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節：

01、美國精神醫學界，真的那么牛嗎？

02、姜濤——一位敢捅破玻璃紙的國內體制內精神科醫生

03、精神科的“三板斧”：有用，但不夠

前幾天我發文力挺體制內北京安定醫院的姜濤醫生，這篇文章在各個平臺上引發了不少討論。有人贊同，也有人質疑。說實話，這很正常。

但今天由這個話題，我想深入說清楚一件事：

我為什么要支持體制內的姜濤醫生？站在精準精神心理學的“4維時空”高度，我本人對國內外的精神醫學界，到底是怎么看的？

01、美國精神醫學界，真的那么牛嗎？

國內的體制內精神醫學界，說白了，一直在跟著西方跑，尤其跟著美國跑。

美國被視為精神醫學最先進的地方，我們怎么診斷？跟著美國走。用什么藥？也照著美國來。

人家出一版診斷標準，我們跟著改一版；人家推一個新藥，我們跟著開一片。

美國有一套診斷手冊，叫《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英文縮寫是DSM，目前已經更新到第5版，也就是DSM-5。

DSM-5書籍圖片

這本書被全球精神科醫生奉為不可撼動的“行業圣經”。

當然，咱們國內也有一本“圣經”——《沈漁邨精神病學》。這是幾代中國精神科醫生幾乎人手一冊的案頭書，撐起了我國精神醫學學科建設的半壁江山。

《沈漁邨精神病學》第 6 版書籍圖片

可問題是，國內的精神科醫生們，平日里可能會翻一翻《沈漁邨精神病學》，可真到了臨床開診斷、定方案的關鍵時刻，內心深處信奉的還是DSM-5。

跟跑美國可以，但真正的問題在于美國精神醫學界的水平，真的值得我們這么死心塌地跟跑嗎？

2006年，在美國精神科年會場外，曾經有人采訪路過的美國精神科醫生：“你這輩子治好了幾個人？”

結果讓人扎心。

很多精神科醫生老老實實回答：“一個都沒有”。

如今20年過去了，精神醫學界的情況有變化嗎？答案是——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更早之前，還有一個更打臉的事件——羅森漢恩實驗，暴露了西方精神醫學界診斷的大問題。

197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羅森漢恩找了8個正常人，讓他們假裝“有幻聽”，然后去不同的精神病院就診。

結果呢？8個人全部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平均住院19天，最長的被關了將近2個月。

最后他們怎么出來的？靠“承認有病”——假裝自己意識到了問題，愿意配合治療，才被放出來。

這個實驗，把全球精神醫學診斷體系的遮羞布一把扯了下來。

更諷刺的是，當時有一家精神病院不服氣，公開喊話：接下來3個月，你派多少假病人來，我們都能揪出來！

羅森漢恩說：“好，那我派人來。”

3個月后，這家醫院得意洋洋地宣布：成功識別出41名“裝病者”。

但真相是什么？羅森漢恩一個人都沒派。

這個實驗說明什么？說明精神科醫生根本就不知道精神障礙的真正病因是什么。

他們的診斷是癥狀學診斷，只看患者表面的癥狀，或是靠患者和家屬的描述，醫生再進行主觀判斷。

漏診、誤診、不同醫生診斷不一樣，這些問題到現在都沒解決。

再說近一點的。2025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諾蘭·威廉姆斯自殺離世。

威廉姆斯，圖片來源于網絡

這個人不是普通人。

他是斯坦福大學精神病學與行為科學系的教授，是非侵入性快速抗抑郁療法的開創者，是站在全球精神醫學頂端的權威專家。

他公開說過自己的人生使命：“我的期望，是在有生之年，能夠徹底改變精神疾病的治療格局。”

他花了一輩子，從生物學因素里找精神心理障礙的致病根源。結果呢？他發現自己根本找不到答案。

他沿著“生物學因素”這條路爬到了山頂，結果發現山頂什么都沒有。

他崩潰了，自殺了。

這個悲劇，把美國精神醫學界的遮羞布又扯下來一層：生物學因素這條路，根本走不通。

還有“人類基因組計劃”，花了30年，燒了近80億美金，然而精神分裂癥、雙相障礙、抑郁癥等精神障礙所謂的“致病基因”，一個都沒找到。

有學者直言：這個計劃是“皇帝的新裝”，所謂的“致病基因”根本看不見、摸不著！

國內外絕大部分精神科醫生將美國精神醫學界看作世界精神醫學的標桿。但如果標桿自己都立不穩了，我們還要死心塌地跟著跑嗎？

其實我們國內以前有自己的診斷標準——《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但后來，國內精神醫學界覺得跟不上國際節奏，也覺得沒必要做自己的標準，索性就停更了。

這樣做的結果就相當于：人家跑，我們跟著跑；人家停，我們跟著停；人家跑錯了方向，我們也跟著跑錯。

國內精神醫學界連跟西方精神醫學界“并跑”的勇氣都沒有，更不用說“領跑”了。

02、姜濤——一位敢捅破玻璃紙的國內體制內精神科醫生

所以我為什么力挺姜濤醫生？

當下美國精神醫學界存在的問題，其實很多國內頂級的精神科醫生心里十分清楚，但是基本上沒有哪個精神科醫生敢站出來捅破這層玻璃紙。

畢竟如果美國精神醫學界有問題，那我們怎么辦？我們可是一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的。

在這種情況下，姜濤醫生作為國內體制內的精神科專家，他能勇敢發聲，意義就特別重大。

姜濤醫生是北京安定醫院臨床一線的精神科大夫，在國內可以算是頂級的精神科醫生了。

他能夠打破自己原有的認知局限，意識到心理創傷在精神心理障礙中的重要性，在寫書、采訪時談及心理創傷——這樣的勇氣，估摸很多精神科醫生都沒有！

所以我支持姜濤，不是支持他的用藥方案，不是支持他的診斷，我支持的是——他敢于承認心理創傷重要性的人間清醒，是支持他敢于站出來發聲的勇氣！

而在前幾天的文章結尾，我也提到，我將C-PTSD診斷在國內真正落地的希望寄托在姜濤這樣的體制內精神科醫生身上。

為什么我那么希望C-PTSD診斷能在國內真正落地？

因為這件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能改變很多患者和他們的家庭的命運！

C-PTSD，全稱是復合性創傷后應激障礙。

這個診斷認為，一個人遭受了長期、反復、無法逃脫的中等程度心理創傷——比如校園霸凌、家庭暴力、長期情感忽視——最終被擊垮，那他其實可以被診斷為C-PTSD。

這個診斷，2018年就被寫進了ICD-11——也就是《國際疾病分類》第11版。

ICD是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全球多國通用，許多醫療機構都得按照它對疾病進行編碼、診斷、統計。

對于認同世衛組織的國家來說，ICD就是診斷的“法律”。

2022年1月1日，ICD-11在全球范圍內正式生效。這意味著，這套標準從此能夠成為各國醫生開診斷、定方案的法定依據。

在中國，這套標準的法律效力，直接來源于《精神衛生法》。

根據該法第二十六條的規定，精神障礙分類、診斷標準和治療規范，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組織制定。

而國家衛健委已發布通知，明確要求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全面使用 ICD-11 中文版作為疾病分類與診斷的法定標準。

這意味著，精神科醫生開診斷，不是自己想怎么定就怎么定，而是必須以ICD標準為準繩——這是法律的明文要求。

但現實是什么？

國內精神醫學界的臨床一線，很多精神科醫生對C-PTSD聽都沒聽過，而且即使精神科醫生想給患者下這個診斷，但診斷系統里也沒有C-PTSD這個選項。

很多父母在臨床實踐中碰到這種情況：孩子明明符合C-PTSD的特征，但診斷系統里沒這個選項，甚至精神科醫生也不知道C-PTSD這個診斷，只能給孩子貼上“抑郁癥”甚至“雙相障礙”的標簽。

而一旦孩子被貼上“雙相障礙”的標簽，就有可能會被登記到管控系統，被嚴加管控，雖然管控的初衷是防止患者自傷、傷人，但這仍然會給患者及其家人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增加病恥感。

那為什么明明ICD-11中早已經有C-PTSD這個診斷了，我們國內卻沒有真正落實呢？為什么國內的精神醫學界不認同世界衛生組織的診斷標準？

因為我們一直在跟跑美國，美國的DSM-5里沒有C-PTSD這個診斷，所以我們也不認。

為什么不認？

因為國內頂級的精神科專家，骨子里覺得自己“水平僅次于美國同行”。

既然美國同行都不認C-PTSD，那”水平低于自己“的世界衛生組織的話，他們自然更聽不進去了。

而且，在ICD-11之后才出臺的DSM-5-TR（也就是美國最新的DSM-5修訂版），也沒有C-PTSD，美國的頂級精神科專家就是這么任性。

那DSM-6會不會加入C-PTSD的診斷？我不知道。

網傳DSM-6要到2028-2029年才出臺。這意味著，我們至少要等到2028年，國內精神醫學界才有可能會重視C-PTSD。如果DSM-6沒寫這個診斷，那我們就又白等了。

即使DSM-6更新了C-PTSD的診斷，但等我們將DSM-6翻譯成中文，再將C-PTSD更新進《沈漁邨精神病學》、最后落實到臨床——最樂觀也要2030年后。

如果中間有任何風吹草動，C-PTSD在國內真正落實就遙遙無期。

即使精神科醫生可以等，但罹患了C-PTSD的患者、他們的家屬不能等，他們的痛苦是真實的！

這部分孩子遭受過無法逃脫的、中等程度的、甚至是很小但數量很多的疊加性心理創傷，但我們國內的精神醫學界卻對此視而不見。

這樣的“視而不見”，影響的不止是一個孩子，而是千千萬萬個家庭！

雖然精神科醫生有診斷權，但如果醫生們沒有真正正確、科學地使用這個權利，那反倒可能造成更大傷害。

C-PTSD診斷在國內落地對于這部分患者和家屬來說非常重要，正是因為無法忽視這部分患者的痛苦，世界衛生組織才增加這個診斷。

所以，國內的精神科醫生現在要勇敢踏出這一步，落實世界衛生組織的診斷標準，而不能當沙漠里的鴕鳥，裝看不見、聽不見。

更何況AI時代到來了，信息繭房已經被打破了。

以前患者家屬不知道什么是C-PTSD，但現在他們只要拿起手機問問AI，什么都能查到。

所以在AI時代，如果國內精神科醫生還在做“鴕鳥”，假裝不知道有C-PTSD的存在，那這將是國內精神醫學界重大的戰略失誤，會失去患者及其家屬的信任。

所以，如果國內精神科醫生能認識C-PTSD，知道中等程度心理創傷對患者的影響，這將給國內精神醫學界帶來巨大的進步！

在以往，人類已經3次錯失深入研究心理創傷的機會！

第1次機會，被弗洛伊德親手掐死。

19世紀末，法國掀起研究“歇斯底里癥”的熱潮。年輕的弗洛伊德參與其中，發現那些發病的女性大多有過被虐待、被性侵的經歷，病因是心理創傷。

但當時的歐洲是父權社會，如果承認這些女性是被男人傷害的，就等于跟整個社會對著干。

于是弗洛伊德很快改口，不再提心理創傷，轉頭創立了精神分析學派，心理創傷的第1次研究，就這么被掐死在搖籃里。

弗洛伊德，圖片來源于網絡

第二次機會，是戰爭給的。

2次世界大戰之后，無數士兵出現了嚴重的“戰場神經官能癥”，癥狀跟當年那些歇斯底里的女性一模一樣：閃回、驚恐、情緒失控、整夜睡不著。

這一回，社會沒法再忽視了。1980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正式把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寫進了診斷手冊，心理創傷終于有了官方認證，但對心理創傷的研究也止步于此，沒能進一步深挖。

第3次機會，來自于女性平權運動。

20世紀70年代，女性地位開始抬頭，人們終于正視：女性遭受性侵、暴力也會給她們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精神醫學界開始坐下來系統研究這個問題。

但這3次機會，對于心理創傷的研究都只在外顯記憶層面打轉，沒能進入到內隱記憶層面。

什么是外顯記憶？簡單說，就是你能想起來、能說出來的事情和想法。

那什么是內隱記憶？就是你根本想不起來、說不出來、但一直在那里悄悄影響你的記憶。

那內隱記憶層面具體指的是什么？

諾貝爾獎得主、科學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在《思考，快與慢》里揭示，人的大腦分成兩套系統：

大腦系統1（快思考）：依賴直覺和情感，能迅速做出反應，占大腦認知活動的95%。

大腦系統2（慢思考）：需要調動理性，進行深度分析，僅占5%。

大腦系統1和大腦系統2

卡尼曼的貢獻很大，但他停在了大腦系統1的門口，沒有推門進去。

而我們顛覆性地發現：內隱記憶，正是驅動大腦系統1運行的核心基礎——一個人的直覺、情感與快速反應，本質上都由內隱記憶所支撐。

這就是我們提出的精神心理領域的“第一性原理”——內隱記憶驅動論。

它不是理論，不是假說，而是被大量臨床案例反復驗證的科學發現。

精神心理障礙的真正根源，其實就是患者儲存在內隱記憶層面的病理性記憶！

患者之所以會抑郁、焦慮乃至躁狂，本質上其實是他們內隱記憶層面的病理性記憶在操控著他出現這些癥狀。

這是心理創傷的第4次機遇，如果國內精神醫學界能牢牢抓住良機，深入研究內隱記憶層面，將會取得顛覆性的突破！

03、精神科的“三板斧”：有用，但不夠

那既然前文我提到國內外精神醫學界存在諸多問題，那是不是精神科醫生的治療就沒有價值？

當然不是。實際上，主流精神科醫生的“三板斧”對于患者來說，有很大的價值和意義。

這“三板斧”分別是：藥物治療、物理治療、保護性約束。

藥物治療，就是指用各種抗抑郁藥、抗焦慮藥、心境穩定劑、抗精神病藥等緩解患者的癥狀。

物理治療，最常見的是改良電休克治療（MECT）。這種治療方式是通過電流刺激患者的大腦，讓大腦“重啟”，對嚴重的抑郁、木僵狀態有效。

保護性約束，就是當患者有嚴重的自傷、傷人風險時，用約束帶暫時限制患者的行動自由。

這”三板斧“對于急性發作、有自殺、傷人風險的患者來說有非常大的意義，它們能快速控制患者的癥狀，挽救生命，并且減少患者給社會帶來的傷害。

但它們雖然有用，卻治標不治本，只能緩解、控制癥狀，不能真正讓患者康復。

打個比方，對于患者來說，“三板斧”就像一個加油站——車沒油了，開進去加滿，又能跑一陣，但車子應該往哪里跑？加油站不會知道。

而CBT4.0（高維度認知行為家庭治療）則像一個“導航儀”，能為患者及其父母指明康復的方向，讓患者和父母知道車子該開往哪個方向。

在接受CBT4.0的過程中，父母和患者會提高自己的認知維度，比如認識到患病的根源不是基因遺傳、大腦神經遞質濃度異常這些生物學因素，而是內隱記憶層面的病理性記憶，從而消除病恥感且免于恐懼。

同時CBT4.0再為患者和家屬塑造出個人及家庭的高逆商，讓孩子在康復后，不再因為一點小挫折就產生新的病理性記憶，避免病情復發，這才是孩子康復的真正方向！

所以只有國內的精神科醫生知道什么是內隱記憶層面，進而掌握CBT4.0，他們才能真正幫助到患者！

至于那些還在對患者說“你這病是基因遺傳導致的”的精神科醫生——他們要么是知識庫更新地太慢，要么是沒有良心。

所以，國內的精神科醫生要意識到，即使自己沒有治好患者的能力，也要像姜濤醫生一樣，讓自己的認知維度達到“知道自己不知道”。

要知道，承認自己的局限，比假裝無所不能，更需要勇氣。

精神科醫生不是神，也不是騙子。他們大多是想治好患者的普通人，只是被困在了一套過時的系統里。

而我之所以力挺姜濤醫生，是因為他讓我看到了一線希望。

他敢說“我不知道”，敢承認心理創傷的重要性，敢在體制內走一條沒人走過的路。

我支持他，是因為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體制內的醫生——清醒、務實、敢突破。

我還希望，中國精神醫學界能有一次“獨立意識”——不再等別人出標準，而是自己推進C-PTSD在國內的真正落地。

這每一步，將會改寫每個患病孩子及其家庭的所謂“命運”！

所以，這一步，我們必須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