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商丘古城南湖畔的應天書院。　　“應天書院講壇”吸引眾多專家學者、學生群體參與。　　“清明祭文正 書院續儒風”主題活動現場。　　游客在應天書院沉浸式體驗傳統文化魅力。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的千古絕唱宛如黃鐘大呂，激蕩千年。此一語，既鑄就了中國士大夫的精神底色，更淬煉了中華民族的家國情懷。而這一偉大思想的策源之地，正是位于商丘的應天書院。

作為北宋四大書院之首，應天書院不僅在中國教育史上刻下不朽印記，更以其卓然挺立的文化風骨，穿透歲月塵煙，持續叩問當代社會的價值重塑。厘清應天書院的歷史脈絡，發掘其精神的當代回響，不僅為商丘的文化賦能，更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提供不可替代的源頭活水。

教育制度史上的孤例

從“私學草創”到“最高學府”的跨越

書院之設往往系于山川形勝與人文氣韻。商丘古稱宋州，乃殷商故地，文風郁郁。應天書院的前身，可追溯至唐末五代楊愨、戚同文在此地所辦的私學。彼時，中原板蕩，禮崩樂壞，然兵燹連綿中，商丘書聲未絕。戚同文篤學筑室，“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為暗夜中的華夏文明守住了不滅薪火。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州人曹誠“以金三百萬”，在戚同文舊舍重建學舍，并正式將書院納入官學。因宋州已于3年前升置應天府，真宗嘉許其義舉，特賜額“應天府書院”，書院自此正式納入國家教育體系。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應天府升格為南京，成為大宋陪都，書院亦隨之稱“南京書院”。慶歷三年（1043年），應天府書院升格為“南京國子監”，躋身北宋最高學府，成為中國古代書院中唯一一座升格為國子監的書院。

從私學草創到賜額書院，再至國子監，應天書院完成了令人驚嘆的“三級跨越”。在中國書院史上，由私學而獲官助、由書院而晉國子監的升格，堪稱空前絕后的孤例。這種“官私合力”的體制，既保留了民間辦學的靈活與生機，廣納寒門子弟，又獲得了官方資源的強力背書，免遭亂世傾覆。這構成了應天書院最基礎的歷史價值——它為中國教育制度史提供了絕無僅有的演進樣本，其“民辦公助”的探索，至今仍閃爍著制度創新的智慧光芒。

思想史上的淬煉

范仲淹與“憂樂精神”的孕育定型

應天書院最卓絕的歷史價值，不僅在于尊崇建制，更在于孕育了范仲淹這一思想史巨擘及其光照日月的“憂樂精神”。

天圣五年至六年（1027—1028年），范仲淹丁母憂寓居商丘，受知府晏殊之邀執掌應天書院。一年零十個月間，他“勤勞恭恪，以身先之”，夙夜督導學子不辭辛勞；對貧寒之士傾力資助，更重要的是，在應天書院的講學與沉思中，范仲淹的思想體系漸趨成型。他既承戚同文“天下同文”的文脈期許，又延續和發展了中國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格局，在此期間寫就萬言《上執政書》提出改革方略。至此，其“憂國憂民”的情感底色已然濃烈，宏圖大志破繭而出。

后來《岳陽樓記》的千古絕唱，精神根基實植根于商丘厚土。應天書院使范仲淹完成了從學者到士林領袖的精神躍升，而范仲淹的橫空出世，又將應天書院推向中國精神史上的顯赫位置。這一思想淬煉的過程，確立了應天書院作為中華民族精神重要道場的歷史地位，使其超越求學之所，成為挺立民族脊梁的精神源泉，此乃其最核心的價值所在。

學術史上的范式

“經世致用”與宋代書院精神的塑形

從中國學術與教育傳統審視，應天書院的歷史價值還在于開創了“商丘范式”，深刻形塑了后世書院的辦學模式與學術風氣。

北宋初期，科舉重辭章，士子溺于華靡文風而不達政體。應天書院在范仲淹執掌下力矯時弊，重塑“明體達用”之學統。他倡導通經致用，要求學生不但精通經史，更需洞悉時政、體恤民瘼，將學術探究與家國命運緊密相連。這股清流滌蕩浮華，奠定了宋學“義理之學”的基調，深刻影響了千年的教育傳統。

同時，書院匯聚了戚同文、范仲淹等碩學鴻儒，形成了以學術引領教育、以講學弘揚道統的鮮明特色。這種將講學與研究相統一的新范式，打破了漢唐以來重章句訓詁、輕義理發揮的沉悶風氣，讓書院真正成為新思想孕育與傳播的中心。特別是其將學術探究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不僅構成了應天書院深遠的學術史價值，更為中國書院精神注入了最為剛健勇毅的靈魂。

精神層面的當代影響

為時代價值觀建構提供源頭活水

時移世易，應天書院巍峨殿閣雖幾度興廢，其無形的精神遺產卻在當代煥發出蓬勃生命力。

精神層面上，應天書院承載的“先憂后樂”擔當，與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高度契合，更為當前樹立正確政績觀提供了深刻的歷史鏡鑒。在物質極大豐富但部分人面臨精神內耗，甚至政績觀出現偏差的當下，范仲淹淬煉出的憂民底色與宏大格局，恰如一劑清醒良方。它昭示世人，唯有超越個人進退得失，將小我融入家國天下，方能獲得內心的安頓與生命的豐盈。這種跨越千年的精神力量，為當代重構家國情懷、校正政績標尺、確立人生坐標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源頭活水，讓先賢精神真正踏出時代跫音。

文化層面的當代影響

為文脈傳承與城市突圍提供“商丘樣本”

文化層面上，應天書院的當代影響，更在于對地方文脈的喚醒與城市發展的深度賦能。破解文旅融合中“千城一面”的同質化迷局，應天書院的獨特底蘊，恰為商丘鑄就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坐標與文化錨點。

依托原址的場域重塑、學術的深耕遠播與沉浸式的教化實踐，應天書院正打破“靜態陳列”的枷鎖，向集國學研修、文化游學、精神朝圣于一體的城市文化新地標挺進。更深層次而言，亟須將商丘的地域文脈——殷商之源的道統正脈與火文化的生生不息，同范仲淹憂樂思想的演進邏輯深相融貫，借此夯實“應天書院乃范公憂樂精神孕育奠基地”的學理根基，推動形成全國性共識。此舉不僅將重鑄商丘的城市文化軟實力，更將為中華文脈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提供一個古今交融的“商丘樣本”。

教育層面的當代影響

為現代教育糾偏提供歷史鏡鑒

教育層面上，反觀當下，一些教育往往陷入唯分數論與功利主義窠臼，重技藝輕道義，重辭章輕風骨。在此指揮棒下，知識傳授異化為技能培訓，品德涵養退化為空泛口號，不可避免地培養出少數缺乏公共關懷、深諳世俗算計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相形之下，應天書院“明體達用”“以天下為己任”的理念，恰如黃鐘大呂，對當代教育具有深刻的鏡鑒意義。

它一針見血地提醒現代教育：育人之道在于“明體”方能“達用”。教育不僅在于裝備謀生之“器”，更在于鑄就立身之“道”；不僅在于傳授知識技能，更在于涵養德性風骨；不僅在于成就個人安穩，更在于培養勇于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昔日范仲淹等人“讀天下書，窮天下事”，將書齋誦讀與家國憂患合二為一，正是為了打破“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積習，讓學術化作經世實學。

應天書院那種不慕榮華、甘于清苦的求道精神與浩然之氣，正是當下教育界應深思并汲取的財富。在士子多趨浮華的年代，書院師生堅守“先憂后樂”宏愿，這種不計私利、挺身入局的擔當，正是治療教育功利化沉疴的良藥。當代教育唯有接續此精神血脈，方能引導青年在復雜社會中錨定坐標，不被利益算計裹挾，將“小我”融入時代“大我”的洪流。

從“重辭章”到“重義理”，從“謀生計”到“濟蒼生”，應天書院的歷史回響穿透千年，正為當代中國教育的價值回歸提供著不可替代的思想參照，呼喚著一種更有溫度、更有筋骨、更有格局的教育生態重塑。

千年弦歌不輟，文脈歷久彌新。從宋代“南京國子監”的赫赫聲名，到今日商丘文化地標的熠熠生輝，應天書院所見證的，不止于學制的演進與建筑的興廢，更是中華民族關于家國責任、士風擔當與憂樂理想的永恒回響。

涉深水者得明珠，望高山者仰長風。于新的歷史起點重審應天書院，是對先賢風骨的莊嚴致敬，更是對時代精神的深情呼喚。期盼在學界的深耕、地方的篤行與社會的共襄中，應天書院這面千年旗幟能于商丘大地重振雄風；讓“先憂后樂”的浩然之氣穿透歲月塵煙，為迷惘者錨定坐標，為奮斗者燃起微光，在中華現代文明的磅礴長卷中，注入最剛健、最深沉的源頭活水。

專家點評

應天書院的歷史價值與當代意義

應天書院文化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李可亭

本文以應天書院為載體，串聯千年文脈，深挖其歷史價值，闡發當代現實意義，行文典雅大氣，立論高遠，做到了史實闡釋與時代思考相融共生。

應天書院肇始于唐末五代楊愨私學，鼎盛于北宋，居四大書院之首，更是我國古代唯一由民間私學升格為國子監的學府，在中國文教史上占有無可替代的地位。

在歷史層面上，應天書院開創民辦公助的辦學范式。大中祥符二年獲朝廷賜額，慶歷三年躋身南京國子監，完成從私學到官學的跨越。官私相融的辦學體制，既保有民間教育的活力，又依托官方資源穩固文脈，為宋代地方興學樹立典范，史載“天下庠序，規此而興”。

在思想史上，范仲淹執掌書院是高光時刻。天圣年間，他居商丘講學育才，倡明體達用、經世致用學風，摒棄浮華辭章之習，重塑士林風氣。他于此寫下《上執政書》，革新思想落地生根，孕育出“先憂后樂”的精神內核，鑄就了宋代士大夫家國擔當的精神底色。

在文化發展上，應天書院是商丘地域文脈的核心載體，串聯殷商文化與宋儒道統。依托書院做好文化傳承與文旅融合，既能打破城市文化同質化困境，也能推動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

千年流轉，書院文脈至今仍有深刻現實價值。在教育領域，其經世致用、德行為先的理念，可為當下破除唯分數論、涵養立德樹人的教育初心提供歷史借鑒，引導學子胸懷家國，拒絕功利狹隘。

賡續千年弦歌，傳承先賢風骨。應天書院沉淀的治學智慧與擔當精神，既是中華文脈的寶貴財富，也為新時代治國理政、道德建設、文化建設、人才培育提供著不竭的精神滋養。

來源：商丘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