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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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云南省保山市施甸縣一個叫大竹篷的村子里，來了一隊研究者。

他們在蔣家的祖墳里，發現了一塊石碑。碑上刻的不是漢字，是兩個誰也認不出來的符號——筆畫鋒芒錯落，像某種失傳已久的文字。

那是契丹小字。

大竹篷是個普通的滇西農村，村民說云南話，種稻子，養豬雞。這塊碑，把一段沉沒了將近八百年的歷史，從地底下頂了上來。

契丹人，曾經是整個中原的恐懼。

“契丹”這兩個字，在宋朝人耳里是邊患，在中亞商旅耳里是“中國”的代名詞。俄語里中國至今叫“Китай”（基泰），就是從“契丹”音譯過去的。這個民族從西拉木倫河邊的草原崛起，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機稱帝建遼，兵鋒打到燕云十六州，讓宋朝百余年來割地納歲幣，不敢北望。

遼國鼎盛時幅員四百五十萬平方公里，治下有漢人、渤海人、女真人和本族契丹人。他們有自己的文字，契丹大字與契丹小字并行；有自己的宮殿、大帳；有自己獨特的圖騰祭典。《遼史》里記著：“每行軍及春秋時祭，必用白馬青牛，示不忘本。”

白馬青牛，是契丹最古老的起源傳說。一個騎青牛的姑娘與一個騎白馬的男人，在遼河與土河的交匯處相遇，繁衍出了契丹八部。這個圖騰，契丹人用了幾百年，每次出征都要祭它，提醒自己從哪里來。

可這一切，在1125年戛然而止。

金國鐵騎從北方涌來，遼天祚帝倉皇出逃，在應州的大雪里被俘。遼國的最后一任皇帝，沒有死在宮廷，沒有死在沙場，而是以階下囚的身份被押往上京，封了個閑散的王號，就這么熬到死。

遼亡了。

亡了之后，契丹人去了哪里？

這是歷史上罕見的一個謎題。遼國鼎盛時人口超過七百萬，可金滅遼之后，史書里的契丹人就像一陣煙，散得極干凈。

去向大致有幾條。一部分隨耶律大石一路西遷，打到中亞，建起了西遼，撐到1218年被蒙古大軍碾碎。一部分被女真人吸納同化，慢慢淡入了金國的人口里。還有一部分，在蒙古崛起后投靠成吉思汗，隨軍東征西討，成為蒙古帝國里的一支力量。

云南這一支，走的是第三條路。

1253年，蒙古忽必烈奉大汗蒙哥之命，帶著大軍南征大理。大軍從寧夏出發，沿橫斷山脈一路南下，奇襲大理國。這支隊伍里，有相當數量的契丹士兵——金亡之后，大批契丹人轉投蒙古，隨軍向南、向西打遍了半個亞歐大陸。

大理國撐得并不久。1254年，大理滅國。

戰后，蒙古人需要在云南留守、維持統治。一批士兵就這么被安置在滇西各地，其中有一支奉命駐守今天保山市施甸一帶的隊伍，帶隊的是契丹將領。他們駐下來，和當地人通婚，種地，沒有再走。

當地人管這些外來的駐守者叫“本人”。

“本人”是個很有意思的自稱。不是契丹，也不是蒙古，更不是漢族，就是“本人”——本地的人，本來的人。這個稱呼里，有一種模糊的歸屬感，也有一種有意識的模糊：我們是這里的人，但又不只是這里的人。

幾百年過去，這一群人和周圍人通婚，漸漸說漢話、穿漢裝、用漢姓，從外表上看，和云南任何一個農村沒有區別。可一些細節，悄悄留了下來。

大門朝東。

施甸木瓜榔村、大烏邑村一帶，家家戶戶的大門統一朝東開。漢族民居講究坐北朝南，這個方向在這里是例外。村里老人說，門向東，是因為太陽從東邊升起，是光明的方向。研究者知道，這是契丹風俗——契丹人崇拜太陽，宮殿、宗廟、大帳，歷來朝東。

祭祀時食生肉。

這也不是云南的飲食習俗，是草原游牧民族的遺留。

還有施甸縣木榔村一座宗祠，正門上掛著一副對聯：“耶律庭前千株樹，阿莽蔣氏一堂春。”

耶律，是契丹的皇族姓氏，遼國皇室皆姓耶律。這副對聯，把“耶律”和后代改的漢姓阿、莽、蔣并列寫在一起，兩段歷史就這么被釘在同一塊牌匾上，誰也沒有拆。

宗祠二樓的墻壁上，畫著一幅圖：一頭青牛，一匹白馬，站在遼河邊。

和《遼史》里記著的那個圖騰，是同一個東西。

但圖騰和風俗，終究只是間接證據。

把這件事坐實的，是DNA。

1996年，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的研究團隊，聯合內蒙古、云南兩地的民族研究機構，在施甸縣采集了“本人”的血液樣本，與內蒙古赤峰、遼寧阜新出土的遼代契丹人骨骼DNA進行比對。

結果：云南“本人”與達斡爾族在線粒體DNA上高度吻合。

達斡爾族，是目前學界公認的契丹直系后代，主要聚居在內蒙古東部。

這不是附會，不是神話，是分子生物學的結論。

語言也留下了痕跡。內蒙古社科院語言學家陳乃雄，整理了“本人”口語詞匯中共計326個詞，與達斡爾語、蒙古語、滿語逐一比對，發現其中超過100個詞屬于阿爾泰語系，與達斡爾語之間有明顯的對應關系。

也就是說，施甸某個老人偶爾脫口而出的某個詞，和內蒙古草原上達斡爾牧人說的某個詞，原來是同一個詞。只是兩邊都不知道。

為什么這一支沒有徹底消失？

同樣是隨蒙古軍隊南下的契丹人，散布各地的大多數，都在漢化浪潮里消得干凈，改了漢名，說了漢話，兩三代之后連自己是誰都不清楚了。而施甸這一支，偏偏把大門朝東的習慣守了八百年。

我們推測有兩個原因。一是地理。施甸在滇西深山，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經濟重鎮，歷代王朝對這里的控制相對寬松，少了外部的強制同化壓力。偏遠，有時候是保存記憶的最好方式。二是宗祠。那副“耶律庭前千株樹”的對聯就掛在那里，每一代人來祭祀，都被提醒一次：我們從哪里來。姓可以改，話可以換，但對聯沒人動它。

今天，施甸一帶的“本人”約有十五萬，其中保山施甸縣約九萬。他們種玉米，養雞，騎摩托車，和云南任何一個村子里的年輕人沒有區別。大多數人已經說不清自己是“契丹后裔”，那些詞匯里有多少阿爾泰語系成分，也沒人在意了。

2017年，記者來到施甸拍攝報道。

一位七十多歲的蔣姓老人站在宗祠門口，被問到自己是哪個民族。

老人想了一下，說：我們這里，叫本人。

記者再問：本人是什么？

老人沒有正面回答。他轉過身，指著那幅青牛白馬圖，說了一句：

這畫，我爺爺的爺爺就掛在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