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為什么紀念屈原？這個問題，或許算是觸及了中國思想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斷裂與轉向。
而屈原的死，代表的也或者是中國的政治倫理，從春秋轉向戰國乃至帝國的縮影。
為什么這么說呢？
因為話題避不開春秋這一個史上最重要的時期。
因為那時的“春秋精神”，與后世橫跨幾千年的皇權專制有著本質的不同。
這其中包括這么幾個核心命題。
首先什么是春秋精神，簡單說就是君臣雖然不平等，但是君臣對等，就如君視臣民如手足，臣民視君為腹心，君視人為草芥，人視君為寇仇。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也就是君王不義臣子可以走。君王殺我，我可以反。所以有了伍子胥鞭尸，這是血親復仇大于君臣大義的春秋遺風。
春秋精神的另一個喻意是家比國大，天下為公，天理不平，可以把天捅破。它代表的是沒有忠君犯賤的思想作祟，一切源起契約精神。
所以春秋時代及更早的西周，其家國概念與絕對關系是，家族利益以及祖先的榮耀往往高于抽象的國家概念。
但春秋之后，一切都變了。
嬴政專政是開始，廢分封 行郡縣，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帝國，國家從此不再是眾多“家”的聯合體，而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權力機器。君主成為皇帝，是謂天之子，擁有了絕對且唯一的權力。
在權力威壓下，原先的君臣對等就被君尊臣卑取代了，“家比國大”也變成了“國大于家”，乃至成就了“忠孝不能兩全”的寓意。
為了維護這套權力體系，法家思想被推向了極致，思想統一成了統治的必要條件，而因此，中國史上最具文明特質的諸子百家的爭鳴終結。
所以有人說，紀念屈原是這種終結的代表形式之一，成為中國政治倫理從“春秋”轉向“戰國”乃至“帝國”的縮影。
所以對于屈原的死，從兩種角度對比看，其實挺有意思。
以春秋視角看，楚王昏聵，屈原其實可以出走他國。因為在當時，楚才晉用的現象很常見，最不濟可以像孔子一樣周游列國，他沒必要死。
但從帝國視角看，屈原的悲劇性在于開創了文人忠君的先例。明知楚王不義，卻選擇了雖九死其猶未悔，從此塑造了臣子無條件忠于國家或者說皇帝的道德標桿，而且被后世無限放大，對統治者極具價值。
屈原這個人到底存不存在呢？
首先，先秦文獻中幾乎找不到屈原的記載。
而他的作品《離騷》《天問》也是在漢代，才被劉向等人整理出來，所以史學上爭議很大。
《史記》對其有記載，大概率應該有這么個人。
但屈原端午節投江的故事，真實性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它最早是是古代南方水系的祭祀習俗，是文化建構。
但縫合這么一個忠臣的悲劇故事，大概率是后人，尤其是漢代之后，官方為宣揚忠君思想，通過不斷地累加和塑造，最后與民間共同形成的。
它契合了君臣的封建治理需求，官方看重他的忠君愛國精神，民間感念到了清白剛直的氣質。
這個符號改造成功后，已經完全掩蓋春秋時期的那種“你可以走，你可以反”的原始精神。
我們現在討論這些，并不是為了回到春秋，而是，為了看到我們的確有過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也就是天下為公的理想。也曾有過君主不義可以反的勇氣。
這些東西被漫長的帝制壓抑了。
但盡管如此，還是會在每一次的社會變革中，從民族記憶的深處涌上來，成為追問公平與正義的源頭。
我們應該知道，有些好東西在歷史變遷中被悄悄改寫了，而改寫的目的往往是為了讓普通人更容易被管理。
當然，我們不是要全盤否定帝制時代的一切，不需要去浪漫化春秋時期。但需要保留住一份清醒，知道“天下為公”曾經真實存在過，知道君臣對等不是天經地義消失的，而是被人為碾碎了。知道有些沉默的選項，如離開反抗質疑等也是我們文明的一部分。
這或許就夠了。因為知道有過的本身，就是為現在和未來留下了種子。你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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