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寫了許多篇學習西方一些國家取得成功的原因，旨在提醒大家：這些國家成功的經驗，究竟在什么點上？有什么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我們采用什么樣的路徑，便可迎頭趕上？
絕對沒有媚這媚那的意思。如果我夸誰就是媚誰的話，那就和大多數男人不敢夸別的女人漂亮一樣——雖然他們走在大街上，看到形容姣好、氣質如蘭的美女，也會忍不住多看幾眼，心里暗暗贊嘆幾句：長得真帶勁。
如果家中河東獅也在身邊，他是屁也不敢放一下的。可如果他吃了什么一級保護動物的膽，敢出聲叫一聲好，我保證你老婆不會打死你，她肯定會大喝一聲：別人好，那跟別人去！這么媚外，怎么不跟他過？
這其實和大多數的噴子一個路數——叫好并不一定就非得跟著去。再說了，你跟著去，人家會要你嗎？
話說遠了。
一、成功路徑：不是人的問題，是治理的問題
我之所以會古今中外的比較來比較去，從多個角度說，其實就是想讓大家明白：成功的國家和成功的個人一樣，都有一定的成功路徑。這個路徑不是人的問題，而是治理水平的問題。
大家公認，華人是這個世界上最聰明、最勤勞、最能吃苦耐勞、適應性最強、最包容——最多的我都列舉不完的優點。可他們卻有一項最要不得的弱點，那就是治理水平不太行，尤其是公共治理這一塊。這一項短板拉低了他們的整個水準。
如果把這個短板補上，那華人的優勢，真的就會無敵。
二、所謂的“國民性”，其實是“治理邏輯”
我們所謂的“國民性”，其實并不是國民的問題，而是人性的問題。是人性里都有的弱點，不是哪個民族特有的。這種劣根性能被放大，說到底，仍然是治理邏輯出了問題。
這里的邏輯，最重要的有兩條原則：
一是重程序，二是不變通。
而華人則太會變通。上善若水，遇到任何問題，不是解決問題，而是繞過問題。問題沒解決，他的事解決了。所以導致他們對復雜細致的程序興趣不大，心里總感覺制度只是個樣子，總能變通，缺少對制度的敬畏和嚴守。
這才是根本的原因。所以我們一定要補上這個短板。
三、梁啟超100年前的洞見，今天仍不過時
梁啟超先生在《新民說》中說，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文中反復強調：制度改革是國家富強、學術發展、國民進步的根本原因。說中國的問題并非國民缺乏音樂、哲學等精神修養，而是專制制度、落后的政治法律制度，束縛了社會的發展。
他主張：變法之本，在于人才；人才之本，在開學校；學校之方，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
這段話是100多年前說的，放在今天看來仍不過時。
是的，人生下來本可以學學藝術，搞搞哲學，享受享受人生，看一看星辰大海——本來是這樣子的，搞一些滋養人身心的事。可是由于我們一直忽視了治理的重要性，或者說我們不懂如何達成一個自下而上、由表及里、細致而全面的治理模式，所以導致我們在別的領域取得的成就，總是在反復，不牢靠。
那么我們還得先回過頭來，再重新重視治理的重要性。
用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工具理性要優先于價值理性。
也只有解決了治理問題，才是解決其他一切問題的前提。音樂、哲學、科技、藝術等精神文化的研究才能真正落地，人的生命意義才能在健康的社會框架中實現。
四、好的治理，不是把人當工具
而我所說的治理問題，并不單指完備的法律和復雜的管理體系，而是一整套自下而上、每個人都能置身事內的內驅力，形成一整套社會聯動的有效治理——而不光是把普通人當成被管理的工具。
小到一個企業，大到一個社團，都是這樣。
好的企業治理，一定是人人能自覺維護，人人也能參與其中，人人都清楚自己在公司里的職責和作用的集體，而不是只是一個工具人，被動干活，消極應對。
這種好的治理，一定要讓員工有歸屬感、獲得感和被尊重的感覺，他才會積極參與到大家的治理中來，積極地維護這一系統的運行，而不是一個旁觀者。
再加之以獎懲分明，待之如兄弟；制度上杜絕管理漏洞，一是一，二是二，不通融，不變通。大家都覺得公平公正，那么大家都會維護。
于是正反饋便可形成，逐漸內化成一種驅動力。此時，一個好的治理便形成了。
好的治理，就是要維護公平正義，而不能讓歪門邪道大行其道。如果歪風和潛規則流行起來，人們便會拋棄風清氣正的正道，轉而投機取巧。
華人聰明勤勞，全球公認。但為什么總是差一口氣？
梁啟超100年前說：問題在“變官制”。今天，我們找到答案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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