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市的創新藥產業集群如何從無到有，又如何在全球化臨界點尋找自己的位置。

文｜徐鑫

編｜任曉漁

過去一年多，蘇州是全球創新藥產業版圖中一個繞不過去的城市。

大額海外授權交易頻繁傳出，在中國高端制造走出去的背景下，它是一個標桿樣本。

去年國內創新藥企業的海外授權交易總額首次超越美國，全球占比49%，而蘇州三家公司的金額占比就超過22%，在全國的城市里名列前茅。過去幾個月蘇州企業又不斷傳出授權消息。兩周前，蘇州的時安生物又與葛蘭素史克簽下最高10.05億美元的授權協議，還創下非上市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在國內小核酸藥物對外授權中的新紀錄……

但，這不完全是一個順風局。

2026年，全球創新藥行業正處于一個產業分工鏈條的微妙洗牌時刻。

跨國藥企因專利懸崖可能面臨仿制藥吞噬巨額現金流。同時全球早期Biotech融資跌至十年低點，而中國的系統供給能力與效率成本優勢讓Biotech正成為海外巨頭管線重要補充來源。這種快速崛起姿態讓美國產業界系統重估中國的產業能力——STAT News在5月12日發表了一篇標題極其刺激的文章《制藥和生物技術領袖正在摧毀自己的行業》，批評跨國藥企對中國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巨頭用并購中國Biotech來彌補自身研發能力的空洞，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產業被摧毀。

與海外重估中國創新藥價值并關注供應鏈安全同步的是，國內資本市場則對大額BD交易的反應日益平淡。

蘇州作為創新藥產業的代表性城市，正好站在了這場全球產業分工洗牌的風眼。一批創新藥企既是受益者，也被追問收益的可持續性以及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置。豐饒之后，機遇與暗礁并存。

這座二十年前在生物制藥領域寂寂無名的城市，正成為觀察一個產業集群從無到有，又如何在全球化臨界點探索向上突破可能的窗口。

01

風眼里的BioTech

今年1月9日，梁子才帶著他創立的瑞博生物站在港交所的敲鐘臺上。

十八年前，從海外回國在蘇州獨墅湖畔租下實驗室時，梁子才押注的是一個當時在中國幾乎沒有人在做的方向——小核酸藥物。

這個賽道的全球領跑者Alnylam，從成立到第一個產品獲批上市，花了整整十六年，中間經歷過多次資本撤離和管線折戟。

而瑞博生物的上市招股書里也寫下了這十八年長跑的曲折和投入——瑞博2023年凈虧損4.37億元，2024年虧損2.81億元。2025年上半年仍虧9777萬元，兩年半累計虧損超過8億元。同時瑞博至今沒有一款商業化上市產品，推進最快的自研管線RBD7022啟動中國III期臨床不久，距離真正上市銷售仍需時日。

不過就像梁子才在公開演講中多次呼吁的那樣，小核酸藥物正日益走入大眾視野，堪稱當下生物醫藥領域的“頂流”，瑞博的對外授權收入成績單也在刷新。

2月11日，瑞博宣布與美國Madrigal達成全球獨家許可協議，基于自研的RiboGalSTAR?平臺合作開發六款針對MASH（代謝功能障礙相關脂肪性肝炎）的siRNA療法，交易總額高達44億美元，首付款6000萬美元。加上此前與勃林格殷格翰超20億美元、與齊魯制藥超7億元人民幣的合作，瑞博的BD交易累計總額已超過60億美元。

但資本市場并不太感冒。2月瑞博生物股價連續下跌，交易公布當日上漲但之后又繼續下跌，3月跌破發行價。

從港股上市到跨國藥企巨頭的獨家許可協議到二級市場破發，瑞博生物的價值被放在了完全不同的坐標體系下審視。

港交所的18A機制為未盈利的創新藥企業打開了上市窗口，承認了創新的資本價值；而跨國藥企對有望走向收獲期的小核酸藥物拋出了橄欖枝的同時又在嚴格控制風險，畢竟首付款相比交易總額不足十分之一，6000萬美元首付款相對于44億美元總額不足1.5%，動脈網統計2026年Q1 BD交易首付款大致是交易總額的2%-5%。股價破發意味著下游的資本市場和公眾投資人不看長期潛在利好，只交易當下虧損。

瑞博生物遭遇這一局面，折射出了當下全球生物制藥產業里的分工格局和中國Biotech創企在其中的獨特位置。

過去幾年，輝瑞、諾華等跨國藥企在專利懸崖的壓力下加速對外購買創新管線權益。他們已有的重磅藥物專利陸續到期，而從靶點發現到臨床數據往往需要十年以上的等待，這種等待與季度報表的壓力之間難以調和。于是一套全球性的License-out分工格局逐漸形成：早期創新的風險被轉移給愿意承擔它的小公司，跨國藥企則等臨床數據出現后出手，用授權協議鎖定資產，同時用遠低于總額的首付款結構控制自身風險。

以授權而非銷售為終點的創新藥公司，本質上做的是一門toB的生意。這套運轉邏輯并非中國企業獨創，Alnylam在拿到第一個FDA批文之前，也曾長期依賴與羅氏、諾華的授權協議維持運轉。

而中國的早期Biotech，在當下的時間窗口期疊加上過去近二十年的積累，正成為全球大型醫藥公司創新管線收購的重要來源。尤其進入2026年第一季度，有數據顯示，中國創新藥對外授權交易總金額達614億美元。全球范圍內，涉及中國的交易占數量的三分之一，占總金額69.7%。它折射出全球生物醫藥產業緊密咬合的分工合作鏈條里中國創新的價值在一步步攀升。

而蘇州的創新藥產業集群2025年潛在交易金額約占全國總量的22.3%，是這一全球分工格局里的重要一極。

一個二十年前連一家像樣的創新藥企業都沒有的城市，為什么能在這一全球分工體系里展露頭角？

不同于依托高校科研資源而發展騰飛的中關村生物醫藥集群，也不同于以跨國藥企中國研發總部起家的上海張江生物制藥產業，蘇州的創新藥產業從第一天起就是為“從零開始的歸國創業科學家”搭建，它也天然成為了當下全球生物醫藥領域分工微妙洗牌的最前沿。

02

一個城市產業集群的崛起

2011年7月的一個下午，信達生物創始人俞德超獨自從上海趕到蘇州，參加蘇州市科技領軍人才創業工程的答辯會，答辯臺上他沒有資金、沒有設備、沒有商業計劃書。他的答辯通過了。

俞德超回憶，注冊信達之前他考察過三個城市，“感覺蘇州更讓人放心”。信達創立第二年發生事情某種程度上呼應了這一判斷——創業第二年，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幫助信達代建廠房。對一家初創公司而言，這解決了資本門檻最高的那道坎，企業可以把有限的錢用在研發本身。

俞上世紀90年代留美，曾在美國多家知名生物藥企擔任高管，2006年回國，2011年創立信達，那時中國尚無一款自主研發的抗體藥，進口藥價高企，普通患者幾乎用不起，俞德超想“開發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的質量生物藥”。后來，國內首款獲批上市的國產自主研發PD-1單抗藥就來自信達。

而蘇州創新藥產業的起步在此前五年就已起步。2006年，蘇州工業園區把生物醫藥列為三大戰略支撐產業之一，2007年Biobay正式開園。當時，中國的生物制藥兩大重鎮上海張江和北京中關村早已先行。上海張江從1994年羅氏入駐起逐漸聚集了跨國藥企的研發總部，2007年前后的張江，最耀眼的故事是羅氏、GSK、諾華的研發中心。而北京中關村背靠中科院、北大清華，科研院所驅動創新的模式逐漸成型。

蘇州的生物制藥產業，瞄準的是創業型生態。主導這件事的殷建國提到過BioBAY的定位：“跟北上的園區不一樣，從一開始我們就融入了創業基因，引入小企業，慢慢起步。”

這無疑是個賭注，需要不小的勇氣和長久的耐心。當時，中國的生物制藥制度環境仍待迎來轉機。國家藥品審評中心積壓案件數以萬計，一個新藥申請等待數年才能獲得審評是常態；MAH制度尚未建立，創新藥企業必須自建生產線才能申報上市。

時任蘇州工業園區分管科技局的楊建中回憶，當時上級領導整天追問這些企業什么時候爆發，他的回答是十年。

BioBay開園同年，在瑞典有過連續創業經歷的科學家梁子才回到昆山創立瑞博。他做的小核酸藥物方向在全球范圍內探索者寥寥，賽道的領跑者Alnylam剛在第一個小核酸藥物獲批的漫長等待中跋涉。也是同期，楊大俊和他的團隊在張江押注了一類當時被主流學界認為“不可成藥”的靶點——細胞凋亡通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下投資人撤了，在清盤的時刻楊大俊、王少萌、郭明三個創始人堅守了下來。

轉機也來自蘇州。2015年底，BioBay園區的元禾原點基金領投了亞盛的一輪融資。“它是政府基金、市場管理性質的合伙人，我們公司當時恰恰最需要這樣的合伙人，于是一拍即合，亞盛就來到了蘇州工業園區。”楊大俊回憶。今天的亞盛研發出了在多類腫瘤領域填補臨床空白的原創靶向創新藥，《我不是藥神》里格列衛的故事，后來成了講述亞盛的故事時反復出現的注腳。

亞盛2015年來蘇州，本身就是那個時間窗口松動的信號之一。那一年里整個生物制藥領域長期醞釀的外部條件開始密集落地。優先審評制度落地，MAH制度試點，審評速度大幅提升。2018年，港交所18A章節打開了未盈利創新藥企業的上市通道。俞德超后來把這個階段概括為三條線的交匯：藥政改革、支付體系改革、資本市場改革。春風到來，在蘇州的土壤里埋了將近十年的種子陸續發芽。

殷建國梳理BioBAY的發展軌跡描述過一條清晰的技術代際演化線，從早期的小分子化學藥、仿制藥，到抗體藥物、細胞治療，再到小核酸、mRNA。它對應了過去二十年全球藥物研發制造領域的三波浪潮，楊大俊、梁子才、俞德超等創業者被創業環境、資金等不同的因素吸引到了蘇州。

而他們所押注的不同技術路線也讓蘇州構建了一種覆蓋多技術路線和代際的產業生態。這種生態里的密度會產生化學反應。蘇州創新藥圈子里流傳一句話，“上下樓就是上下游”，信達生物和亞盛醫藥，實驗室相距不過500米，在2019年就宣布了一項總額2.45億美元的合作協議，聯合開發抗腫瘤聯合療法。

最終蘇州在空間上也形成了一張生物醫藥產業網絡，“東藥西械”兩大園區各有側重，從研發到生產、從創新藥到器械……這也為蘇州今天成為創新藥發展的典型樣本奠定了基礎。

03

豐饒之后

兩周前，蘇州的時安生物與葛蘭素史克簽下一紙協議。GSK將向時安生物支付5500萬美元首付款，以及最高10.05億美元的開發、注冊與商業化里程碑付款，獲得SA030在大中華區以外的全球獨家權益。SA030是一款處于I期臨床階段、靶向ALK7的siRNA藥物，瞄準的是減重藥浪潮之后代謝疾病領域的下一個戰場。

時安生物將主導SA030的臨床開發工作直至I期臨床完成，此后由GSK接手。時安生物創始人楊志偉在公告中說，這次合作是對時安“全球領先的小核酸肝外遞送技術和研發管線”的認可。

一家成立于2022年的Biotech公司，4年就拿到了10億美元級別的BD交易，這意味著中國以及蘇州的小核酸生態相比2006年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在生物科技的能力已經得到了海外巨頭的認可。

但不得不提的是，中美兩地對交易許可協議也在形成更復雜的認知。

北極光創投創始人鄧鋒今年4月在一場公開活動中表示，首付款救活了很多biotech，這些企業不用著急融資或上市了。但他也表示希望今后BD首付款占全款的比例平均值能夠提升到10%。

國內資本市場則對BD井噴已經越來越淡定。有分析稱2024年前后，每一筆重磅BD公告幾乎都能帶來漲停，進入2025年下半年，市場對BD的反應開始鈍化，2026年1月至2月創新藥板塊在密集落地多個大額BD之后，指數基本持平。

今年2月蘇州瑞博生物與美國Madrigal達成44億美元的全球許可協議刷新了小核酸領域歷史的最大的一筆BD交易，第二天瑞博生物股價一度漲超13%，到收盤漲幅只剩6.54%，到3月瑞博的股價跌破了發行價。市場不買單的點在于，44億是最樂觀情景下的遠期支票。

而這可能也是整個創新藥產業License-out繁榮背后隱憂的縮影。

那些動輒數十億美元的"總額"，絕大多數是遠期支票。中國藥企真正到手的，是首付款和早期里程碑。從“賣出44億美元的交易”到“真正賺到44億美元”，中間隔著的是整個臨床開發、監管審批和商業化的漫長鏈條，而鏈條的主導權在跨國巨頭手中。因此行業內也不斷有創新藥公司被割青苗的聲音和擔憂。

不過，License-out不是中國藥企出海的唯一選項。2024年起，一種被稱為NewCo的模式開始密集出現——中國藥企把某條管線的海外權益剝離出來，注入一家在美國新設的獨立公司，獲得首付款和里程碑付款的同時，保留這家新公司15%到30%的股權。如果NewCo后續被跨國藥企收購或獨立上市，中國藥企還能通過股權分享遠期增值。一些公司如恒瑞、康諾亞、嘉和生物、岸邁生物都有嘗試，紐扣資本合伙人李瑞此前提到，接觸了很多國內Biotech，他們做NewCo的熱情非常高。但大家都還不太知道該怎么去做。

這些動向也是信號。伴隨著中國企業在成為全球醫藥的創新中心之一，整個行業已經在思考這種分工里的位置、分配和主動權的問題。這是產業成熟度的標志，也是產業邁向新階段的起點。

蘇州創新藥產業的光譜里已經在醞釀著一些新的答案。

去年10月，信達生物與武田制藥就三款核心抗癌療法達成全球合作，潛在總額最高114億美元，刷新當時的中國創新藥授權紀錄。這樁合作里license-out在結構上與此前的授權交易有一個根本性的不同。

信達生物除了獲得12億的首付款，還將獲得每個候選藥物在大中華區以外的潛在銷售分成。合作中最核心的IBI363處于Ⅲ期臨床研究階段，是全球首創的PD-1/IL-2α-bias雙特異性抗體融合蛋白，由雙方共同推進全球開發，分層授權+風險共擔，按照信達生物四成、武田制藥六成來分擔開發成本。而信達生物授予武田制藥IBI363除大中華區及美國以外市場的商業化權益，同時雙方將共享在美國商業化IBI363的權益。

俞德超有非常明晰的遠景表達，“公司的核心目標是到2030年成為具備全球開發、產業化與商業化能力的跨國藥企。”公司正在搭建具備同時開展多個產品、多個國際注冊能力的團隊，此次與武田制藥的合作不僅是管線價值的變現，更是組織能力的練兵。

對于中國創新藥企業而言，這條路需要長出新的能力。例如構建全球注冊團隊，形成符合FDA與EMA的生產標準、在海外建立商業化網絡，每一項都意味著巨大的資本投入和漫長的建設周期。信達這樣的公司走了十四五年，它仍然需要跋涉。

04

結語

關于位置的追問，并非只在蘇州和中國國內發生。

在大洋彼岸，美國產業界和政策圈也開始系統重估對中國生物科技能力的依賴。從BIOSECURE法案到STAT News本月發出的文章，背后指向的是同一個焦慮：當中國創新藥企業成為跨國藥企“外采研發”的主要來源，生物制藥產業鏈的主動權如何演進。

這種焦慮是對中國創新藥能力的反向確認。

一系列數據能支撐他們的焦慮。自2021年起，中國每年新進入臨床階段的創新藥新分子數量已超過美國，且差距持續拉大。麥肯錫統計，在ADC、雙抗等下一代療法領域，中國占全球I/II期臨床ADC管線的54%，多特異性抗體管線的48%。

在效率維度上，中國藥物分子發現階段的成本僅為美國的20%至30%，麥肯錫的統計同樣顯示早期研發推進速度較全球同行快2至3倍。中國創新管線在全球的占比從2013年的2%升至30%。去年中國創新藥BD出海交易總額首次超越美國。

輝瑞CEO Albert Bourla今年年初參加一檔節目中甚至認為中國將在一至兩年內在生物技術領域超越美國，五年內使差距永久化。他用了一組讓人印象深刻的數字類比，“中國開發分子的成本僅為西方制藥的一半，速度卻是三倍。一家美國公司在攻克的靶點，中國則有十家公司在做。”

行業內普遍對接下來五到十年的中美生命科學分工做出了這樣的判斷：美國大概率仍將主導基礎科研、FDA全球標準和大藥企商業化體系，維持“科學源頭+全球商業化中心”的位置；而中國則更可能持續推進更快的臨床項目和大量可交易的創新資產，成為“高效率開發中心+全球創新資產供給地”。

新的分工格局還在演化，二十年前在稻田和荒地上開始創新藥創業的蘇州，依然處在前沿的位置。

梁子才、俞德超、楊大俊們當年各自押注的那些方向，今天已經匯聚成一個產業集群。它的邊界因全球產業分工的演進還在動態變化。

但過去二十年延續到當下的探索，已然是中國產業從追隨走向創新這個漫長命題里，最值得凝視的切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