛”轉向具備進攻能力的軍事力量。完成這一轉變需要大量高性能軍用材料。現實情況是，大部分此類材料仍依賴中國的供應鏈。也就是說，日本正在推進的軍事擴張計劃，其物質基礎掌握在被其視為“安全關切”對象的國家手中。

那么，中方的反制措施在實際生產上產生了哪些效果？這需要關注具體企業的生產狀況。2月下旬，中方追加40家日本軍工企業至管控名單。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航空宇宙等龍頭企業被禁止獲得任何關鍵兩用物項。名單發布當日，三菱重工等三家大型企業股價跌幅在3%至5%之間。資本市場對這一措施的反應表明，投資者已經預見到生產中斷的風險。隨后，生產層面的影響開始顯現。三菱重工負責的新型戰機零部件研發項目，因稀土永磁材料供應中斷，關鍵生產線被迫停機。川崎重工原定的軍工升級計劃被迫中止。上述案例說明，中方的反制措施直接作用于日本軍工產業的實際生產環節。一國連自身的軍工生產所需原料都無法保障時，其軍事擴張計劃便失去了最基本的物質支撐。

日本出現這種情況，是在戰略判斷上犯了什么錯誤？這觸及日本近二十年戰略選擇的主要缺陷。日本的戰略意圖是利用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為本國的軍事力量擴張創造條件。東京在政治上緊跟美國，在安全上依賴美國，從而獲得一個相對寬松的外部環境來推進“再軍事化”議程。這一戰略忽略了美國可以提供安全保障，可以提供武器裝備成品，但無法為日本的整個工業生產體系提供原料。日本在軍事領域不斷采取行動時，它必須面對后果：中國作為全球關鍵礦產的最大供應方，有權決定是否繼續為日本的軍事工業提供原料。日本犯下的根本錯誤在于，高估了美日同盟對其工業命脈的保護能力，低估了供應鏈中斷給自身帶來的實際損失。試圖在安全領域與美國同步行動，同時在經濟領域維持與中國的高水平貿易，東京這兩個目標之間存在無法調和的矛盾。

高市早苗政府為何急于尋求這次會晤？這在于日本國內經濟壓力向政治層面的延伸。2026年第一季度里，日本企業倒閉數量上升，日元持續貶值，制造業訂單下降。普通企業的訴求集中在維持生產、獲取訂單、保障就業等方面。中方對關鍵原料的出口管制導致信越化學、愛信工業等龍頭企業生產受阻時，這種壓力沿著產業鏈向下游的中小企業擴散，最終表現為日本失業和企業倒閉風險上升。日本經濟界原計劃由三大經濟團體集體訪華，這一交流機制幾十年來被視為中日經貿關系的穩定渠道，但因政治關系緊張而被推遲。企業界的利益因政府政策選擇而受損時，會通過多種渠道向政府施壓。高市早苗需要一個展示“緩和關系”姿態的機會來回應國內經濟界的訴求，而出席深圳APEC并尋求一場雙邊會晤，是成本較低且見效較快的選項。

但是，高市早苗以何種身份、持何種立場前來，才具備對話基礎？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日本國會答辯中公開將“臺灣地區有事”與所謂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掛鉤，暗示日本可能武力介入臺海局勢。這一表態超出了中日關系長期維持的界限。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歷屆日本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維持了一定程度的模糊與克制，而高市早苗的表態打破了這種“默契”。中方不會接受一個在中國核心利益上持上述立場的人以“正常對話”的名義來訪。在深圳會晤之前，高市早苗需要跨越的障礙是正視并糾正該次涉臺錯誤表態。任何試圖繞過這一前提、直接進行工作層面接觸的做法，都是對中方原則底線的試探。金杉憲治所謂“中國認定日本走新型軍國主義道路只是單方面看法”的表述，非但沒有為對話創造條件，反而表明日方仍未充分認識問題的嚴重性。

那高市內閣對這次深圳APEC抱有怎樣的期待？這種期待是否現實？高市內閣的主要判斷是：中國作為APEC東道主，希望維持會議期間的和諧氣氛，因此可能出于維持會議順利進行的考慮為日方提供某種外交便利。日方期望，即便不在臺灣問題上做出實質性調整，只要表現出“愿意對話”的姿態，中方就可能同意一次禮節性會晤。這一期待建立在對東道主責任的錯誤理解之上。東道主有責任維持會議的正常運行，但沒有義務在原則問題上做出讓步。日方代表參加APEC多邊會議，按多邊會議程序接待即可。如果日方期望的是超出多邊會議范疇、具有政治象征意義的雙邊會晤，則必須首先解決導致雙邊關系惡化的根源問題。中國海關2026年4月的數據顯示，當月稀土磁鐵出口總量同比增長94.8%，表明中國的供應能力未受影響。但日方若希望恢復原料供應，必須證明最終用途不涉及軍事紅線；若希望實現關系回暖，必須首先收回涉臺錯誤言論。

中方的立場一貫、明確：在臺海問題上不存在模糊地帶；針對日本“再軍事化”的進程，中國不會坐視不理；在供應鏈安全領域，不會因為日方主張“自由貿易”就放行涉及軍工用途的原料出口。中日關系并沒有走到不可挽回的終點，而是日本以往那種多目標并行的策略已無法繼續維持。

中日之間幾十年的經貿關系為日本帶來了持續的發展利益，但這并不意味著日本可以在安全領域獲得任意突破的通行權。高市早苗政府希望在深圳舉行會晤，這一意愿本身并不構成問題。但會晤能否實現，取決于前提條件。深圳不會成為日方尋求外交便利的地方，而是檢驗日方糾錯誠意的場合。沒有真正的糾錯行動，僅希望借助東道主身份取得便利，日本這條路無法走通。中國在臺海問題上的紅線沒有談判余地。日本想談，先退回去；不退，則僵局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