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92年，Susan Orlean 成為《紐約客》的固定撰稿人。迄今她出版了八本書，發表了一大批深度人物特寫和報道——那些你原本不覺得自己會感興趣的話題，卻因為她無邊的好奇心，讓你一頁一頁停不下來。
最近，她出了一本回憶錄《Joyride》，把自己那些書和雜志文章背后的故事翻了出來：一篇報道究竟是怎么長出來的，一個作者是怎樣在灰心時重新把路走通的。這本書出版后，她和《創意非虛構播客》的主持人 Brendan O’Meara 坐下來聊了聊。談話中最先被提起的，不是寫作技巧，而是讀者反應里一個讓 Orlean 自己都意外的現象。
“我原本以為這本書最能引起寫作者的共鳴，”她說，“但事實上，很多非寫作者也從中找到了呼應。書里關于韌性、關于在沮喪中重新站起來并走出自己那條路的內容，完全不需要你是一個寫作者才能體會。這確實讓我沒想到，也特別好。”
這個反饋恰好對準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一個在《紐約客》寫了三十多年事實類稿件的人，為什么在提到自己身份時，幾乎不稱“記者”或“報道者”，卻總是選擇“寫作者”這個詞？
Orlean 的答案聽起來有幾分“困惑—梳理—再確認”的味道。“這挺難的。一方面，我覺得稱呼本身幾乎無關緊要，只不過是選個標簽。嚴格來講，我當然算是一名記者——我在寫關于真實世界的、基于事實的故事，如果要去定義新聞工作，這大概就是定義之一。我也絕對是一名報道者，報道在我的工作里占百分之五十的分量。”
但真正讓她更愿意趨向“寫作者”這個身份的，是一種整體視角。“記者、報道者，這些更像是工具，而最終的產出是寫作本身。所以對我來說，‘寫作者’是一個更能完整描述我這份工作的詞。”
這種看法并非孤例。在《Joyride》里，她早早提到了那篇后來被許多人記住的《美國男人在十歲》——關于科林·達菲的人物特寫，整篇報道的原文甚至作為附錄重印在了回憶錄里。有些寫作者會因為某篇報道被人牢牢記住，就像蓋伊·塔利斯與“弗蘭克·辛納屈感冒了”，或者湯姆·朱諾德與“墜落的人”。Orlean 借著這篇報道，其實也在輕輕追問：到底是一篇作品定義了一個寫作者，還是寫作者在無數個好奇心的瞬間里，不斷重新定義著自己？
如果把這件事換算得更樸素一點，Orlean 給出的線索是：在那些看上去只是去觀察、去提問的日子里，最終留下來并且能打動人的，其實是一種對待世界的方式。不是急于給誰貼標簽，而是在你還沒覺得一件事跟自己有關時，先蹲下來看個清楚。這種好奇心，被她用將近一整個職業生涯，活成了一種近乎同情心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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