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第二章 常規的剝削，常規的反抗

由于難逃失敗和最終被屠戮的命運，大規模起義一般被迅速瓦解而不會取得任何持久的成效。然而，農村社區中經年累月的堅韌的、沉默的頑強抗爭將比大規模起義的曇花一現更為有效。

馬克·布洛赫，《法國農民史》

正如《田園》的編者曾經說過的，大人物總是不受普通人歡迎，大眾不能理解他們，大眾認為所有這些事情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英雄主義的。小人物不會給大時代留下任何影響，他所需要的只是偶爾走進酒吧，吃上一頓紅燒牛肉的晚餐。政治家自然對這些不思進取的人嗤之以鼻，在教科書中將其描繪成卑賤的可憐蟲。對大人物而言，普通人是一種累贅。就像巴洛恩在這里所表達的他的嗜好：最美妙的事情就是吃一小截匈牙利香腸作為晚餐。我對那些開始射向我們的齊鳴的槍炮聲充耳不聞。

帥克，載貝爾托·布萊希特，《二戰中的帥克》第一幕

未被書寫的反抗史

本研究的主旨（其關注點和方法）源于對近來眾多的關于農民反抗和農民革命研究——包括我自己和其他人的研究——不斷增加的不滿。非常明顯的是，至少在北美，在越南戰爭和左翼學術界對民族解放戰爭的迷戀的刺激下，學者們對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給予了不尋常的關注。學術利益與原始資料是相互強化的。歷史和檔案記錄對于那些農民發動起義對國家和既有的國際秩序構成威脅的時刻的記載最為豐富。而在其他時候，或者說大多數時候，農民在歷史記錄中不是作為歷史行動者而出現，而是或多或少地作為征召、稅收、勞動力流動、土地所有和糧食生產的統計數字而默默無聞地存在。

事實上，就其發生時的重要性而言，農民反叛也是稀少罕見的，更不用說農民革命了。不僅促使大規模農民起義發生的環境相當稀少，而且當他們真的起義時，也幾乎總是被輕易地鎮壓。固然，即使是失敗的反抗也會取得成果：國家或地主少許的讓步，在新的令人痛苦的生產關系中獲得的暫時喘息的機會，以及關于反抗的記憶和潛伏下來以待未來的勇氣。但這些成果都是不確定的，而屠殺、鎮壓和失敗后的消沉卻是確定而實在的。值得回憶一下那些特殊的歷史時刻——農民背景的革命成功地獲取了政權，而即使是最好的結果，也不全是對農民的福音。無論哪種革命的成功，幾乎總是造就出更為強迫性的霸權的國家政體——靠農民而養肥自己，與此前并無不同。很多時候，農民發現自身處于一個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位置上，他們幫助統治集團獲得了權力，但統治者推行的工業化、稅收制度和集體化卻與他們所想象的為之抗爭的目標大相徑庭。

鑒于上述原因，我認為農民反抗的研究重點被誤置了。而理解那些我們可以稱之為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平常的卻持續不斷的農民與從他們那里索取超量的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間的爭斗——要重要得多。這種斗爭的多數形式避免了集體性直接挑釁的弊端。這里我所能想到的無權群體的日常武器包括：行動拖沓，假裝糊涂，虛假順從，小偷小摸，裝傻賣呆，誹謗，縱火，破壞等等。這些布萊希特式的階級斗爭具有共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協調或計劃，它們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與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規范相對抗。了解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大多數農民盡其所能為維護自身利益而進行的“經常性反抗”。

如同以前對農民反抗的研究一樣，如果將“弱者的武器”過度浪漫化會導致很大的失誤。它們僅僅能對各種剝削農民的方式產生邊緣性的影響。而且，這些武器也并非為農民所專有，人們在觀察中不難發現，官員和地主也經常抵制和破壞那些于己不利的國家政策。

另一方面，這些布萊希特式的反抗也并非微不足道。在東南亞，征兵和強迫勞役中的開小差和逃避就無疑限制了許多統治者的勃勃野心。而在關于歐洲的類似研究中，對此種反抗過程與潛在影響的分析無人比科布對法蘭西帝國早期與后革命時代征兵中的開小差和反抗的分析更為出色：

從第五年到第七年，各部門紛紛遞來報告說……在某區每一個被征召入伍的人都回家了，而且自由自在地生活著。更有甚者，很多人根本無須回家，因為他們從未離開過……在第七年，右手斷指——最常見的自殘方式——開始在統計數據中顯現出來，其范圍之廣足可以視為一場集體共謀的大運動，參與者包括家庭、教區、地方當局和整個行政區。

即使是擁有大量的可靠的鄉村警察的帝國政府也未能暫時減緩這類流血事件的發生速度……從1812年開始，斷指者的數量再次達到災難性的比例。對一個普遍不受歡迎的專制政體而言，任何全民公決都不如斷指事件更具有說服力。對歷史學家而言，任何事件都不如下述景象更為激動人心：一個民族決定不再為統治政權戰斗而不慌不忙地回到家鄉……從這個意義上講，普通人至少在推翻法國最恐怖的政體中發揮了相當的作用。

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南部邦聯在軍事和經濟上的失敗進一步證明了沉默和不公開反叛的決定性作用。據估計，約有總共25萬名合乎條件的白人開小差或逃避兵役。其原因顯然來自道德和物質兩個層面。貧窮的白人，特別是來自非蓄奴制的山區的人們，對政府的免服兵役法案將其排除在主要受益人之外非常不滿，不愿為之戰斗。軍事上的失敗和“1862年的生存危機”促使許多人從部隊開小差，返回處境艱難的家中。就種植園本身而言，白人監工的短缺和北部聯邦對奴隸的自然吸引使得大規模的逃離不斷增加。與法國的情形一樣，我們可以說南部邦聯被社會中微小的反抗行動構成的雪崩式力量所擊敗，這些反抗是由奴隸與自耕農的不可靠的合作而實施的，即一種沒有名稱、沒有組織、沒有領導、而且其背后肯定沒有列寧主義式合謀的聯合。

類似地，偷稅漏稅一直限制著第三世界國家的雄心和權力范圍——不論是前殖民的、殖民的還是獨立的國家。在塞達卡，我們可以看到，在官方征收稻谷形式的伊斯蘭什一稅的過程中，農民實際上所交納的只占規定交納的一小部分，這是由于共同行動的網絡和虛報數字削弱了政府的征稅力量。因而毫不奇怪的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稅收主要來自于進出口稅；以上模式作為從屬群體抵制稅收的能力不可小覷。只要隨便翻閱有關農村發展的文獻就不難發現，一個不受歡迎的政府規劃或項目帶來的高收益可以被農民的消極反抗銷蝕殆盡。有學者以罕見的筆墨詳細描述了東非農民如何歷經數十年成功地消除了和規避了國家政策的威脅：

在這種情境中，發展過程經常簡化為一場零和博弈，這是不難理解的。正如本研究所表明的，統治者絕非總是那些游戲的勝利者。雖然非洲農民并不是當下發展思想啟蒙的先驅，但是他們用欺騙的技巧多次挫敗了當局。

有時，這種反抗會變得主動積極，甚至走向暴力，但更多的時候，它以消極不服從、暗中破壞、逃避和欺騙的形式出現。馬來西亞殖民當局阻止農民種植和出售橡膠的持續性努力與種植一方擴大種植面積和市場的努力之間形成的對抗關系就是明證。從1922年到1928年，以及整個20世紀30年代，政府出臺了多種限制性規劃與土地使用的法律，但由于廣大農民的抵制，這些限制收效甚微。在那些自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中，農民抵制進而減少或消除不受歡迎的農業集體化形式的努力就是處于困境中的農民有效使用防御性技術的有力證明。此類斗爭更多的不是大規模地公開挑戰，而是平靜地逃避，其效果與前者相當，而且通常更為有效。首先悄然的零散行動過程經常為那些農民用以蠶食耕地和國家林地；而另一種方式則是公開挑戰財產關系的公開占領耕地。

我們所討論的反抗類型或許最好以反抗形式的對比方式加以描述，它們或多或少都指向同一目標。第一種是我們所說的“日?！钡姆纯?；第二種則表現為公開挑戰性質的反抗，其在關于農民與工人階級政治的研究中占據著主導地位。舉例說明，前一種情況是農民以不知不覺的方式蠶食種植園和國家林場的靜悄悄的不起眼的過程；而另一種情況則是農民通過公開挑戰財產關系的方式公開侵占土地。就土地的實際占有和使用而言，悄悄蠶食比公開挑釁的土地侵占更能達到目的，雖然前者從未向法定的產權配置提出過公開挑戰。又比如，如果是日常反抗，士兵會通過集體開小差的方式削弱軍隊的力量；如果是公開反抗，士兵們則會發動公開兵變以消滅或取代指揮官。正如我們所指出的，開小差會達到某些兵變所無法達到的結果，其原因恰恰在于開小差旨在自助和退出，而非制度性的對抗。而且，就某種意義而言，大規模地拒絕服從對軍隊制度的潛在影響比替換指揮官更為根本。最后一個例證是，日常反抗表現為在公有或私人糧倉中的小偷小摸，而旨在改變糧食供給的再分配關系的對市場或糧倉的公開襲擊則是公開反抗。

反抗的日常形式與那些更為激進的公開對抗方式的共同之處當然在于它們旨在減少或拒絕來自上層階級的索要或者對上層階級提出自己的要求。這些要求通常與階級斗爭的物質層面聯系在一起——對土地、勞力、稅款、租金等的。此處日常反抗與其他占有形式的反抗最明顯的不同在于它不承認有公開的和象征性的目標。如果制度化的政治是正式的、公開的、關注于系統的權利變化，那么日常反抗則是非正式的、通常是隱蔽的，并且以關注直接的實際的物質獲取為主。

非常清楚的一點是，實際的反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經常與表面上的象征性遵從的程度成正比。幾乎在任何情況下，公開的反抗都比日常的反抗更易招致迅速而殘酷的鎮壓，因為后者雖然很普遍，卻從不冒險挑戰等級制度與權力的正式定義。對大多數從屬階級而言，幾乎在整個歷史過程中，他們都很難獲得改善自身狀態的機會，此種形式的反抗成為其唯一選擇。在這種象征的束縛下，從屬階級的反抗所能達到的只是證明了人類堅韌性和創造力的存在，下面關于印度下等種姓反抗的分析就證明了這一點：

與主人簽有終身契約的仆人最典型地表達其對主仆關系不滿的方式是工作馬虎和辦事低效，他們有意無意地假裝生病、無知或無能，分散其主人的注意力。雖然主人可以通過拒絕給予仆人額外的好處而進行報復，但只要主人不想投資完全付諸東流，他就必須保證仆人最低限度的生存。這種沒有表現為公開挑戰的消極反抗的方式幾乎是不可戰勝的。它證實了哈維克（Havik）等人關于下等種姓的固有看法，但同時也限制了他們的行動能力。

此種形式的頑強反抗在大量的美國農奴制研究的文獻中得到了充分證明，而公開的反抗在當時通常只是一種愚勇之舉。南北戰爭前美國南方反抗農奴制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行動拖沓、虛假遵從、逃跑、假裝無知、暗中破壞、小偷小摸的歷史，甚至夠不上文化反抗的歷史。這些做法，雖然幾乎從不對奴隸制進行公開質疑，但以其秘而不宣的、有限的、粗野的方式比那些被歷史詳細記錄的極少的英雄主義的和短暫的武裝起義取得了更多的成果。農奴們自身顯然已經意識到，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反抗只有在公開順從的掩護下才能取得成功。不難想象，那時農奴父母對其子女的忠告與當代印度尼西亞種植園里的雇傭勞動者從他們父母那里聽到的忠告并無二致：

我讓他們（年輕人）記住：你們是在出賣勞動力，而買它的人要看到他能從中有所收益，所以當他在旁邊時就干，他一走開就歇，但是記住當監視者在場時你們一定要看上去是一直在工作。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得出兩點明確的結論。首先，反抗的性質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現存的勞動控制形式和人們所相信的報復的可能性與嚴重程度。由于可能面臨永久解雇或監禁，公開罷工的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因而工人可以采取降低工作速度和質量的方式進行反抗。通常這些行動因其不公開和匿名的特點使資方追究責任或進行制裁變得異常困難。在工業中，這種減緩工作進度的方式被稱為“意大利式”罷工；當鎮壓非常嚴酷時（如1983年波蘭實行戒嚴法時），這種方式經常被采用。當然，資本家通常會以計件工資取代計時工資，從而限制工人此種形式的反抗。當計件工資在19世紀德國的絲織和棉紡織業開始盛行后，反抗不再以降低工作速度的形式表現出來，因為那成為一種自我損害，取而代之的是成品布匹的缺斤短兩、工藝缺陷和盜取原材料。任何一種勞動控制或工資支付方式，與其他事物一樣，都可能會導致其特有的安靜的反抗方式和“反占有”的方式。

其次，反抗并不必然地直接要求占有資源。由于通常反抗者的目標是這些緊迫的需求——人身安全、食物、土地和收入，且他們行動時必須比較安全，他們只是遵循風險最小的原則。19世紀30年代普魯士的農民和無產者，因為受制于沒有財產和生存線以下的工資水平，只能采取移民或大范圍內盜伐木材、偷竊飼料以及賭博的方式做出反應。“森林犯罪”的速度與工資下降的速度、生活品價格上漲的幅度和移民的困難程度同步增加。在1836年，普魯士大約有207000件起訴案件，其中150000起是由于“林場偷竊”。這類偷竊為群體共謀所支持，這種共謀源于自由進入和使用林場的早期傳統；然而，偷竊者并不關心他們盜取的野兔或木柴具體歸哪個雇主或地主所有。在此情境下，對一種占有方式的反抗可能致使其受害者采取較少公開的方式，而這或許是更為可行和更少危險的方式。

此種反抗技術極為適合農民階級的特點。作為一個“階級性弱”的分散的階級，他們散布在廣大鄉村，通常缺乏形成有組織反抗的紀律約束和領導層。對農民而言，最合適的形式就是廣泛的游擊式的消耗戰，那很少或不需要事先協調。同時，他們個人的怠工和逃跑行為經常因為古老的民眾反抗文化而得以強化。從支持性的亞文化角度和人們對法不責眾（其廣度表現為整個社區的參與）的認識角度來看，上述反抗似乎可以視為一種社會運動。但奇特的是，這是一種沒有正式組織、沒有正式領導者、沒有宣言、沒有預期、沒有名目和旗號的社會運動。由于這種社會運動在制度上的不可見性，其小規模活動即使被注意到，也很難引發社會性關注。

農民發起的形式多樣、數量眾多的小規模反抗，最終會使自詡高明的大人物們在首都構想的政策陷入全然混亂之中。國家會采取多種措施予以應對，它可能調整政策以符合更現實的期待，也可能通過積極鼓勵自愿順從來維持或強化既有政策，當然，國家還可能直接采取更為強制性的方式。無論國家如何應對，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農民的行動改變或減少了國家可用的政策選項。正是以這樣一種非叛亂的方式（更非合法的政治壓力），農民經典性地表現出其政治參與。因而，對任何歷史或農民政治學的理論而言，若想證明農民作為歷史行動者的正當性，就必須掌握我所提出的反抗的日常形式。僅僅為了這個原因，對這種看似雜亂的人類活動予以記錄并賦予其概念體系就是非常重要的。

反抗的日常形式不會成為頭條新聞。正如成千上萬的珊瑚蟲雜亂無章地形成的珊瑚礁一樣，成千上萬的以個體形式出現的不服從與逃避行動構建了其自身的政治或經濟屏障。這些反抗沒有激進的公開對抗，也不具顯著的新聞價值。如果使用比喻的說法，當國家的航船擱淺在這些礁石上時，人們的注意力被典型地吸引到船只失事本身，而不會看到正是這些微不足道的行動的大量聚集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正是從事這些細微活動的人們自身不想引起注意，他們的安全系于他們的匿名性。而且，政府官員也極少愿意公開這些反抗，這樣做無異于承認他們的政策不受歡迎，而更為重要的是，這暴露了他們在農村權力的軟弱無力，所有這些都不符合至高無上的國家的利益。這些反抗行動本身的特點及其對手為保自身利益的默不作聲造成了一種共謀的沉默，從而幾乎將這些日常反抗形式從歷史記載中全然抹去。

歷史與社會科學由于是知識分子用文字書寫的，它們在很大度上也是被有文化的官員所創造的，因而不可能很好地用以揭程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農民的階級斗爭形式。這些記錄者和究者也暗中加入了參與者的共謀，與他們一樣“發誓保守秘密”。在多方參與下，這種不太可靠的共謀造成了銘記于文學和歷史中關于農民的刻板印象：作為一個搖擺不定的階級，他們要么處于長期的可憐卑微、消極被動的狀況，要么是短暫的、暴力的，卻是徒勞無益的憤怒的爆發。

在經歷了長久的畏懼和屈從后，他的肩膀變得可堪重負，他的精神也被制服，以致不能認識到自身不斷惡化的狀況。你可以打他，讓他挨餓，搶奪他的一切。如此日復一日，在他放棄膽怯和愚蠢之前，他的頭腦中一直被各種他不能真正理解的思想所充斥，直到不公正和痛苦的累積使他如同遭到過多鞭打的家畜發怒一樣，猛地掐住主人的咽喉。

在左拉的觀點中有一點啟示（但也是唯一的啟示），當農民忍氣吞聲時，他們的“臺上”行為表現為服從、畏懼和謹慎。與之相反，農民的暴動卻像是一種盲目憤怒的本能反應。那種認為農民通常是消極被動的觀點忽視了農民與地主之間有關租金、收成、勞力和稅收的緩慢的、瑣碎的、平靜的斗爭，在這里遵從和愚鈍只是一種姿態——一種必要的策略。那種只看到農民反抗周期性爆發的觀點則忽視了他們所獲知的公正的潛在形式和他們實際上非常理性的特定的目標和對象。爆發本身通常是一種信號，它表明常規的和大量的隱秘的階級斗爭形式正走向失敗或已經到達危機時刻，而可能帶來致命風險的公開反抗的宣言通常只有在不同地區長時間的斗爭后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