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細細勾勒，人人都是傳奇。“歷史縫隙里的人”旨在調(diào)動史料，打撈歷史夾縫中的跌宕人生。

“朕的錢！他們拿兩百萬，朕分一百萬！還要朕感謝他們嗎？”看過《大明王朝1566》這部電視劇的人，一定對嘉靖皇帝這句咆哮不陌生。當時，太監(jiān)呂芳向嘉靖皇帝奏明鄢懋卿巡鹽的收入，一共得530萬兩，其中200萬兩為嚴黨上下私分，230萬兩進了國庫，最后只有100萬兩給了嘉靖皇帝個人，于是就有了嘉靖皇帝的這句憤怒咆哮。歷史上嘉靖皇帝的吃相有沒有這么難看，已經(jīng)不得而知，但卻有另一位皇帝，真真實實地通過史料記載，留下了他在“分贓不均”時對自己的理財大臣發(fā)出的不滿咆哮。他就是元世祖忽必烈，而這位理財大臣就是桑哥。據(jù)《漢藏史集》記載，在桑哥倒臺后，忽必烈曾責問他說：“漢人織匠為我織成無縫衣服，獻給我兩件，你手中卻有三件，甚至超過了我，這不是你的罪過嗎？”那熟悉的一幕，仿佛躍然紙上。

《大明王朝1566》劇照

西番通事初登場

桑哥在元朝歷史上紅極一時，嚴格來說不算小人物，但因其族屬身份，今天還關(guān)注他的人并不算多。桑哥這個名字，有人認為是藏語“獅子”的意思，也有人認為是梵文“僧伽”的音譯。桑哥到底是哪一族人，目前也還沒有定論，有人說他是吐蕃噶瑪洛部族人，也有人說他是畏兀兒人，還有人說他其實是藏畏合璧家庭的后裔，各有血緣。桑哥其人最大的本事是語言天賦，據(jù)歷史記載，他通曉諸族語言，最早便是擔任西番譯史起家。

在元朝，翻譯這個工作非常重要，因當時蒙古人通過一系列戰(zhàn)爭統(tǒng)合了歐亞大陸許多地方，人類第一次得以較為自由地在這片廣袤的大陸上遷徙。在這一背景下，許多來自遙遠的歐洲、中西亞的人來到了東方，來自傳統(tǒng)西域、吐蕃、漠北的各族人民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但各族屬人言語不通，因此需要有能夠精通各種語言的人來作溝通橋梁之中介。這一點在國家政務(wù)處理上尤為重要，蒙元時期的公文書需要以如蒙、漢、藏等多種語言寫就，因此，承擔這種翻譯職能的官吏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譯史就是這樣一個序列中負責翻譯的基層吏職，其上還有負有同樣職能的官員通事，或稱“怯里馬赤”。

桑哥本人并不滿足于這種技術(shù)官僚的工作，其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事”，往好了說，他很務(wù)實，深知“財利國本”的道理；往壞了說，他就是個利欲熏心之輩。他后來的官場經(jīng)歷，也的確證明了這一點，成也言利，敗也言利。而桑哥的語言天賦，又恰好給了他在官場縱橫捭闔搞交際的資本。

桑哥的早期發(fā)家史比較模糊，只知道在他的仕進路上，帝師八思巴發(fā)揮了關(guān)鍵作用。八思巴是當時非常有名的藏傳佛教僧人，出生于西藏貴族家庭。1253年，八思巴于六盤山與還是宗王的忽必烈會面，被忽必烈奉為上師。忽必烈即位后，又封八思巴為國師，授予其統(tǒng)領(lǐng)天下佛教之大權(quán)。桑哥什么時候謁見八思巴，史料眾說紛紜，但可以肯定的是，因為博聞強識有學識，桑哥受到八思巴的喜愛和重用。后來于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回大都覲見忽必烈，桑哥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跟隨八思巴來到中原，受到忽必烈的接見，隨后又于八思巴管理的總制院任職，搖身一變，從西番通事變成了中央機構(gòu)的官員。

突如其來的身份躍遷令桑哥倍感振奮，他感激八思巴的賞識，于是在八思巴的大都住處旁修建了一座求法佛堂。不知道是因為挪用公款還是非法用地，桑哥被御史臺官員糾彈，并被關(guān)入獄中。好在不久之后，八思巴與忽必烈共賞歌舞時，將此事奏報了忽必烈，桑哥才得免囹圄之災(zāi)。桑哥曾拜另一位八思巴舉薦的僧人膽巴為師，但師徒關(guān)系不佳，桑哥在飛黃騰達后不僅諱言膽巴，甚至設(shè)法迫害膽巴，一度將其貶到嶺南潮州。但是，因為八思巴的賞識，桑哥平步青云，很快就當上了新的總制院使，負責管理全國佛教事務(wù)及藏族地區(qū)軍政事務(wù)。

至元十七年（1280年），烏思藏發(fā)生叛亂，當時帝師八思巴在薩斯迦，被叛軍謀害。桑哥是懂得感恩也是睚眥必報之人，聽到自己的恩人遇害，桑哥決心復(fù)仇。忽必烈命桑哥帶兵前去平定叛亂，桑哥欣然領(lǐng)命，一路攻下叛軍據(jù)點，殺死叛軍頭目，平定了叛亂。

由于平叛有功，桑哥盡顯“文武雙全”，更得忽必烈寵信。在名利場角逐日久，桑哥也漸漸顯露其政治野心。一些趨炎附勢之人敏銳地察覺到這個“西番譯史”的不簡單，他們利用桑哥愛財圖利的特點，向桑哥輸送利益，而桑哥則憑借忽必烈的信任，欲望日漸膨脹，對于向他投誠的人幾乎照單全收，其爪牙勢力也逐漸從總制院外溢，開始伸向其他中央機構(gòu)。有一天，御史臺官員向忽必烈奏請任命章閭為按察使，沒想到忽必烈爽快地答應(yīng)了，原因是此前桑哥曾向他舉薦過此人。此時的桑哥早已不是掌握方面大權(quán)的總制院使，而是“無冕之王”、實際的宰相，一張圍繞著桑哥織成的人情大網(wǎng)正逐漸籠罩在元朝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統(tǒng)中。

王公輔政兼財利

在眾多桑哥的擁躉中，大名商人盧世榮頭角嶄露。早在阿合馬主政時期，盧世榮就利用自己商人之資向達官顯貴們輸送利益，由此而獲授江西榷茶轉(zhuǎn)運使的肥差。至元十九年（1282年），阿合馬遭遇謀殺。由于當時朝廷黨爭色彩濃郁，不少反阿合馬黨大臣，利用皇太子真金厭惡阿合馬的特點，團結(jié)在其周圍，形成勢力。因此，阿合馬甫一被謀殺，遠在上都的忽必烈立即警覺，仿佛想起了當年李璮造反時朝廷中的不尋常氛圍。利用這一契機，忽必烈進行了一場打著徹查旗號的政治清洗運動，長期款附阿合馬的大臣遭到了清算，真金勢力崛起。雖然是父子，但年邁的忽必烈對于真金勢力的崛起亦頗感擔憂，因此一旦有其他得為外援的勢力出現(xiàn)，忽必烈會毫不猶豫地予以接納。

桑哥勢力的外溢，多少與這種政治背景有關(guān)。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一面警惕著日漸成型的真金勢力，一面擔憂著吞并南宋后國家經(jīng)濟面臨的失控局面，桑哥恰到好處地舉薦盧世榮，稱他有理財之術(shù)，能夠拯救鈔法，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此舉甚合忽必烈之意，引入一個“能人”，不僅可以解決國家運轉(zhuǎn)問題，還能在真金的黨羽勢力中撕開一道口子。對于桑哥而言，盧世榮亦無非是一次“試水”，他很可能想知道后阿合馬時代，朝廷上下對于財利的看法，這是他的所長，只不知此時是不是自己大施拳腳的時機。只有素無根腳的盧世榮，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來將會面臨什么。

實事求是地講，盧世榮的經(jīng)濟政策頗有可取之處，但似乎不被真金勢力買單。且不論盧世榮的想法是否符合“節(jié)用而愛民”的傳統(tǒng)，單就他為了推行經(jīng)濟政策而大量啟用阿合馬舊黨人這一點，就注定要遭遇失敗。執(zhí)政百日，盧世榮遭到蒙、漢各族官員猛烈的攻擊和彈劾。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監(jiān)察御史陳天祥上書痛陳盧世榮禍國殃民，盧世榮論罪下獄。由于此事得到太子首肯，桑哥也三緘其口，不敢營救。盧世榮就這樣成了“炮灰”，但對于桑哥而言亦非一無所得，起碼經(jīng)由盧世榮這根導(dǎo)火索，真金與忽必烈矛盾日深，惶惶不可終日，終于在處死盧世榮后一個月憂懼致病而亡。

但不管政局如何變化，桑哥始終深得忽必烈信任，并沒有因為盧世榮的折戟沉沙而受影響。不僅如此，桑哥越來越從幕后走到臺前，開始干涉他職權(quán)范圍之外的事務(wù)。盧世榮倒臺不久，中書省命一漢人官員買賣官府用油，桑哥自告奮勇，主動請纓要自行使用采購經(jīng)費購油，丞相和禮霍孫不答應(yīng)，認為桑哥職不在此，不宜所為，但桑哥不服，直接與和禮霍孫對峙，兩人甚至當堂互毆。最后，桑哥叫嚷道：“與其采購經(jīng)費被漢人侵吞，為什么不給我們僧寺機構(gòu)用來營利！”和禮霍孫不得已，給了桑哥一萬斤油任其買賣。桑哥也確實表現(xiàn)出了商業(yè)天賦，他最終把買賣油錢所得利息擺在和禮霍孫面前時，和禮霍孫承認了自己當初沒有考慮及此。

有了這次漂亮的“戰(zhàn)績”，桑哥開始繼續(xù)向忽必烈灌輸政府干預(yù)市場的和雇和買政策，以及從中可能撈到的好處。忽必烈心動了，更加意識到只讓桑哥分管佛教和藏地事務(wù)是屈才了。桑哥開始得到推薦用人的非正式權(quán)力，但凡中書省選任官員、增減機構(gòu)編制或提拔新人等，桑哥都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參與決策。后來，真金去世，沒有他的干預(yù)，桑哥更是能自由無阻地施展自己的“抱負”了。

至元二十四年，桑哥徹底從幕后轉(zhuǎn)到臺前，忽必烈重置尚書省，并詔告天下，任命桑哥為尚書省平章政事，地方各行中書省改為行尚書省，中央六部也改為尚書六部，全部政治資源供桑哥調(diào)用指揮。桑哥的全部改革重點都在經(jīng)濟，本質(zhì)上是要為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上層貴族攫取利益。他的第一項重大改革，是更定鈔法。元朝使用紙幣，最初發(fā)行了面額不等的中統(tǒng)鈔，發(fā)行量與準備金掛鉤，價值稍穩(wěn)定。后來隨著國家日益擴張，軍費銷靡，更兼政府貨幣發(fā)行無序，引發(fā)通貨膨脹。為了重新穩(wěn)定價格市場，桑哥首先錨定了紙幣，通過發(fā)行面值更大的至元鈔來阻緩中統(tǒng)鈔的貶值。此舉雖在一開始實行之初有所作用，但長期穩(wěn)定運行需要高度依賴于國家宏觀經(jīng)濟數(shù)據(jù)的及時抓取和反饋，因此在古代的技術(shù)支持和宏觀調(diào)控能力下，鈔法注定只能一時飲鴆，長期運行必出問題。

至元寶鈔

桑哥的第二項重大改革是審計，又稱鉤考，其核心思想是通過嚴查各部門經(jīng)費使用是否合理、官員是否貪贓枉法，以及百姓是否存在逋欠錢谷賦稅等，從社會每一根毛細血管中回流血液，充實心臟。審計作為一項制度，本身并無什么問題，但桑哥本人很貪，因此他深信朝廷內(nèi)外官員亦多貪墨之輩，通過鉤考必可使其吐出所得，增加財政收入。秉著這種目的，桑哥實施鉤考就不是為了使審計制度重新回到法治軌道，而是單純?yōu)榱藢崿F(xiàn)利益所得。黨附于桑哥之流自然聞風而動，借機打壓政敵，中飽私囊，省臣麥術(shù)丁、王巨濟等皆被迫改投桑哥。

不僅如此，桑哥還通過各種手段殺雞儆猴，其中冤死最慘者為中書省參政楊居寬和郭佑。桑哥在鉤考中書省時，查出其虧欠數(shù)千鈔兩，此二人試圖自辯，被桑哥拳腳相加，最終遭到處死。審計只能得一時之利，且其中不乏摻雜水分，有多人因此冤死，因此實際上會出現(xiàn)大量呆賬、死賬，使征收效果大打折扣。連桑哥自己都跟忽必烈說：“臣恐自今難用此法矣。”

于是，桑哥做的第三項改革，是打通商業(yè)流通體系，同時提高賦稅。與盧世榮一樣，桑哥本人很支持各類工商業(yè)發(fā)展，他不僅鼓勵海外貿(mào)易，也積極開辟各種交通運輸通道，便利貨物流轉(zhuǎn)。在桑哥任內(nèi)，以朱清、張瑄等為首的地方官僚積極開辟漕運道路，不僅疏浚原有京杭大運河各段，還開拓海路運糧，修鑿會通河等，極大促進南北交流。不過，由于利字當頭，桑哥所鼓勵的工商業(yè)活動多不盡如人意。如海外貿(mào)易，由于桑哥任用了忙兀歹、沙不丁等嗜利之人，他們經(jīng)常利用管理市舶之權(quán)搜刮舶商財物，導(dǎo)致貿(mào)易量嚴重下挫。又如桑哥設(shè)立的行泉府司，最終則淪為其搜刮奇珍異寶、結(jié)黨營私的工具，出任泉府卿的沙不丁、胡頤孫等俱憑此阿諛逢迎，平步青云，以至最終一手遮天，成為地方豪霸。

不得不說，桑哥是有相當不錯的理財思維的，一定程度上，他的這些所謂經(jīng)濟改革也在短期內(nèi)取得了實效，為朝廷獲得相當?shù)呢斦杖耄瑵M足了忽必烈一定的利益需求。與此同時，桑哥自身的利益需求也得到了極大滿足，不僅從中撈到巨額財富，也借機形成自己的黨羽勢力，盤根錯節(jié)，竟至中外。住在大都的市民史吉，大概是既得利益圈里的人，奮然要給桑哥立碑頌德。要知道，元朝的大都城跟后來明清的北京城結(jié)構(gòu)不太一樣，皇宮大內(nèi)出來就是桑哥所在尚書省的辦公地點和六部所在地，約在今天的勞動人民文化宮處。因此為桑哥立碑之事幾乎無縫銜接地傳到皇宮里被忽必烈所知，不過忽必烈沒有反對，而是說道：“老百姓想要立碑就去立，不僅要立，還要趕緊告訴桑哥，讓他也高興高興。”

因此，王公輔政之碑，就在老百姓的“擁戴歡呼”下，在翰林院的“溜須拍馬”下，矗立在了都省的門口，鑿出的每一個字，都是民脂民膏。

君王一怒猢猻散

“王公輔政”，并不是說桑哥是王公，據(jù)毛海明先生的研究，這是因為桑哥給自己取了一個漢姓“王”，因此敬稱“王桑哥”為“王公”所致。這是桑哥的高光時刻，他仿佛通過這塊碑，看到了自己千秋萬代、歲歲時享的偉岸形象。但有道是“亢龍有悔，物極必反”，桑哥忘了來時路，忘了自己曾經(jīng)如何一步步從西番譯史登上權(quán)力舞臺，于是，他的勢力越膨脹，就越會成為皇帝和勛貴們的眼中釘，離敗亡的時間也就越近。

在桑哥權(quán)勢最為如日中天時，忽必烈?guī)缀鯇⒁粦?yīng)用人大權(quán)都給了桑哥。起初，桑哥并無用人專權(quán)，他想要任命誰，皆需與丞相安童商議。一次，桑哥趁著安童返回大都、自己和忽必烈待在上都的契機，向忽必烈奏稱共議人選的不便，忽必烈跟他說：“我就是你的主子，不管安童在不在此，只要你看上的人，經(jīng)過我的批準，就可以任命，如果誰不服，你讓他來找我。”從此，桑哥獲得了獨自用人大權(quán)，“凡銓調(diào)內(nèi)外官，皆由于己”。此舉無疑大開倖門，不少人聞風而動，都來巴結(jié)桑哥及其親信，以求得一官半職，選官用人的機制遭到極大破壞。

桑哥用人，大概分為這么幾類。第一類是與自己利益深度綁定的姻親、黨羽，這類人往往藉桑哥之勢而起，成也桑哥，敗也桑哥。如桑哥的妻族姻親要束木，憑借桑哥的推薦當上了湖廣行省的平章政事。此人“貪縱淫虐，誅求無厭”，甚至還敢行僭越之事。早在南宋歸附之初，就聽說南方富庶。上任之后，要束木令老百姓“自愿捐獻”財物，并“隨地置獄，株連蔓引”，沒有捐獻到位的人都要受到懲罰。如此暴虐之人，在桑哥失勢后自然成為清算的對象，被中書省論罪數(shù)十條后就地正法。又如沙不丁，此人頗有斂財之術(shù)，既是桑哥獲取巨額利益的具體執(zhí)行人，也是桑哥最重要的政治同盟之一。桑哥安排其掌管市舶司，每逢貿(mào)易商船來港，就先讓士兵將其封鎖，由沙不丁等先行挑選好物，剩余的才正常繳納抽分和稅錢，由商人自行轉(zhuǎn)販。桑哥敗亡后，沙不丁同樣遭到清算，但因為他能力出眾，后來又得到重新起用。

第二類是與桑哥頗“志同道合”之輩。桑哥來自西域，對傳統(tǒng)漢地以農(nóng)為本的經(jīng)濟導(dǎo)向有自己獨特的思考，而彼時不少漢人大臣與桑哥之間的矛盾，往往只在于政見不同，其本人并不見得與桑哥有何私人恩怨。同理，也有一批官員與桑哥有共同的治政理念，主張更行鈔法，推進商業(yè)發(fā)展等，這些人往往與桑哥保持若即若離的關(guān)系，既支持桑哥的施政策略，又不與其同流合污。如南人葉李，他本人一直主張更定鈔法，甚至認為桑哥能夠推動許多政策的變革，因此主動推薦其為尚書省右丞相。因為這些行為，葉李長期飽受非議，為時人所不齒。桑哥倒臺后，有人彈劾葉李失察之罪，并質(zhì)疑其是否與桑哥有利益輸送關(guān)系，但忽必烈說：“葉李廉潔剛直，朕所素知，哪有這些事！”

第三類是暫時屈服于桑哥，或僅僅作為下屬替他當差的人。桑哥成立尚書省，以之為核心構(gòu)建自己的人際，但大多數(shù)協(xié)助他辦事的官吏，僅僅只是因為職責所在，或內(nèi)心雖有不平，但無力反對桑哥的人。如崔彧，他是忽必烈非常器重的漢人，在中央幾大機構(gòu)先后擔任過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僉樞密院事等要職。崔彧的治政理念與桑哥不同，早在盧世榮時代，他就曾因參劾盧世榮而被忽必烈外放。回到朝廷后，他又曾一度與麥術(shù)丁等向忽必烈告發(fā)桑哥施政之弊，但不了了之。后來，麥術(shù)丁轉(zhuǎn)投桑哥，崔彧孤掌難鳴，也就失去了與桑哥斗爭的動力。后來，桑哥決定從中央機構(gòu)簡拔官員，派往各地進行理算鉤考，崔彧等人皆赫然在列。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桑哥倒臺后，崔彧再度出任御史中丞，并對桑哥余黨納速剌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進行清算。

盡管桑哥用了各種手段籠絡(luò)他人，但反桑哥的人也在不遺余力尋找機會，剪除桑哥。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外出狩獵，反桑哥大臣終于找到了機會。他們多有一定根腳勢力，如康里貴族不忽木與也里審班兄弟，蒙古人徹里、也先帖木兒等。隨后，更多地位顯赫的蒙古和漢人大臣加入了對桑哥的討伐序列，這其中就有宣徽院使、怯薛長月赤察兒，奉元王賀仁杰的兒子賀伯顏等，忽必烈決意誅殺桑哥。

一旦帝王動了殺心，任何自辯都顯得蒼白無力。盡管御史臺組織了一次桑哥自辯的辯論，但御史大夫月兒魯早就從忽必烈那里探出了口風，他們對桑哥的政策逐條進行批判，桑哥最終理屈詞窮。桑哥最終被處死抄家，據(jù)《史集》和《漢藏史集》記載，在從他家里抄出大量不亞于皇帝內(nèi)庫的財物時，忽必烈指著桑哥惡狠狠地說道：“你有這么多珍珠，我曾向你要兩三顆，你都不給。……你把一些粗毛衣帶給了我，而把金錢和無比貴重物品歸了自己！”又厲聲指責道：“漢人織匠為我織成無縫衣服，獻給我兩件，你手中卻有三件，甚至超過了我，這不是你的罪過嗎？”

忽必烈

忽必烈與嘉靖皇帝一樣，當然也不會感謝桑哥。明眼人都知道，如果說桑哥在整個施政過程中確實有很多違法犯罪事實，如誣陷官員，捶楚吏人，貪贓枉法等，但更為重要的是，政策的大方向，用人的最終點頭者，其實都是忽必烈本人。桑哥是聰明人，明白此時君王需要一個為這種種改革鬧劇負責的人，而桑哥就是這不二人選。果然，在處置桑哥之后，忽必烈又將用人失察之罪轉(zhuǎn)移到御史臺，斥責他們“桑哥為惡，始終四年……汝臺臣難云不知！”

桑哥的故事，隨著他被誅殺而結(jié)束。桑哥的“輔政碑”被推倒了，當初忽必烈許諾立碑，是為了讓桑哥及其黨羽高興。現(xiàn)在撲倒其碑，是為了讓受苦于桑哥的人高興。一切恢復(fù)了平靜，君王和朝廷弄到了錢，過程中的種種殘暴不公有了背鍋而死去的桑哥，被桑哥打壓的人通常追責其黨羽而出了口氣，最終只有老百姓遭了殃。后來，人們把桑哥改稱喪哥、喪葛，以舒心中惡氣，直到最終再沒人關(guān)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