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投資，不消費，只還債：回顧30多年前的日本經濟大衰退

文 | 修明

中國經濟的問題到底在哪？為何政策頻出，老百姓卻仍然增加儲蓄降低消費，企業仍然拒絕擴大投資？

前幾天看了辜朝明的《大衰退》一書，解答了我的部分疑問。辜朝明提出了一個概念，叫資產負債表衰退，指企業和個人在資產價格膨脹時舉債購買了大量資產，隨著資產價格暴跌，陷入了資不抵債的境地。

債臺高筑后，企業不再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追求負債最小化，這些企業仍能夠正常盈利，但會將收入用于償還債務而不是擴大投資，同時它們會盡量避免借貸，以防止債務狀況進一步惡化。

個人的策略也大體相當，為了償還債務，他們會壓低消費增加儲蓄，但因為銀行無法找到借貸方，導致錢在銀行中不流動，從而造成社會財富的降低。

就個人和企業個體來說，這些行為都是理性的，但一旦所有人都這么做，就會變成合成謬誤，最終導致經濟衰退。

歷史上，日本經濟經歷過40年的高速增長，日本房地產也經歷了40年的“牛市”。

根據日本政府“地價公示”的數據顯示，1990年日本平均地價相當于1970年的5.15倍，其中東京23區住宅地的地價上漲了13倍，東京如銀座、新宿的商業用地價格更是上漲了20倍。

當時個人和企業都在瘋狂投資房地產，日本企業出于樂觀預期，大量借貸購置這些上漲空間最大的優質資產，而不是用于擴大生產。

1980年代末，日本央行已經發現房地產市場存在的風險，開始警告各大銀行不要向東京的房地產項目提供過多貸款。

但各大銀行均置若罔聞，銀行的理由是：為什么要拒絕為過去40年里價格從未下跌過的資產提供貸款？面對這些無可否認的數據，日本央行的巡視員無言以對，只能默許銀行繼續投機。

最終泡沫炸裂，日本遭遇了駭人聽聞的損失。1990-2002年，資產價格下跌（包括土地和股票）給日本造成了1500萬億日元的損失，相當于日本3年GDP的總和。

六大主要城市商業不動產價格從高峰期到位于谷底的2004年下跌了87%，價格僅相當于當初的1/10，日本股市股票的價格則下跌了70%，到2007年，也僅為頂峰時期的46%。

日本的主要資產價格大體回到了1970年的水平，20年的經濟成果化為烏有。

這場巨大的災難深刻改變了日本企業和個人的生存策略、行為和心理，直到今天日本仍沒有從當年的創傷中恢復過來。

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企業普遍陷入資不抵債的境地，陷入技術性破產。在正常國家，是個人儲蓄，企業借貸投資，擴大生產、創造就業機會，但在資產負債表衰退后，企業忙于還債，從最大借貸方變為了最大儲蓄者。

2000年，日本企業儲蓄超過了個人儲蓄，日本陷入了儲蓄過剩的狀態，錢不流動導致社會財富減少，就業機會消失，社會死氣沉沉。

1990-2003年，企業需求下降造成的損失相當于日本GDP的20%，如此大規模的需求下降足以將任何一個國家拖入經濟蕭條。

企業目標從利潤最大化變為負債最小化，必然會影響企業的創新精神，這時的企業經營策略會“求穩”，致力于削減成本和保持現有業務，以保證企業能有持續的盈利償還債務，這間接導致日本錯過互聯網、新能源和AI的大潮。

個人來說，資產負債表衰退導致日本人的心態急劇保守，日本開始出現大量躺平啃老、不結婚不生子的啃老族，他們不再相信奮斗。

1990年前日本人的預期過于樂觀，他們對投資和教育的規劃都建立在永遠不會失業的情況，他們預期自己的薪酬會不斷增長，足以覆蓋借貸的利率。之前的45年也確實如此。

但泡沫經濟破滅后，資產價格的下跌讓他們資不抵債。企業忙于償債讓企業不再借貸投資，經營策略變為削減成本，減員增效，這導致了大規模的失業，僥幸留下的員工也發現他們的薪酬普遍降低。

民眾發現他們難以像以前一樣儲蓄，而銀行的貸款絲毫不少，這導致他們不得不壓縮消費，甚至動用以前的儲蓄還債。

日本曾是全球儲蓄率最高的國家，但到了2005年，日本每四戶家庭就有一戶的儲蓄額為0。

看到父輩們如此凄慘的下場，日本的年輕一代感到幻滅，認為奮斗已然無用，他們采取了和經濟繁榮時期父輩相反的生存策略。

日本年輕人不再努力工作，不再借貸投資，也不再執著于組建家庭，對國家大事更是漠不關心。

他們轉而注重個人感受和情緒消費，掙錢不是為了過上奢靡的生活，不是為了宏大敘事，而是讓自己開心，他們更愿意把錢花在二次元、寵物和游戲上。

經濟狀況變化后，甚至日本明星的普遍氣質也從陽光變為頹廢。

日本的兩性關系也發生了變化，傳統日本家庭是男主外女主內，丈夫掙錢妻子管家，但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男性遭遇大規模失業，不再能支撐家庭的支出，這導致傳統的家庭關系趨于解體。

很多日本男人自己也養活不了，因此不再傾向于娶妻，而女人也覺得既然男人無法奉養自己那又何必結婚呢？

經濟繁榮時期，對于女權運動，相當多的男性采取容忍的態度，但是經濟衰退后，工作機會減少，兩性在工作中的競爭關系愈演愈烈，這導致男女對立愈發嚴重。

總之，泡沫經濟破滅深刻改變了日本新一代的心態，他們呈現出和昭和一代截然不同的風貌。

更糟糕的是，面對這樣的災難，日本政府第一時間沒有意識到問題，當時經濟學家普遍還沒有“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概念，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和主流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日本出現經濟衰退是因為貨幣政策緊縮，只要實行貨幣寬松政策，就可以緩解問題。

因此日本央行不斷降低利率，短期利率降低到0，長期利率降低到1.5%，但仍然沒有企業借貸，貨幣寬松政策對日本經濟產生任何作用。

當時的經濟學家沒有意識到，問題不在于放貸方，而在于借貸方，企業不借貸不是因為政策不好，而是它們根本無意借貸。

對企業來說，它們也傾向于掩蓋自己的債務情況，因為一旦信息披露，外界知道企業在技術上已經破產，很快放貸人就會迫使企業以現金進行結算，優秀員工也會跳槽到其它企業，企業將在瞬間倒閉。

為了保住企業，企業高層只能選擇隱瞞真實情況，不斷向外界表示企業經營良好，而這某種程度也確是事實，日本的產品仍然在全世界具有競爭力，企業的盈利仍然正常，只要假以時日，企業就能將債務還清，再次進入借貸-投資-擴大生產、創造就業的良性循環。

只是誰也沒想到，這個過程持續了15-20年之久。

當然最終日本政府發現了問題，并用政府消費來抵消個人、企業需求的降低，政府通過增發國債募集資金，擴大公共工程建設，部分對沖了負面影響，穩住了GDP。

如今日本經濟也確實有了起色，日本社會的活力也開始緩慢恢復。只是在這漫長的15-20年中，日本已經錯過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日本再也回不到它巔峰的位置。

日本的教訓是深刻的，但好在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概念已經為人所知，我們仍有機會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